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数字经济高质量视角看待目前的发展问题，以深圳作为案例，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当前的数字经济发展：
首先，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其次，深圳的数字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最后，深圳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该如何实现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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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是攻方，中国是守方
首先，数字经济是个龙兴之地，也是我国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抓手，也是稍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领域。
从城市角度来说，数字经济发达的城市都是国家发展的龙兴之城，从美国的硅谷，到中国的北京、深圳。
当前，数字经济正在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格局进行颠覆性重构。在工业文明发展跨越数字文明的过程中，生产关系、城市竞争格局、社会生活形态等各方面都在围绕着数字经济进行更新和迭代。
从数字经济竞争角度来看，欧美是攻方，中国是守方。
数字化是一个全球化共识，企业不转型会被淘汰，当然也有些企业转型会被淘汰得更快。
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城市也好，产业也好，甚至全球化都在经历一个新的变革，正朝着数字的全球化模式变革，因为全球跨境电商正在改变过去的贸易方式。
因此，数字经济是国运之战，欧美和中国的博弈主要围绕着数字经济进行，数字经济是主战场。
不管是软件与硬件的竞争，华为、阿里、腾讯与IBM、苹果、谷歌正代表中美，在各自领域进行竞争。两国企业不论是市场规模、盈利能力，还是全球化布局，我们还处于相对的弱势。
从大国博弈的战略需要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这些互联网企业合理的扩展、有序的扩展和健康的扩展，来保持这种竞争优势。
此外，全球数字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创新周期，面临着三个问题。
第一是策源，谁是数字经济的策源地。
第二是融合，过去更多是靠数字产业的发展驱动经济发展，接下来将更多是数字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与产业、城市、社会如何深度融合的问题。
第三是开放，我们如何构建一个商业的、能够在全球领域驾驭数字经济的生态，这比技术话语权要更加具有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下半场更多围绕数实融合进行深度发展，因而数实融合是未来最大的机会。
回顾我们互联网以来的数字经济发展历程，我们也能看到数字经济在中国的迭代，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十几年前有人说上海是互联网的沙漠，但现在可以见其发展之迅速。因此，笔者认为深圳在未来有更大的机会，与上海和杭州不一样，深圳有强大的制造业产业基础，因而产业的机会更多地在深圳。
当然，同时还有可能在北京，毕竟北京有大量的央企，这些央企都是产业航母，数字经济的平台企业能够通过国有企业的融合发展找到机会。
前文所述都是软件方面，其实在硬件方面也一样。
过去发展较快的地区肯定是北京和上海，但发展至今，深圳也追赶上来了。
目前“卡脖子”技术主要发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产业。
在产业链供应链的通用零部件领域，如欧菲光、立讯等，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我们缺乏高通芯片、Google安卓系统等核心部件和系统。
在硬件领域，过去我们最大的机会是来自于手机所形成的产业体系，不断通过技术和产品迭代驱动。未来，智能网联汽车等将是数字经济硬件最大机会，汽车将成为超级智能终端带动产业和经济的变革，并将影响和重新定义全球产业竞争的格局。
以一城看一国，大国要有大城。我也是从这角度说大城才是一国的龙兴之地，用城市定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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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竞争面临四大挑战
城市面临的问题也是国家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如何看待深圳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问题，数字经济发展的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数字软肋，如硬件的芯片、软件的操作系统。
第一，缺乏中枢型软件生态。
从统计口径看，数字经济以硬件制造为主，软件偏少。而美国的硬件相对比较少，更多的是TO B或者围绕软平台发展。基于此，深圳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标兵渐远，追兵渐近”。
比方说，深圳的龙头企业——腾讯曾经无限接近于美国巨头，但现在二者差距正在扩大，腾讯在市值、增速等方面都低于美国企业。而与此同时，国内还有杭州、广州企业也在追赶。
众所周知，中国的数字经济无“魂”，我国的软件系统是没有核心芯片的。过去我国是全球代工厂，未来还是否有机会？
“脱钩”带来的就是欧美连代工厂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你。面临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布局？对于从软件系统到EDA系统再到操作系统都没有的中国来说，软件系统其实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是生态问题、如何架构的问题。甚至华为引以为豪的“三亿多用户”，在中国的市场也显得很小。
第二是创新的突围。
深圳缺乏全球一流的创新要素、顶级实验室和科创人才。不只是国家实验室，企业实验室也很稀缺。虽然腾讯、华为都有很多实验室，但还是北京、上海居多。
产业和科技是互为孪生，相互成就，没有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数字经济难以走远。
第三是主体的实力。
数字经济企业实力的问题是当前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近三年中美公司发展情况比较，曾经两者无限接近，如今美国企业在增长，而中国大多企业市值在下降。企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没有资产的增值该如何融资？如何投资？尤其是华为，一年间的跨度如此之大。
再次是国际化布局问题。
深圳跨境电商领域一直以来都很有产品优势，但这些平台都是寄生于亚马逊的大平台下，过去一年多的封号，使得深圳跨境电商遭受灾难性打击。许多硬件和设施主要靠跨境电商走出去，但如今我们的产能变得难以出口。
此外，还有数字产业，无论是欧菲光还是富士康或者其他企业，受苹果的全球布局的调整，如今都在转场，前往印度、越南等地进行部署，因此深圳软硬件发展均受很大影响。
如何看待深圳数字经济面临的挑战？
综上所述，深圳的数字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课要补、有很多硬骨头要啃。尤其是关于数字经济生态的布局，或许比芯片的布局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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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大钱，办更大的事
数字经济是一场经济的革命，需要战略性、系统性谋划和布局，数字战略比任何一个战略都重要。
很多人将数字经济更多地归结为一个产业，或者一个产业集群，从这种角度思考数字经济。
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一个全系统的思维去看待或布局数字经济。在这方面杭州做得比较好，长期以来一直用一号工程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并且不断加强政策供给，举全省之力发展数字经济。而深圳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到位。因此，深圳现在如何布局数字经济，决定着其未来在全国的势能和位置。
最后，关于深圳如何实现数字经济新突围、塑造新竞争优势问题，笔者认为有“六最”突围策略。
其核心是数字化改革，应该让数字化渗透到管理的方方面面，以企业的角度进行推广。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推不动或者推得慢，就需要有最高能级的战略统筹。因此，数字经济应该成为深圳经济最高的战略，深圳要调整自己的产业体系。
目前“20+8”产业集群固然好，但没有形成集群的合力，数字经济需要航母、需要生态，不管是产业链供应链，还是软硬建设，都需要构建生态共同体，用数字经济来统筹“20+8”产业集群，将形成数字经济“航母”。所以，深圳需要重塑新的政策体系架构。
第二个策略就是推出最有竞争力的扶持政策，举全市之力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众所周知，深圳财政收入比较高，却没有将大量资金投入在未来最具竞争力的优势领域，而是分散在各个领域。
当然，也可以说深圳普惠，这是价值观问题。但笔者认为应该花大钱办更大的事。
此外，要用推动制造业的力度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但目前我们的领导还是使用过去的工业思维看问题。
过去补贴制造业，是看投入了多少生产设备等实体生产资料；而现在的数字经济投入的是人和研发开支，这些是不是固投、不是生产线、也不是大基建，是非实体的、无发票的，应该如何进行补贴呢？因此要将工业思维转变为数字化思维，或者将工业思维用在数字经济也可以，但是需要更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第三个策略是要打造最开放的数字经济生态。
这方面有两个关键词：开源+出海。
为什么开源？因为所有的硬件、装备、软件等，需要形成一个创新的共同体模式进行架构，建设一个能够兼顾中外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标准体系，用开放开源应对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断供。
其次，要有数字经济战略性企业培育工程，全面推动深圳数字企业出海，通过这些企业架构一个整体的数字生态，而不是分散形态。包括出海，也需要软硬协同。
此外，深圳市给企业更多担当和弹性空间，做更多的探索，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鼓励企业海外扩张，把深圳数字经济的触角伸到全球每一个重要领域。
第四个策略就是用数字让深圳成为“数智深圳”，让深圳更智慧，推动全面城市场景开放。
需要统筹全市，以大场景牵引创新，锻造生态。要大场景，不是小场景。
目前深圳最大的问题是小场景，各区为政，福田一套、龙岗一套、南山一套，过多的数据孤岛是行不通的，应该在政策或者产业等方面形成一个整体性架构。
第五个策略是架构更多的灯塔工厂群，把深圳打造成全球最具规模的数实融合新场景。
积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围绕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建设一批数字灯塔工厂，推动深圳成为全球“数字制造的母工厂”。
最后就是争取问题，争取中央最大力度支持的问题。
要把深圳数字经济打造成“国之重器”，就需要将数字经济放在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等战略高度。
笔者认为，数字经济是真正的国之重器，是能够真正与国际竞争，与美国竞争的事物，将把深圳推向全球并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与参与的能力。
综上，深圳需要具备国际大视野、城市大战略，开放全域式大场景，培育战略性企业，把自身打造为最数字化的城市，通过其构建成全球最大的数字场景，把深圳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第一城，面向2035、面向国际，打造全球数字化之都。
只有这样，数字经济才能真正地渗透到城市经济的发展中，才能给企业更多的发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