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李一诺的履历，很容易把她贴上“人生赢家”的标签。
18岁保送到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拿着全额奖学金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分子生物博士，4年博士毕业， 28岁进入麦肯锡，花6年时间，以亚裔女性的身份成为全球合伙人。4年之后，又成为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现在，她是一名创业者，一土学校的创始人。同时，她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从商业、慈善，再到教育，这三个看似毫无关联的领域，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某种改变世界的可能性。
作为全球录取率万分之一的罗德奖学金评委，李一诺最喜欢它的座右铭：fight the world's fight（为世界而战）。
这也是李一诺的野心。
在长江商学院的课堂上，主持人问李一诺。如果评价自己的人生和选择，她会打多少分。
李一诺想也不想：“100分。”
她说，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女性更频繁提出，也更在意答案的问题。“男性才不会到处问别人，你给我打多少分。”她语速极快：“女性总是把评判自己的权力拱手让人。”
最近李一诺的好朋友正面对一个升职的机会。领导希望她去做院长，承担更多责任。这固然是很好的机会，但她又不想打破“过日子、陪孩子”的安逸现状。
当她问到李一诺的意见，李一诺再次想也不想给出答案：“当！”
相似的一幕也曾发生李一诺身上。面对要不要成为麦肯锡合伙人这个选择题的时候，李一诺最初的回答也是——不想。
而管理咨询圈十分受欢迎的“金发碧眼男”是李一诺的上司。此人能说会道，但做到的事情只有十之一二，完全是李一诺讨厌的类型。李一诺不想和这个人一样，靠“跑官儿”（合伙人的评选标准需要过去三年共事过的同事给出综合意见）当上合伙人。
如果这种人能做合伙人，而自己这样“优秀的、业务出众”的人，得给他打下手，那说明麦肯锡不是个好地方。如果自己离开，是麦肯锡的损失。
后来，她和一位很尊重的领导谈话，说起了这件事，对方没有安慰，而是很尖锐地指出，这是一个典型的酸溜溜失败者心态（sour loser）。“如果你走了，人家只会知道你不齿的人是成功者。”
另一位她很尊重的女性同事告诉她，只有一种办法能让你认为正确的事情成为一个更普遍的现实，就是你要做到，你得成为领导。
她花费了很多时间接受自己和自己的企图心，但她希望其他女性不必再走这些弯路。
李一诺现在把这种心理叫做“等待皇冠”。“我们（女性）总是倾向不出声，等待外界的加冕。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就是期待别人评价自己是100分。”她说，“那我们自己想要什么呢？”
李一诺28岁博士毕业，能看懂她论文的人，全世界不超过100个。但李一诺决定加入麦肯锡，而不是继续做科研。因为她感到自己“对过窄领域的知识了解得过多”（know too much about too little）。她还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和很多女性不同，李一诺毫不避讳自己的野心，也鼓励更多女性表达自己的野心。“大部分女性面对自己想争取的东西，总是有耻感、不自信。”
她在之后麦肯锡工作中收到的邮件发现，很多女性只要想表达自己的看法，都用“我可能是错的（I might be wrong）”开头。“真的特别奇怪。女性一旦表达自己的观点，就会先假设自己是错的。”对此她也反复回答——不要认错、不要道歉。如果你错了，会有人告诉你。
针对麦肯锡员工的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员工自我评价，普遍低于客户对她们的评价。李一诺也会想起初入职场那个给同事留一个语音（Voice Mail）都要练习半天的自己。
“想要就要。求上得中，求中得下。你有可能拿不到所有的，但如果你连想都不想，它怎么会实现呢？”她说。
而回到那个李一诺打出的100分。她当然不认为自己是完美的。“但我知道，我在每个时刻都尽力做到最好了，那就应该自信。”
诚然，李一诺一直是各种竞争的胜利者。
从山东省实验中学保送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又拿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博士。
在高中她总是第一名。就像大多数学校一样，李一诺总是被班主任安排和成绩较差的学生坐同桌。期望她能改造那个在考试上没什么天赋的同学。
作为胜利者，她却说自己丝毫“不享受（enjoy）”把别人比下去的快乐。她经常想起自己的高中同桌。“那时候1993、1994年，他随身带着一个大哥大，别人上课，他就谈生意。特别有意思。”最后，这个吊车尾的男同学靠自己做生意的天赋获得了成功。
“每个人适合的路不一样。如果一个教育体系告诉80%的人——‘你不行’，这并不合理。”她说，“而这80% 的人余生需要耗费很大心力，才能从这种全盘否定里走出来。”
面对自己的孩子，她也绝不屈从于这种焦虑感。
成为母亲之后，《让孩子拥有最快乐的一生》这本书成了她的宝典。里面提到的培养孩子“成功”的四条标准，也成为李一诺做母亲的准则。
不生病——没有因为自己照顾不周而出现健康问题；
不犯罪；
不自杀；
能自食其力，快乐生活；
看上去是个毫无野心目标，但李一诺却说这很难达成。“你要知道清华每年都有学生自杀。”
下午放学，拿着两根棍儿互相“战斗”是两个儿子最快乐的时光，李一诺就让他们开心打闹。很多家长看到这儿都会替她焦虑，打着玩儿的几个小时有什么意义。
“很多人说6岁不学英语就晚了，这种市井智慧纯属扯淡。”她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初一，13岁才会开始学很不地道的英语，一点不耽误我的英语好。”
2016年，几个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李一诺发现自己考察的所有学校都弥漫着关于前途的担忧和焦虑。公立学校与国际学校的唯一区别在于“公立学校要考985，国际学校的目标是常青藤”。
把自己向往、欣赏的教育模式实现出来，是李一诺创办一土的初衷。
一土希望培养孩子的能力是“认知自我， 学会学习， 沟通协作，追求美好， 敢想敢做。给孩子寻找确定性的出路并不是一土的使命。相反，李一诺想让孩子具备拥抱不确定的品质。
从一个构想，到在文渊阁办了开学典礼，只用了170天。但这种惊人的行动力之后，在资质、场地、师资、生源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是李一诺很难解决的。
每个家长都认为自己把孩子托付给了她和一土。于是总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校车的路线为什么离我家更远了？有家长把房子买在原址附近，可为什么一土学校又要搬走？
“要考虑新同学的地址，所以校车才要调整路线。关于一土搬家， 如果有办法，谁想搬学校？”
这个时候是他大儿子的某句话点醒了它。一次李一诺小儿子毫无理由地大哭，她想也不想就觉得是老大欺负了他。这时候大儿子非常冷静地对她说：Mom，you know it's not my fault. if you find somebody to blame, you will feel better. （你也知道不是我的问题， 但是你找到一个人责怪，就会好受一点）
“成年人也是这样，我们对不确定的焦虑，让我们急于找个人责怪。”她笑着对我说起这些焦虑，但在此前的一次演讲上，提起这些她哭了。“我常常想放弃，干脆不想做了。”
最近留住她的一件小事是， 有家长来一土参观，坐在长凳上， 学校里的一个孩子走过来 说， 阿姨好， 我看你带了手表，可以告诉我现在几点吗？这个对方告诉李一诺：她见过很多孩子看到陌生成年人就低着头走开，绝不搭话。但一土的孩子不仅有礼貌、开朗，还知道怎么借助外部力量，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
“每每听到这些微小的例子，你会感到自己和这所学校存在的价值。”她说，“还能怎么样呢，好好干呗”
李一诺这种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乐观、坚韧，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安全感。她的妈妈李莲娜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李莲娜是一个事业女性，几乎没有什么时间管李一诺。李一诺什么都是自己做决定。贪便宜，喜欢在地摊上买衣服，李莲娜也不制止。发现衣服还没穿几回就破了，她就再也不会买了。
甚至连“一诺”这个名字，都是父母离婚改户口本的时候，她自己取的。
李一诺总说自己和母亲毫无相似之处：妈妈花钱大手大脚，李一诺可以把一只羊皮包背到磨烂还是不买新的；妈妈做任何决定都随心所欲，李一诺永远要权衡再三。
但其实母女俩都是乐天行动派——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正确的选择，一定要捍卫。
上个世纪80年代，李莲娜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德国进修，需要从零开始学习德语。8个月的强化学习，每天早上5点起来背单词， 最后，李莲娜口语考试拿到了最高分1分（德国1分为最高分，5分为最低分）。
留学结束，李莲娜成了3000人化工厂的第一位女总工程师。因为看不惯单位一些人的品质作风，最后决定辞职。在九十年代从国营企业辞职， 就意味着“净身出户”。没有工资、没有社保，连房子都要交还给单位，可她想都不想，风风火火地离开了。
自称自己凡事都三思后行的李一诺也有这样的冲动时刻。
大学时代，她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校外看话剧，小巴车司机发现坐着20多个大学生，时间又很晚，就坐地涨价，从2块涨到5块。李一诺希望大家联合抵制这种乱收费，如果司机不同意，所有人就都下车。
但最后，这种力挽狂澜的英雄时刻没有来临。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涨价，只有她和另外两个人下了车，深夜被困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
“哪怕再小的事情，只要正确就要捍卫到底。大多数时候你可能会失败，但做出选择本身就是一次胜利。”李一诺说。
李一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母女间一件小事。初到清华，李一诺也会收到七十几分，这种高中从没见过的烂分数。每天压力极大。可她母亲看到她说了一句：“哎去它的吧，咱俩出去玩，放松放松。”
那时候李莲娜租住在南城的一间地下室。为了省钱，李莲娜宁可骑两个小时自行车，也舍不得坐一次公交。可看到女儿，十块钱一斤的猕猴桃，李莲娜二话不说买了四五个。母女两个人在路边就剥皮吃完了。那种想吃什么吃什么的安全感，对李一诺来说是极大的财富。
那个一心想让妈妈过上好日子的李一诺，也渐渐不那么在乎金钱上的回报。
在麦肯锡做到全球合伙人的李一诺，降薪三分之二、放弃优厚福利，选择加入盖茨基金会，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未来薪资涨幅大概和通货膨胀速度一致”。一个她很敬重的前辈评价这个选择无异于职业自杀；现在全职做一土学校，她干脆就在赔钱。
这其中的利弊得失，李一诺当然会计算。可她知道什么对自己更重要。
李一诺仍然在往前走。她的多年闺蜜、大学同学兼科学家颜宁说过，她们都害怕泯然众人。最终，李一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版本——“你不觉得我们很多人的人生是在梦游吗？看着在做很多事，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做。我是恐惧成为一个梦游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