1、车险业务持续承压，产险结构正由“车险主导”转向“各险种百花齐放”

1.1 车险“天花板”渐露，利润空间不断压缩

作为我国大多数产险公司的“龙头险种”，车险在产险业务中占比长期保持在 70%上下，其经营情况与产险公司整体发展紧密相关。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商车费改的逐步推进以及行业自律的不断加强，车险业务的增速和利润贡献能力已大不如前。

1.1.1 汽车消费持续低迷，保有量增速不断下降

由于车险承保标的的特殊性，车险业务的发展与汽车销量紧密相关。2017 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和我国居民部门负债率持续提高的背景下，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水平均有所下降，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汽车消费，导致我国新车销量增速持续放缓，2018 年增速由正转负。同时，在摇号上牌、限行等政策要求下，大中城市汽车保有量接近饱和，已基本达到动态平衡。2019 年，受到国五国六标准切换提前透支销量和消费者观望情绪的影响，全年新车销量持续低迷，且降幅由2018 年的-4.75%进一步扩大至-9.40%。

在新车增速放缓的同时，我国汽车存量市场也并不景气。民用轿车保有量在经历前一阶段的高速增长后， 2011 年起增速持续下滑，2018 年增速仅 10.39%。在我国汽车保有量曲线走平，车险的市场空间趋于稳定的大背景下，除了对每年新增客户的开发和持续维护，未来险企将对现存客户群体进行更加激烈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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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商车费改持续推进，车险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

三次商车费改，车险定价逐渐放开

2001 年，受加入 WTO 以及国际车险费率改革影响，我国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拉开序幕。2001 年 10 月，保监会在广东地区率先进行机动车辆保险费率改革试点工作，允许保险公司自主制定车险费率。2003 年，全国范围内废除统一车险条款费率，车险条款及费率由各保险公司厘定。此阶段改革欲通过激活产险公司内在发展潜能，整顿车险市场乱象，但受制于经营观念的老化以及配套监管机制的缺失，车险市场陷入过度依靠价格战和渠道返佣的非理性竞争格局，改革效果不达预期。

2006 至 2007 年，为整治车险市场乱象，保监会陆续出台政策对行业条款和费率标准进行了规定，以进一步改善市场竞争环境。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整，行业经营状况有了一定的好转，恶性竞争明显缓解，但车险行业再度进入相对统一的时代。

第一轮商车费改

随着 2015 年 2 月《中国保监会关于深化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和 2015 年 3 月《深化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公布，商业车险第一轮大规模费率改革启动。此次改革试点工作分批逐次进行，2016 年 7 月推广至全国。

首次商车费改重新拟定了商车险保费计算公式并修改调整系数，修订了行业规范条例，拓宽了保障范围。最大的创新点在于，此次费改放宽了保险公司自主定价权。

此次费改另一个调整方向是将费率与风险的关联性加强，无赔款优待系数浮动范围加大，使不同出险率人群的系数差异增大。费改前后，“连续三年无出险”与 “上一年出险 5 次及以上”的无赔款优待系数差距从 0.6 扩大到 1.2。同时，费改后保险条款增强了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维护，拓宽了保险责任，删除了部分免责条款，明确了索赔方式，有利于增强消费者投保积极性。

第二轮商车费改

首次费改在全国推广一年之后，2017 年 6 月保监会下发《中国保监会关于商业车险费率调整及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开放车险费率自主定价权，这标志着第二轮商车费改启动。第二轮费改进一步放开自主渠道系数和自主核保系数的浮动范围，同时细化了不同地区的执行标准，进一步加大了险企的自主定价权。

此外，本轮费改增加了对费用率和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率的监管，同时对渠道端费用的投入增加了限制，降低了中小公司通过加大费用投入抢占市场份额的意愿，车险市场竞争更加看重服务和产品。大型保险公司依靠在成本控制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中小险企只能通过寻找细分市场和差异化竞争等方式加强自身竞争优势，保住市场中的一席之地。

第三轮商车费改

9 个月后的 2018 年 3 月，保监会继续推进第三轮商车费改，开放了四川等 7 个地区的系数范围，2018 年 4 月完全放开广西、陕西、青海三地自主系数范围。第三轮商车费改继续放开车险自主定价权，在部分地区进一步扩大了自主系数范围，并在广西、陕西、青海三地试点完全放开自主系数范围。

在商车费改不断促进车险价格市场化，让利消费者的同时，改革倒逼产险公司实现车险产品精准定价，使行业逐渐放弃“费用战”、“价格战”的恶性竞争模式，转向以产品和服务为核心的良性竞争，促进车险行业可持续发展。在费改逐渐推进的背景下，车险单均保费不断降低，大型产险公司依靠市场份额优势并通过规模化经营，在微利时代实现规模收入双升，而中小产险公司被迫走精细化和专业化道路。与此同时，互联网保险依靠先进的产品思维、大数据实力以及扁平化管理等优势，在费改中逐渐实现弯道超车，成为传统产险公司的新威胁。

车险竞争逐渐恶化，费改效果不及预期

随着三轮费改的持续推进，车险费率不断降低，车险单均保费有所下降，商车险平均折扣系数也低于之前“七折令”的限制，投保人享受了更大的优惠，车险的投保率和保额水平也有所提高，费改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而对保险公司而言费改效果并不甚乐观，2015 年首次费改后，车险行业综合成本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分拆来看，赔付率明显下降，费用率却在不断上升，与费改初衷有所背离。更令监管层关注的是，2018 年起，在赔付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险企为了应对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获取更多的渠道资源，争取市场份额，在手续费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使车险的盈利能力承压。此外，行业集中度也不断提高，大量中小险企因为过度价格战和渠道高返佣而出现承保亏损。

在车险行业监管持续推进的同时，行业自律也在不断加强。2018 年 6 月出台的《关于商业车险费率监管有关要求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手续费等的报送要与实际使用一致，新车手续费取值范围和使用规则需单独列示。在车险业务本身增速下滑的情况下，报行合一的实施对于险企又是一项不小的打击。在费用的严格限制下，大型保险公司尚且可以依靠渠道优势维持承保盈利，而中小型险企的盈利空间被大幅压缩，部分险企因此放弃车险市场，被迫寻求转型。

1.1.3 科技飞速发展，车险市场将遇重大变革

在保险行业自身发展与变革的同时，汽车行业的技术革新也将对车险业务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无人驾驶技术已经逐渐进入商用阶段。我们判断，在无人驾驶技术广泛应用后，由于汽车驾驶安全性大幅提升，事故发生率会显著降低，车险保费空间可能进一步压缩，这要求险企在保费收入预期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成本控制能力。同时，在无人驾驶技术普及后，部分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将由驾驶员转变为汽车生产商，未来车险费用可能会包含进汽车价格中，车险将成为一种责任保险，需求方变为汽车生产商。为了进一步节约成本，打通产业链，汽车生产商甚至会依靠在技术和定损方面的优势成立自己的保险公司，这对传统车险业务构成巨大的挑战。

目前，已经有部分汽车生产商及互联网寡头开始积极布局车险业务，上汽集团旗下“上汽保险”已经推出智能车险管理平台“一车通保”，探索车主保险需求，试水车险市场。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也曾多次表示“特斯拉将推出自己的汽车保险产品”，未来险企将不仅仅面对行业内部的竞争，更有可能面临来自跨行业对手的强大冲击。

此外，2019 年 6 月 5G 牌照的发放，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在 5G 时代，物联网将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与生产，基于车联网技术的 UBI 模式车险（Usage Based Insurance）也将很快进入主流车险行列。与之相比，目前引起车险市场大震动的“商车费改”的影响甚至会变得不值一提，未来的车险将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条款，而成为高度差异化、个性化的定制产品。车联网风起时势必会影响整个汽车保险市场。综合来看，未来产险企业的产品策略和格局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否能够在这场风暴中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对各大产险公司来说关键在于能否把握时机，提前布局。

1.2 非车险“配角”戏份渐重，产险业务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在车险市场空间不断承压的背景之下，加快非车险板块布局成为众多险企的破局之策。从保费数据可以看到，非车险保费占比在经历近三年的快速增长后，从 2016 年的 26.24%提升至 2019 年的 37.09%并达到历史顶点。

意外及健康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和农险等几大非车险险种保费占比持续提升，成长空间打开。我们认为，随着车险市场改革的持续深入和技术的不断变革，产险领域正在经历从“车险一家独大”到“各险种百花齐放”的转变。

2. 三农工作继续提质，农业风险管理备受关注

农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第一产业，其发展一直都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我国第一产业 GDP 持续高速增长，2018 年达到了 64745 万亿元，占 GDP 总量的 7%。2003 年以来，粮食产量保持稳定增长， 2015 年达到峰值，2016 年后受种植面积和单产下降影响，产量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在 60000 万吨的高位之上。此外，我国主要油料作物和主要水果的产量也都在持续增长，农业领域发展一片大好。

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农业作为天然的弱势产业，不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还经常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不可控因素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有扩大趋势。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和绝收面积一直处于高位，2010 至 2018 年期间，仅 2017 年一年受灾面积小于 2000 万公顷，有三年超过 3000 万公顷。更需关注的是，农业受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受不同年份自然灾害情况影响浮动较大，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灾害事前预防能力仍严重不足。

因此，在农业受灾事前预防难度大的情况下，做好农业生产的事后风险管理成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业发展能力的关键点。农业保险作为现代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发展农险在有效分散和化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的正常有序进行、维持农民收入的稳定等方面意义重大。同时，农险属于 WTO 农业协议规定的“绿箱政策”，是国际上最重要的非价格农业保护工具之一。开展农业保险成为世界各农业大国合理运用 WTO 政策、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障体系、增强本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农业大国，在我国发展农险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前景广阔。

3. 与国际接轨，我国农险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多元化渐行渐近

3.1 经过多年发展，农险产品体系愈发完善

农业保险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划分，如经营目的区别、保险标的差异和保险责任不同等。根据经营目的被区分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按照保险标的划分则可以将农险区别为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而从保险责任的角度看，农险则包含了产量保险、成本保险、收入保险和创新型保险。

3.1.1 一主一辅，各司其职

我国农险市场形成了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以商业性农业保险为辅的产品体系。其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而商业型农业保险的经营目的则在于险企效益最大化。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尚未成熟，一些农业生产领域面临较大风险，特别是种植业和养殖业这两个重要产业在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下，对应的农险经营通常存在赔付率高企现象，令保险公司难以承受。政府介入以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出有效解决了上述问题。

与商业型农险相比，政策性农险的承保标的面临更大风险，这对承保公司的经营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其通常由头部产险公司和专门成立的农险公司承保。该险种的保险标的只包括部分指定农产品，并在特定范围内使用统一费率，同时为遏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制定了强制不足额投保的规则。相比之下，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种类繁多，投保人可以自取所需，自由决定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也存在一定的调整空间。和政策性农险相比，商业性农险更为灵活。

3.1.2 两业并举，构建农险主干体系

将农险按照保险标的类型划分，可以划分为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

其中，种植业保险以农作物及林木为保险标的，其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粮食作物保险、经济作物保险、蔬菜园艺作物保险、水果及果树保险、林木保险和其他保险。

区别于其他农作物，大部分粮食作物的生产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因此粮食作物保险通常以政策性保险的形式存在。经济作物相对于其他农作物来讲抗灾能力更差，生产过程中往往面临更大的风险，致使经济作物保险的费率高于其他种植业保险。蔬菜园艺作物保险的显著特点在于保险金额较高，这是由蔬菜园艺作物生产高成本、高产值和高技术含量的特点决定的。林木保险则具有明显低于其他种类种植业保险的保险费率，例如林木火灾保险的费率一般只有 5‰到 10‰。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产品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不断调整的农业结构使得粮食作物和普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占比相对下降，与此同时，牧草、温室大棚作物和一些特种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给其他种植业保险业务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潜力。

养殖业保险以饲养的畜、禽和水生动物等为保险标的，其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大牲畜保险、小牲畜保险、家禽保险、水产养殖保险和特种养殖保险。

大牲畜保险和小牲畜保险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保险标的具有更强的生物性特征。大牲畜的活动范围通常更为广阔，这就使得损失发生的原因五花八门，进而对大牲畜保险经营的风险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家禽来讲，即使是相似种类的家禽也可能具备差异化显著的生产周期，因此不同种类的家禽保险其保险周期差别较大。

水产养殖保险与其他养殖业保险相比，道德风险更易发生并且难以防范，这由于水产养殖对象死亡风险的大小与养殖管理中的防范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投保人对水产品是否精心管理直接影响到水产品的损失率及死亡、流失情况，进而影响赔付率。

3.1.3 责任覆盖面不断扩大，创新型保险将成发展重点

从保险责任划分的角度来看，农险包括了产量保险、成本保险、收入保险和创新型保险。

以农产品产量作为保险责任的产量保险是农险中最主要的产品类别，在市场中占比过半。2018 年起，为了进一步增强农险产品吸引力，充分保障农户的物权收益和劳动收益，促进农民增收，我国开始探索开展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保险标的暂定为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作物。

成本保险将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等农业生产总成本作为保险责任；收入保险则将农业生产产值作为保险责任。收入保险相较产量保险而言多考虑了农产品价格的因素，保险公司因此会承担相对更大的风险。

近年来，创新型农险发展十分迅速。不同于传统农险以农作物本身因灾害或疾病造成的损失作为保险责任，创新型农险大抵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农产品价格保险，另一类是气象指数保险。创新型农险多为商业型保险。

农产品价格保险将农产品价格作为保险责任，包括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和农产品价格保险等。以生猪保险为例，生猪价格指数一般以“猪粮比”作为参照系，即生猪出栏价格与玉米批发价格的比值，当“猪粮比”下降到一定数值之后触发赔付条件。但是，“猪粮比”难以准确反映当地生猪价格的波动，而直接采用绝对价格作为理赔触发参数的生猪价格保险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从整体上看，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致使保险产品难以定价这一长期问题仍是险企的核心关注点。

“保险+期货”的创新型价格保险模式是我国重点推行的新业务模式。在该模式下，保险公司基于期货市场上相应的农产品期货价格开发农产品价格保险。农业生产者可以通过购买保险公司的农产品价格保险来转移相应产品的价格风险。与此同时，保险公司通过购买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的场外看跌期权产品，以及通过自身农作物产量再保险渠道进行再保险，来对冲农产品价格下降和农作物减产可能带来的风险。最后，期货公司根据自身的专业优势，通过下属风险管理子公司在商品交易所的期货市场进行风险对冲，在期货市场的众多投资者中实现风险分散。

气象指数保险通过将风力、降雨、气温、干旱、霜冻、洪涝等气象指标中的一个或多个进行指数化，使每个指数都对应一定的农产品产量或收益，当气象指数达到约定触发条件时，由保险人进行赔偿。

3.2 产品分析：互为补充，扩大保障范围

我们以中国人保将玉米作为保险标的的三款农险产品（玉米种植保险、玉米种植成本保险和玉米收入保险）为例，分析这三种农险在保险标的规定、保险责任和赔偿处理等方面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