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3日下午，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今年单独授予瑞典生物学家、进化遗传学权威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以表彰他对已灭绝的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方面的发现。
他对已经灭绝的现代人类近亲——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还发现了一种以前不为人知的古人类丹尼索瓦人。他发现丹尼索瓦人约在7万年前迁出非洲后，向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智人转移了基因。对于现代人类来说，这种古老的基因流动具有生理相关性，例如影响了人类免疫系统对感染的反应。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付巧妹，曾经师从斯万特·帕博。十多年来，她和团队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从“土”里获得东亚首例灭绝古人类DNA，破译了东亚最古老的现代人基因组、我国四万年来人群的动态遗传历史及东亚特有适应性基因的选择机制等。
10月3日深夜，付巧妹激动地给导师发了一封邮件，向斯万特·帕博表示祝贺。在这位中国青年科学家眼中，斯万特很执着，想做的事情会排除万难实现它，并乐在其中。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她表示，希望此次诺奖颁发是对古基因组学这一“冷门”学科影响力的认可，同时也希望这一学科未来得到更好的发展。
斯万特·帕博（左）与付巧妹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谈导师：他崇尚自然，经常骑自行车上班
新京报：你曾经在德国马普演化人类研究所跟随斯万特·帕博攻读博士，在你眼中，他是什么样的科学家？在生活中，他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付巧妹：斯万特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非常执着，非常有热情。对于想做的事情，他会排除万难去解决它，而且这并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是很享受、很兴奋的过程。同时他也非常严谨，在研究过程中会质疑结果是否可靠。
在生活中，他崇尚并接近自然，经常会骑自行车上班，他并不受年龄的限制，有时候开会，他会带着跑鞋去跑步。
新京报：斯万特·帕博曾称你是他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是一位严师吗？在和老师学习的过程中，他曾经给予你哪些帮助？他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付巧妹：如果具备很强的能力、并得到斯万特高度认可，在他的团队中是非常开心的。但这也是个矛盾和复杂的过程，因为要想得到他的认可非常不容易，需要证明自己独立研究能力，对问题的导向的把握、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这个过程是困难的，压力很大，但是把这种压力转换成动力，就会鞭策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锻炼和提升自己。
斯万特是我人生中重要的精神导师之一，他让我知道坚定自己的兴趣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遇到困难并不是很糟糕，相反，执着解决困难的感觉可以很好。
那时候，我们经常每周都有组会。每次讨论的时候，一方面他很在意我们说的内容，同时也会追踪问我们做出的结果，并给出建议。这个过程有时候会产生辩论，因为他很在乎一些方法继续进行是否会得到可靠的结果，他会觉得有一些项目不太可信，甚至会质疑你是否应该继续做下去。但此时去说服他，他也是能够听进去的，但要拿出实在的依据或证据，去获得信任。
新京报：近年来，你带领团队推动我国的古遗传学研究进入世界前列。对于你取得的成就，他是否表示过鼓励？此次得知自己的导师获得诺奖，你是否向他表示了祝贺？
付巧妹：他很鼓励我，当时我回到中国做研究，他就很开心，希望我能用古DNA技术来探索中国境内是否有灭绝古人类的分布，是不是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灭绝古人类，他对这些问题和结果非常感兴趣。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一个研究方向，2020年，我们初步用沉积物古DNA富集鉴定方法从青藏高原“土”里获得东亚第一例丹尼索瓦人线粒体DNA，明确了这种灭绝古人类在晚更新世曾长期生活在东亚。不过，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他们与西伯利亚地区的丹尼索瓦人有怎样的遗传关系，对藏族人群的高原适应性基因有怎样的贡献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再持续去探索找到答案。
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很亲切。昨天得知他获诺奖的消息时，我特别开心，最后总算在凌晨的时候给他发了封邮件。因为我需要静下心来写这个邮件，希望将对他的尊敬和对他获奖的开心表达出来。
新京报：2009年，斯万特·帕博所在的德国马普演化人类研究所与中科院古脊椎所开展合作，成立人类演化与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在推动实验室相关工作方面，斯万特·帕博做了哪些贡献？
付巧妹：在实验室初期，他给了很多建设性的指导，对实验室的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我作为他的学生和合作的桥梁，负责采购设备、搭建古DNA实验平台。
2015年，双方合作进一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欧亚人群演化研究，一起合作提取了51个末次冰期欧亚不同人群个体的基因组数据进行分析，这个研究的设想是斯万特主要提出的，我当时担任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很高兴这个项目的工作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发现。当时在古基因组学领域是第一次针对万年前开展这么大规模研究，被学界认为“打破了之前的静态分析旧石器时代晚期单一个体基因组的研究模式，翔实地绘制出冰河时代欧亚人群的遗传谱图”。
后来在2016年，实验室还进行了升级，期间斯万特推进了很多合作研究，不过大多是有关灭绝古人类研究方面的合作研究，比如第二例丹尼索瓦人的研究、晚期尼安德特人的研究等，在东亚人演化研究方面还是保持独立的。
谈古基因组学研究：研究古DNA，可以对环境适应性等做出启示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此次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花落“冷门”学科古基因组学。你认为诺奖会给这一学科带来机遇吗？
付巧妹：说其“冷门”，是因为这个学科太基础了，很多时候让人感觉没有在应用等方面起到作用。有些人说斯万特之前已具备了获得诺奖的实力，但诺奖一直没有授予这个学科的科学家。
但其实就像诺奖提到的，它是很重要的基础，是解决我们人类自身问题的。所以奖项花落在古基因组学，某种程度上是很重要的突破。此次诺奖授予他，我认为是对这个学科影响力的认可。同时，也希望国内相关的平台能够给予这一新兴学科更多的空间，更好地发展它。
新京报：请你科普和解读一下，为什么说斯万特·帕博的研究有着开创性的意义？这项研究的难点在于什么？解密古人类的遗传信息，对于现代人有什么样的意义？
付巧妹：就开创性本身来说，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不停解决此前被认为很难逾越的问题的领域。比如以前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人在琥珀化石中获得古DNA，其实后来发现都不是，这些都意味着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要不断攻克难题，而且不放弃。
古DNA的特点是随着学科发展才发现的，发现古DNA的特点，首先就是一个难点。另外，古DNA容易被污染，导致研究结果不可靠。微生物的影响和污染可以通过基因组比对区分开，但现代人发现骨骼后接触到它，只要汗渍、唾液或者毛发粘在上面，样本就被污染了。
另外，古DNA含量很低，如何获得内源DNA并把它们富集出来？工作难度大导致工作效率低，如何通过自动化平台统计挖掘，得到可靠的信息？这些都需要在研究受限制的情况下，取得突破的技术，再进行后续的研究。
解密古人类的遗传信息，首先还是回答人类自身的终极问题，了解人类演化本身意义就非常大。同时，还对跟环境适应相关、和疾病相关的研究做出启示。比如尼安德特人留给现代人的凝血能力在远古时代是有益的，但在现代可能面临血栓的风险。“夜猫子”也与尼安德特人有关，他们喜欢在阳光变弱的时候活动。同时最新研究也发现，新冠重症易感人群可能与尼安德特人的一些基因有关。所以，这些研究内容对现代人是有影响和关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