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押沙龙在提到我观点时比较客气，说是“部分正确，但总体不对”，在他看来，性骚扰“真正的推动力量是‘权力’”，“非要说这是性压抑的结果，我是不太相信的”。我一位朋友就盛赞“还是押司脑子清楚”，“拿性压抑来说事，简直就像是为这帮人渣找理由了”。
社会学者王芊霓更直率，她说看完后当时“真的气不打一处来”，
要科普多少遍才够，这些性骚扰的加害者的行为绝不是由于无法控制欲望的冲动，或者是长期性压抑找不到女朋友，而完全是在针对容易下手的对象行使手中的权力。
我不懂维舟为什么会犯这样的认知错误，可能因为他是男的吧。
我尊重他们的不同看法，也理解那种义愤，只是对于将观点的分歧归因为我是男性这一点，略感遗憾。在我看来，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应该说我们讲的是不同侧面，彼此补充。
其实我们所讲的并不矛盾，只是他俩更注重性骚扰事件中的权力关系，着眼于更具体的场景，而我所说的，则如标题已点明的，是这一行为的“社会根源”——并不是说史航这些人都是因为性压抑才行为出格（我和他们又不认识，老实说无从得知），我在意的不是触发个人行为的直接动因，而是一种更抽象、间接的社会因素。
举个例子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涂尔干在其社会学名著《自杀论》中得出的结论是，“自杀的增加在欧洲是普遍现象，文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就越是明显”，这是“文明的代价”。在此，他把握到的是“文明”本身对个体精神状态普遍而潜在的压抑，难道你能质问：“什么鬼？你倒是给我找出一个人来看看，哪一个是因为太文明而自杀的？”
为免误会，我再完整表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在一个道德严格、性别关系保守僵化的社会里，性压抑、性骚扰乃至性暴力的发生率都会偏高，再加上中国社会那种既严格又放纵的道德观，会使一些人一有机会就释放被久已压抑的欲望。既然如此，那么想要通过加强道德约束来解决这一问题，很可能非但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反过来造成这类病态人格的多发，这需要我们全面反思和改造当下的两性互动模式和性别文化。
我当然深知，性骚扰行为深植于权力关系中，实际上，要说起来，性压抑和性骚扰都是同一个父权制礼法秩序的副产品。简言之，性压抑本身是和权力关系纠缠在一起的，而性压抑的释放往往也是如此。
当然，这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压抑的表现形式和释放途径会很不一样，也不是有了性压抑就会去骚扰别人。很多人都说：“那女性也在这一秩序底下，也有性压抑，怎么没去骚扰谁？”没错，那完全可能有不同形态。小时候看《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思慕梦中少年而死，长大后我才意识到，那其实也是性压抑。
记者李宗陶在采访过不少文化人，在《那些说不出的慌张》一书里，她提到有的艺术家如何将这种内在压抑升华：
在一个言不由衷、虚与委蛇的年代，除了个把例外，中国男人多是性压抑的。朱新建曾向栗宪庭坦白：我觉得我的内心太不能见人了；我太好色了，这种东西是不能跟人说的，就在小纸头上画啊画，然后把它们撕掉。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那些性骚扰者其实是家长制下的病人。原始社会没有性压抑，两性交往是自然的，也就不存在性骚扰问题，封建社会当然已有严格的礼法秩序，但至少也有妓院这样机构充当减压阀，然而，现代社会则是既压抑又没有减压阀的。
这既不是“为人渣开脱”，更不是说他们的欲望就必须得到满足，只是在说明一点：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如果性别不平等的机制无法改变，那么这种性压抑就会埋藏在潜意识里，释放时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在此，认知到这种性压抑的存在、批判这种权力关系都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