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教育的问题总是令人苦恼。这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应该学习人文学科还是科学学科？教育应该更偏向于物质还是精神？在教育中，我们是把灌输有直接实用价值的知识作为目标，还是试着给学生传递那些本身具有美好意义的精神财富？教育是不是应该尽快成为某一行业或职业的技术培训？孩子们应该被教育成谈吐不凡、举止得体的人吗？除了艺术家以外，艺术鉴赏对其他人来说有价值吗？
“教育焦虑”可能是当下最令家长、老师和学生苦恼的现状。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我们受教育的机会不断增加，但与之相对的，却是“教育焦虑”的愈发普遍。从孩子尚在孕育开始，作为父母、准父母的我们就已经将目光对准了学区房、胎教、早教等，而这种“起跑线焦虑”，不过只是“教育焦虑”的开始。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努力让广大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但如何才能达成这一美好的愿景，需要的可能是对教育本质的进一步了解。
作为英国新教育运动的代表，伯特兰·罗素认为，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养理想的人格，智力教育则是让孩子形成独立判断与思想的关键。同时，罗素强调，教育本身只是手段，儿童才是教育的目的，“儿童作为教育的目的，就要求关照儿童的个性，给予他们充分发展的机会。”在罗素看来：“我们未来必须实现的教育体制，应该可以给每个男孩和女孩提供现有的最好的机会。”
以下内容节选自《教育与美好生活》，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教育与美好生活》，[英]伯特兰·罗素，谭新木译，青豆书坊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原文作者丨[英]伯特兰·罗素
摘编丨安也
世界上肯定有许多父母，渴望让自己年幼的孩子接受尽可能良好的教育，但又不愿他们被大多数现行教育机构的弊病影响。父母面临的这些难题，是无法依靠任何个体的努力去解决的。当然，你可以聘请家庭教师在家里培养孩子，但这种办法剥夺了孩子的天性所渴求的伙伴关系。少了伙伴关系，教育必定会缺少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且， 如果让一个男孩或女孩感到自己很“古怪”或与众不同是极为糟糕的：这种感觉一旦溯源到父母身上，几乎一定会激起孩子对他们的怨恨，从而导致孩子会喜欢一切父母讨厌的事物。
这些考虑可能促使认真负责的父母，把孩子送到那些他们认为有着严重缺陷的学校，因为现有的学校几乎没有一所令人满意——或者即使令人满意，也不在自家附近。因此，他们被迫肩负起教育改革的使命，这不仅是为了社会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孩子的利益。如果父母的家境殷实，要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并不需要改善全部的学校，只要附近有一些好学校就可以了。但要解决工薪家庭的问题，除了改革小学教育，别的都无济于事。鉴于一位家长可能会反对另一位家长所希望的改革，除了大力进行教育宣传之外别无他法。但改革者的宣传效果不大可能获得证明，直到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才能看得出来。因此，对自己孩子的热爱驱使我们一步步涉及政治学和哲学的广阔领域。
我希望尽可能远离这个广阔领域。我将表述的观点，大部分都不依赖于我对当代的重大争论可能持有的看法，但完全独立于这些看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期望自己孩子接受到的教育，必然是基于我们对人性所持的理想，以及我们对他们要担任的社会角色的期望。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2004）剧照。
必须要说，我的看法都源于我教育自己的孩子时遇到的困惑，因此并不脱离实际，也不是空想，而且我希望这些看法能够帮助遇到类似困惑的父母理清头绪，不管他们是否同意我的结论。父母的看法极为重要，因为家长们通常缺少专业知识，即使是最优秀的教育者也经常受到他们的束缚。如果父母希望孩子获得良好教育，我相信不会找不到有意愿又有能力的老师。
教育要灌输有直接实用价值的知识，还是传递精神财富？
应该主要学习古典学科还是科学学科？在各种不同的考虑中，其中有一种考虑是古典学科是装饰性的而科学学科是实用性的。教育是不是应该尽快成为某一行业或职业的技术培训？这又与实用性和装饰性的争论有关了，虽然这不是决定性因素。孩子们应该被教育成谈吐不凡、举止得体的人吗？还是这只是贵族阶级的遗风？除了艺术家以外，艺术鉴赏对其他人来说有价值吗？应该采用语音拼写法吗？所有这些问题与其他的一些争论，都是或多或少地根据实用性与装饰性的矛盾而展开的辩论。
电影《无问西东》（2018）剧照。
然而，我认为整个争论都是不真实的。一旦术语被定义，争论就不存在了。如果我们广义地定义“实用性”（useful），而狭义地定义“装饰性”（ornamental），一方明显占据优势；用相反的定义方法，另一方又会取得胜利。从词语最广泛和最准确的意义上讲，能产生良好结果的活动就是“实用的”。而这些结果除了仅具有“实用性”之外，在其他意义上一定也有“好”的方面，否则我们就没有对它的真正定义。我们不能说一项有实用性的活动就是会产生实用结果的活动。“实用”的本质在于它有助于产生某种并非仅仅“实用”的结果。
有时候，在最终取得一项“好”的结果之前，会有一连串的其他结果。犁耙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可以开垦土地，但从本身意义上讲，开垦土地并无好坏之分：所以只有考虑到犁耙能让种子播进土壤这一层，它的实用性才体现出来；播种有用是因为它能产生粮食，粮食有用是因为能用它生产面包，生产面包有用是因为它可以维持生命。而生命必须有某种内在价值：如果一个生命仅仅是作为其他生命存在的手段而有用，那它就并没有任何实用性。
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生命有好有坏。所以当它作为追求好的生命的手段时，也有可能是实用的。我们一定会在某处，在这些环环相扣的实用性链条之外，找到链条所依靠的固定点。如果没有这个固定点，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实用性都不会存在。当“有用”被这样定义时，就不存在教育是否具有实用性的问题了。由于教育过程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它当然是具有实用性的。但这与教育实用性提倡者的想法是有出入的。这些人极力主张教育的结果应该是有用的：直白地说，他们会说受过教育的人就是知道怎样制造机器的人。
如果我们问制造机器有什么用，最终的答案是它们为身体生产必需或舒适的产品——食物、服装、住宅，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观点值得商榷的实用性提倡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将内在价值等同于物质满足的人：对于他们而言，“实用性”就是指有助于我们满足身体的需求和欲望。如果实用性提倡者真的是这样，那么当他在阐释某种终极哲学时，一定是错误的；但如果是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在挨饿的社会，他们将会是政治家的不二人选，因为对物质的需求可能是压倒一切的。在考虑这一争论的另一面时，进行类似的剖析也是必需的。
当然，将另一面称为“装饰性”是对实用性提倡者的一个让步，因为“装饰性”或多或少地被理解为不重要的。以“装饰”这一修饰语来形容传统观念中的“绅士”或“淑女”是很恰当的。18世纪的绅士口音纯正，在适宜的场合引经据典，穿着入时的衣服，熟知礼节，明确知道何时决斗可以提升自己的名誉。在《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中有这样一个人，
他悠闲地嗅着琥珀鼻烟壶，
儒雅地持着一根云纹棍。
他受到的教育是最狭义的装饰性教育，在我们的时代很少有人可以富裕到接受他那样的教育。在传统理念中，理想的“装饰性”教育是贵族式的：是以有一个富裕又免于劳动的阶级为前提的。历史上优雅的绅士和淑女引人回味，他们的回忆录和乡间别墅给我们提供了我们无法给后代提供的某种愉悦。但即便他们的优秀是真实的，也绝不高贵，它们是极其昂贵的产物。霍加斯（William Hogarth）的《杜松子酒巷》（Gin Lane）生动描绘了劳动阶层为他们提供这种优越生活所付出的代价。现在，没有人会提倡这种狭义的装饰性教育了。但那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电影《狗十三》（2013）剧照。
真正的问题是：在教育中，我们是把灌输有直接实用价值的知识作为目标，还是试着给学生传递那些本身具有美好意义的精神财富？知道1英尺等于12英寸，1码等于3英尺是有用的，但是这种知识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对于生活在使用米制度量地区的人来说，根本毫无用处。另一方面，欣赏《哈姆莱特》（Hamlet）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什么用处，除非碰到某人获得感召要杀死他叔叔这种罕见的情形。但它给人一笔精神财富，没有它令人遗憾，拥有它则会让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那些主张实用性并非教育唯一目的的人，则更偏爱后一类知识。
只有无用的知识才是真正有内在价值的吗？
实用性教育和其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大概包含三个不同的实质性争论点。
电影《无问西东》（2018）剧照。
第一个争论点表现为贵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者认为特权阶级应该被教导如何以自得其乐的方式利用闲暇时间，而从属阶级应该学会如何使自己的劳动变得对他人有益。民主主义者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显得有些让人困惑：他们反对给贵族传授非实用性的东西，同时又主张工薪阶层的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实用性。于是，我们就看到民主主义者反对公立学校的旧式古典教育，同时又要求工人们有机会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虽然这种态度可能缺乏理论清晰度，但在实践中却是基本正确的。民主主义者不希望将社会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追求实用性，另一部分注重装饰性。因此，他会给至今只追求装饰性的阶级更多纯粹实用的知识，而给一味只重视实用性的阶级传授更多纯粹娱乐的知识。但是民主自身不会决定这些成分应该以什么样的比例进行混合。第二个争论点表现为物质主义者和精神享受者之间的争论。
现代大多数富裕的英美人，如果通过魔法被带回到伊丽莎白时代，他们会希望回到现代社会里去。在那个时代，尽管有莎士比亚、雷利和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等名人，有优美的音乐和精致的建筑，都无法弥补他们没有浴室、茶、咖啡、汽车和其他那个时代不知道的物质享受。除非受到保守传统的影响，这些人比较偏向于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商品生产的数量和品种。他们或许能接受医学和卫生学，但是他们对文学、艺术和哲学却提不起丝毫热情。毫无疑问，这类人为攻击文艺复兴时期建构的古典课程提供了很大的推力。
我认为，仅仅通过“精神产品比单纯的物质产品更有价值”这一论断来反对这种态度是不公平的。我相信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但绝非全部都是真理。因为虽然物质产品没有很高的价值，但是物质的恶可能会严重压制卓越的精神。自从人类拥有了先见之明，饥饿、疾病，以及始终存在的对它们的恐惧，已经给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大部分鸟类死于饥饿，但是当食物充足的时候它们却很快乐，因为它们不考虑未来；而在饥荒中幸存的农民却永久地被记忆和恐惧所困扰。人们宁愿为了微薄的报酬而长时间地劳作，也不愿意死去；动物则更喜欢即时获得快乐，哪怕以死亡作为代价。因此，大多数人忍受着几乎毫无乐趣的生活，因为不这么做生命会变得短暂。归功于工业革命及其副产品，如今我们有可能创造一个人人都有适当机会获得幸福的世界，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如果我们愿意，物质的恶可以降低到很小的程度。通过组织与科学，就有可能养活和安顿全世界的人口，即使并不奢侈，但足以防止巨大的痛苦。对抗疾病成为可能，慢性病会变得非常罕见，也有可能防止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长的情况发生。那些曾经让人类潜意识变得黑暗，并在其发展中带来残暴、压迫和战争的巨大恐惧，也将大大减少，甚至变得不再重要。所有这一切对人类的生活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我们不敢反对能带来这种价值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应用科学将是主要的组成部分。没有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我们就无法建设新世界。
即便没有拉丁语和希腊语，没有但丁和莎士比亚，没有巴赫和莫扎特，我们依旧可以建造新世界。这是支持实用主义教育的重要论据。我强调过这一点，因为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如果没有人记得如何利用休闲和健康，那么得到它们又有什么好处呢？跟其他任何战争一样，反对物质的恶的战争也不能进行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以至于使人们丧失了欣赏和平的艺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至善之物，决不能在与邪恶的斗争中消亡。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个争论点。只有无用的知识才是真正有内在价值的吗？任何本质上有价值的知识都是无用的，这是真的吗？就我个人而言，年轻时耗费了大量时间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现在我认为这些时间几乎都浪费了。古典知识对我以后生活中所关心的任何问题都毫无帮助。和99%的古典文学受教者一样，我从来没有达到熟练掌握的水平，以从阅读之中获得乐趣。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学过的诸如“supellex”所有格一类的东西。这种知识的内在价值并不比“1码等于3尺”更多。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2004）剧照。
对于我来说，它的作用仅限于给我提供当前的举例而已。另一方面，我所学的数学和科学不仅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内在价值。例如为我们提供思考和反思的对象，以及在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里提供检验真理的试金石。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癖好。但我确信，从古典学科中获益仍是现代人中越来越罕见的癖好。法国和德国也有宝贵的文献，它们的语言很容易学，并且在许多实际方面都很有用。由此，赞成学习法语和德语的态度是压倒性的，就跟反对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一样。
为了更好学习，我们必须改进教育方法
我不是轻视这些没有直接实际用途的知识的重要性，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合理地要求：除非是培养专业人才，否则不应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传授技术性内容，比如语法。人类知识的总量和人类问题的复杂程度正在不断增长，因此每一代人为了找到学习新东西的时间，都必须全面改进教育方法。我们必须通过折中的方式来维持平衡。教育中的人文知识必定要予以保留，但它必须被充分简化，以便为其他的知识元素留出足够空间，如果没有这些元素，就没有可能通过科学创造出新世界。
我并不是想说教育中的人文知识元素不如实用性知识元素重要。想要想象力发育完备，就必须了解一些文学名著、世界历史、音乐、绘画和建筑。而且只有通过想象，人们才能意识到未来的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没有想象，“进步”将变得机械而琐碎。但是，科学同样可以激发想象。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天文学和地理学在这方面对我的帮助比英国、法国、德国的文学作品对我的帮助更大，我被迫阅读这些文学巨著，而没有感到丝毫趣味。这种情况是因人而异的：一个孩子可以从这个资源获得刺激，另一个孩子从另一个资源获得刺激。我的建议是，当掌握某一门学科需要学习不可或缺的困难技术时，那这门学科最好是实用性的，除非是为了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电影《无问西东》（2018）剧照。
在文艺复兴时期，使用现代语言的文学名著还很少，现在已经数不胜数。希腊传统中的许多价值可以传达给不懂希腊语的人；至于拉丁传统，本身价值并不大。因此，对于没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应该以不涉及大量繁重学习的方式来给他们传授人文知识。在今后几年的教育中，作为一项原则，应该将教育的难点放在数学和科学上。但如果有些孩子对其他学科有强烈的兴趣或特殊的天赋，也可以破例。死板是我们最应该避免的。在机械式的文明中，存在一种有极大危险性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主张牺牲所有的生活美学而追求所谓的“效率”。
可能我是一个老派的人，但我必须承认，我对“语言仅仅是一种交流的手段，而非美的载体”这一观点感到警惕。这种趋势是世界性的，但在美国尤甚。在儿童基金会（Children’s Foundation）出版的一本多少有点权威性的书中，我发现一些关于英语教学的评论似乎体现了我所谴责的这种倾向。例如：
25年前，小学生在学习中需要掌握的词汇量是一万到一万五，但近20年间的调查结果表明，典型的高中毕业生在他的学习以及今后的生活中，需要拼写的词最多不超过3000。除非他对某项技术有所追求，必须掌握一些特殊的技术词汇。典型的美国人在信件中很少使用超过1500个不同的单词；而我们之中，很多人使用的词汇还不到这个数的一半。鉴于这些事实，今天学校中的拼写课程是根据这一原则来设置的：那些日常生活中实际用到的词汇应该被掌握，并能够拼写自如，而那些以前教过，但以后可能不会被用到的技术性词汇以及不常用词汇正在被剔除。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奇怪的倒置。现在我们仍然普遍认为，一个人应该知道如何拼写他将要使用的单词，尽管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不会拼写，而且拼写的重要性纯粹是出于传统约定。但是，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目的，人们愿意牺牲充满丰富词汇的教学，要知道，离开大量的词汇，就不可能写出好文章，甚至不可能理解优秀的文章。重要的不是知道如何拼写单词，而在于如何使用它们。很明显的是，在那个孩子们要学习拼写15000个单词而成年人只使用1500个单词的时代是不教这一点的。学习使用词汇的方法是经常仔细研读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而非广泛涉猎。但是精细阅读并没有受到积极的鼓励。前面提到的《奥谢》一书，对学生有这样的描述：
他们被训练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阅读，这样他们就不会在获取整体意义的过程中，由于将注意力分散到个别单词上而停顿下来，因为在阅读过程中有意识地注意某个单词会耽误阅读时间，并且对理解书中含义的过程产生干扰。
我不知道受过这样训练的学生是否能理解这样的诗句：
美丽的塞布瑞拉
你坐在玻璃般的、清凉的、半透明的清流下，
倾听身边的天籁之音。
百合花编织而成的辫子，
蓬松的琥珀色长发垂下。
毫无疑问，有人会说现代人没有时间去欣赏伟大诗歌。然而，正是说这些话的人准备预留大量的时间去教年轻人如何科学地自相残杀。这无疑是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归谬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