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不仅是英雄之城，也是教育之城，因为这里众多高校云集，培养人才无数。而今病毒肆虐，武汉封城，举国为之忧心。在多不胜数的大学校长中，我最惦念的是其中两位，一位是章开沅先生，一位是刘道玉先生。作为记者，我曾有幸多次采访这两位年高德劭的老校长。在我看来，他们是大学校长的卓越代表，也是中国教育界的良心。
章开沅先生
章开沅先生是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今年已经94岁高龄。1926年他出生于安徽芜湖，1946年考入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那时有一句话“北有燕京，南有金陵”，金陵大学是和北京的燕京大学齐名的。章开沅没有毕业就参加了革命，1949年随大军着南下，在中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工作。自那时起，他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这所大学和这座城市。
章开沅“本想当个跨马佩枪、文武双全的战地记者”，后来却走上了治史的道路。他以史家直笔写下了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煌煌巨著，将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国际。80年代中期，他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教会大学史。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在研究已故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的档案时，竟然发现他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这位美籍老师曾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并作了大量的实录与对外报道。章开沅首先将贝德士文献中有关内容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在国际上首次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该书一出，反响如潮。学界对他的历史正义感和学术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章开沅曾笑称，“我当校长是历史的误会”。因为他没有当过副校长，连系主任都没有做过，最大的“官”是教研室主任。1984年教育改革，在华中师大的“海选”中，章开沅得票最多。在采访中，他对我说：“我从来不想当校长，连系主任都不想当，于是我和教育部谈，当校长可以，每周我要有两天的学术研究时间，不然我不干。教育部也答应我了。”
有意思的是，在湖北省委主持的大会上，有人建议他讲讲打气的话，描绘描绘宏伟的蓝图。章开沅没有准备，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只勉强讲了几句，其中一句“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章开沅自己说，“我当校长干得挺舒服的，政治我不在行，有好意见我就吸收。我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然后一起往前奔。一个校长有多大本事？要靠大家的积极性”，“我做校长，与其说我是听上面的，不如说我是听下面的。”
更让今天的人不可想象的是，在六年任教期间，他没有参加过教育部一次大学校长会，“我说我太忙了，有的时候是书记去，书记不去我派副校长去。那时候教育部也没有哪一个说我对教育部不尊重，像我这样的人还容纳得下来……那时大家对教育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没有太多的忌讳。上面让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就让底下的人去应付。”
这位对上“应付”的校长，却赢得了师生的衷心爱戴。他给学生作报告一般不带讲稿，往往采用对话交流方式，学生总是听得兴趣盎然。所以当时的学生多年之后仍能复述他的若干“佳句”。退休后，他仍然居住在桂子山上，深研学术，同时关注时政，守护良心，对教育多有恺切直言。2014年他正式辞去 “资深教授”的名称和所有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津贴），成为中国社科界主动辞去“资深教授”第一人，是学术界一大佳话。他说，“在这个（体制内的）圈子里，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得到够多好处了，所以内心很不安”。如此淡泊名利、坦荡无私的学者，当今之世又有几人呢？
章开沅认为，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立的大学精神，源远流长的学脉正是其闪烁的大学之光，照亮民族，照亮人类。”只要回想过去的一百年，学脉一再被摧折，大学精神数度被打压，就知道这位具有历史眼光的教育家的总结既有对历史的沉痛总结，也寄予着对未来的热切希望。
刘道玉先生
2008年我在经济观察报工作，总编辑刘坚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听说我要去采访刘道玉先生，就给我讲了一则趣事：1988年锐意改革的刘道玉突然被免职，那年冬天恰巧降下一场罕见大雪，校园里一株百年老树被压折。大树倾倒，师生无不叹息。
刘道玉生于1933年，少年时的梦想是当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1958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留学苏联，曾被塑造成“反修战士”、“反修英雄”，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由此被推到领导岗位上。“文革”后曾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期间为恢复高考出力颇多。1981年，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消息称这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位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我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
刘道玉对专程来汉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必须发扬彻底改革精神，转变陈旧的教育观念，改革一切不适应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刘道玉的改革从学分制和插班生制度开始，凡是提前修满学分和完成毕业论文的优秀者，准予提前毕业和攻读研究生。插班生制度在当时不合法，报告送到了教育部，半年多没有音讯。他进京汇报说：“改革就是做前人未做过的事，应当允许失败。”插班生制度实施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当时的媒体赞扬“武汉大学是高校中的深圳”，因为它冲破了诸多禁区，导师制、转学制度等改革措施得到学生们的拥护。那时的武汉大学被称为“解放区”（意指思想极为解放），没有其他学校“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的规定，学生思想解放，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作为校长，刘道玉和他们之间沟通顺畅。学生把他当作朋友，一些学生从来不称呼校长，而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刘道玉说：“独立、自由和民主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没有自由民主的和宽松的校园文化，就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80年代是武汉大学历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时期。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深受国家各部委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特别是深圳市和海南省对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情有独钟。
改革当然有阻力。对于一个真正的改革者来说，是屈服于上级的压力放弃改革抑或是知难而进呢？刘道玉自觉地选择了后者，坚持走自己认定的改革道路。为此，他曾经与教育主管主要负责人进行过三次面对面的辩论。1988年，刘道玉被免职。《中国青年报》刊登新闻，导语写得非常耐人寻味，“５８岁的数学教授接替5４岁的化学教授担任校长，武汉大学顺利完成新老交替。”
从不把校长当官做的刘道玉却坦然处之。虽然有许多机会离开武汉大学，甚至到其他大学出任校长，但是他都拒绝了,一直坚守在珞珈山。我去采访他时，当年电影《女大学生宿舍》里意气风发的校长路石的原型,而今已是苍苍老者。因为中风后遗症,他的右手已经不能写字,但是他通过电脑键盘,艰难地敲出一篇篇文章,为教育提意见、陈建议，锋芒不改，犀利依旧。
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刘道玉先生对我说的话，“中国现在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而不是小敲小打的改良”，“改革要有胆识和卓识。卓识是知道改什么，胆识是敢于去改。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思想境界，就谈不上改革。现在，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改革家，时代呼唤这样的改革家，应当为涌现这样的改革家而营造民主自由的环境！”
我曾经走过不少大学，发现好大学总是有令人流连忘返的好风景。华中师范大学有桂子山，桂子山的桂花是武汉市秋天最醉人的景致；武汉大学有珞珈山，珞珈山的樱花是武汉春天最美的风景。走在大学校园，我常常想，一所好大学与一所普通大学的区别是什么？当然不是风景，因为有好风景的大学不一定是好大学。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提起一说好大学，人们就会想起一位校长，就像我们提到北京大学就想起蔡元培，提到清华大学就想起梅贻琦，提到华中师大就想到章开沅，提到武汉大学就想到刘道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很难辨别，到底是一所大学成就一位校长，还是一位校长成就一所大学？
当此非常时期，衷心祝愿章开沅先生、刘道玉先生身体健康，平安吉祥！
祝曰：
桂子飘香，珞珈有光。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劫波度尽，福泰安康 。
待得春来，上寿奉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