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有这种感受的人一定不是少数，而是大多数人。找工作越来越难，工资越压越低，这背后一定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要想把这个问题说透彻，我们就必须要回到最本源的问题上去，那就是内卷的社会形态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今天我们的社会形态，既可以用内卷来形容，也可以用“中等收入陷阱”来描述，而这种社会形态所导致的结果必然就是找工作越来越难，学历越来越集中，收入的增长也越来越低。
举个例子，过去我们有14亿人，百废待兴，因此这个时期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从一小块蛋糕到一大块蛋糕，在这个蛋糕越做越大的时代里，我们的经济飞速增长，我们的GDP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切的背后靠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靠着“人口红利”。
过去搞“计划生育”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太多，会导致饿肚子、资源挤兑的情况，但今天我们发现事实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加入了WTO之后，我们的产值连年增高，今天的人不仅不会饿肚子，还能吃上猪肉和牛肉，还能享受电影和旅游。
所谓的人口红利，其实就是靠着较为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生产大量的商品，凭借着物美价廉的优势，出口到欧美去，最后赚来美元外汇，再进口技术和先进仪器、引进外资，最后继续发展壮大。
在很大程度上，过去我们一直是按照这么一条大致相同的路径来发展的。
但这样的路径走久了，就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的问题。
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说，如果一个人出现了找工作困难收入增长困难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个人能力不行，难以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但如果在一座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有数百万人都在面临着这个困境，那这就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是一种群体现象。
而过去我们依靠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和生产力优势，以此来撬动我们的经济的这种模式，在眼下就遇到了一定的瓶颈，于是我们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呢？
根据百科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奉行GDP增长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由于道德沦丧、法律崩溃、腐败与两极分化严重，迅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使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垄断国家资源、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国家大部分财富，造成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民族主体性削弱、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的状态。
你看，从这个定义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部分答案。
从表面来看，今天我们的困境是疫情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因为人口红利减退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因为从增量市场来到了存量市场，蛋糕难以继续做大导致的。
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过去我们奉行的GDP增长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刺激了今天的房地产居高不下，又因为制造业升级的困难性，这就导致了我们困在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段。
要说制造业升级吧，目前我们的很多制造业依然是相对低端制造业，人力成本上去了，但利润却很难跟得上，于是导致了一部分的僵化。
而房地产今天的泡沫，虽然在过去拉高了GDP，我们的GDP中有四分之一都源自于房地产的贡献，今天的房地产泡沫化到了一定的瓶颈，自然也会导致经济增长跟着放缓。
而目前消费在我们GDP中的占比依然较低，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收入还偏低，导致很多人没钱消费，或者说不敢消费。
第二个问题是房地产的高昂售价，掏空了很多家庭原本的积蓄，于是原本应该把钱花在消费上的地方，被迫交给了房地产、交给了银行还贷。
这两个问题又进一步导致经济的放缓，于是体现在上班族身上，那就是找工作越来越困难。而对很多老板和企业主来说，由于增量时代已经过去，大家都在存量中竞争，自然竞争也就更为激烈。
这时候对企业主来说，一个比较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降低人口开支，例如裁员、降薪等等。
因此，我们看到今天找工作越来越难，工资越来越低，这看起来似乎是关于自己的问题，但其实是就业端和用人端的供需失衡所导致的，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找工作的人永远都是那么多，人口不会突然出现大规模的下降，除非是遇到强有力的天灾或战争，但对用人单位来说，问题却不是这么回事。
不管是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还是因为存量竞争大环境低迷导致的消费下降，这都会引起大量的企业和公司倒闭，于是就会有更多的人找不到好的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侥幸生存下来的企业，也会选择断臂求生，降薪或者裁员，以度过当下的危机。
因此，现在找工作难，那是因为公司也很难，甚至有大量的公司破产倒闭，才会出现待业人口的倒挂。
在市场机制下，如果出现了求职困难和薪资低的状况，那一定是企业端率先感受到了危机做出的防御措施。
春江水暖鸭先知，而这个“鸭”其实就是公司，餐饮业的个体户、连锁店、教培行业的大公司、小公司、房地产行业的诸多大小机构等等，包括过去如日中天的互联网行业，在今年也出现了各种财报数据的下滑。
当公司开始不好过，开始裁员、缩减人力开支以度过危机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上班族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找工作越来越难了，工资越来越低了。
总的来说，转型需要一个阵痛期和时间表，而纵观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都是以消费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欧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通常能够达到80%左右，而今天我们能够符合这个标准的，其实也只有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对大部分的城市和地区来说，消费低迷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因为收入不高，人力成本不高引起的，而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反而是抗风险能力更差的。
考虑到今天的新冠病毒和房地产因素来看，这种阵痛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