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查查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餐饮相关企业共注销吊销37.3万家，其中奶茶店8万家，快餐小吃店12万家，火锅店1.2万家。
简略的数据背后，是无数正在挣扎求存的餐饮人。
在抖音、小红书、B站、微博等社交平台上，“餐饮闭店”的关键词下，铺天盖地的是很多店主依依不舍地跟自己的店铺告别。
他们记录着疫情以来的坚持和挣扎，以及在最后关头倒下之后复杂的心境。
“不开业是等死，开业是作死”
关店已经成了餐饮业的“新常态”，有一些老板输光全部身家，彻底消失于行业中，迄今债务缠身，官司不断。
在商场做海鲜自助的贾松，也算一个。
2018年，贾松开始做海鲜自助。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家店就投了八十几万，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好在势头很猛，天天爆满，每天忙忙碌碌，9个月就回本了。
看着银行卡不断增加的数字，贾松上头了。
每天计划去哪里开分店，觉得自己这种天造英才，不去多开几个店就太可惜了。
到19年拓展成4家店，员工200多个。平均下来，4个店每个月固定成本要40多万。
自助餐跟中餐不一样，中餐是点一份拿一份，其它放冰箱。
自助餐每天必须摆出来，如果没人吃坏掉了就要扔，这都属于物料消耗。
并且做自助缩小规模的话做不起来，因为本来就薄利多销，靠翻台率。
虽然成本高，但客流量非常大，贾松从来没有为生意发愁过。
餐饮主要靠过年过节带动消费，贾松们至少要备十几天的货。2019年开始，贾松的好日子到了头。
年前，贾松并没有接到通知说饭店不能做，他安心的回到老家过年，结果初二就出不来了。
人等得起，菜等不起。
四月十几号去开门，大部分的原料都不能用了，损失大几十万，加上房租带来的损失估计有150万。
停业三个月，商场免了半个月的房租，不过是杯水车薪。几十万的员工工资和高昂的房租压到了贾松的身上，还得准备钱进货。
前三个月几乎没有现金流，要想把4家店都运作起来，贾松走投无路开始贷款、借钱。
贾松其实想过，如果疫情反复怎么办？
但那时候一心想跨过那个坎，借这么多钱心里也慌，也怕，得想办法硬着头皮往前走。
疫情之后，客流量上不来，这有两例那有一例，进商场还要保持距离。
那时贾松有想过先关两家，但店里生意也不是天天都差。
有时一天能做两三万块，有时一天只能做两三千块钱，就想着再撑一撑，看过段时间疫情会不会好一点。
不开业是等死，开业是作死，贾松天天为钱愁，根本睡不着。
要想着贷款、房租到期、员工工资，没有货了……
去年7月，贾松实在撑不住了，关了两家店，10月又关掉一家。
最后一家店，依然没挣到钱，当时已经亏掉了六、七百万，房子车子都卖了，钱也借不动了。
第三家店的员工就把贾松起诉了。
派出所直接到店里抓了贾松，商场看到他被抓起来，要求他们退场，贾松老婆只能签字。
贾松被关了3个月，原因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最后判了7个月，缓刑一年。
从看守所出来贾松颓废了很长时间，但小孩这么小，脆弱的时候只能自己躲起来哭。
那时他最怕的就是电话，打给他的不是要债的就是准备起诉他的。
今年是最难的一年，家里两个小孩，父母五六十岁，靠贾松老婆一个月两三千块钱的工资。
没钱交租被房东往外赶，小孩要生病的话都拿不出钱。
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把债务给去掉。
不亏就是挣了
在这一轮闭店潮中，面向消费者的餐饮店主们承受着最直接的冲击，而在他们身后、按客户订单进货的批发商们，日子也同样不太好过。
今年5月，批发市场的李冬要把鱼从葫芦岛拉到外地。
原计划是路过河北、江苏、浙江、拐到上海，再到福建，因为一车鱼七、八千斤，一个城市很难消耗完，要好几个城市来分。
一趟拉得少，成本太高，所以都是沿着路线一路南下。
车从辽宁出发，鱼车的温度不能超过10度，一路下来都必须补充大冰块。
降温到4度，鱼就会像冬眠一样，减少活跃度和耗氧量，温度太高鱼可能就会死。
结果南京不让下高速，杭州也不让，温州也不行，一直把鱼拉到福州才让卸。
当时说是司机到过河北的一个城市，带星了。
卸下来以后，换了一辆福州牌的车直达杭州，运费加了将近一万块。
折腾半天，鱼死一半，一斤鱼的成本将近40块，八九百斤鱼死了，损失了3万多。
现在很多司机不愿意跑长途，要隔离要核酸。
路上要是核酸过期，不能住宿，不能下车，还得再找地方测，折腾费劲。
所以现在跑长途都得加钱，按斤算之前2块钱，现在3块、4块钱找不着运的。
市场的另一个档口，做鸡鸭鹅批发的周丹丹，一年多来，眼见着整鸡批发价从8、9块一斤涨到了11块，现在卖出一斤只能赚几毛钱。
稍微卖贵一点，店主们就不来拿货了，“生意不好做的，赚份工资已经很不错了。”
为了赚到这份工资，她给自己定了一个KPI——每天都要卖掉至少100只鸡才行，不然算上房租水电，就亏本了。
过了晚上七点，市场的店铺陆陆续续都打烊了，周丹丹还在坚守。
“新鲜的鸡过了夜就要降价了，当天能多卖一点是一点，就少亏点嘛，不亏就是挣。”
市场里今年已经关了好几家档口，她心有戚戚，“实在不行，就只有考虑转行了。”
在市场卖蔬菜的蒋霞也不例外，最近时不时会接到饭店的退订电话。
以前一天微信能收2000块左右，现在一天就4、500块，去掉成本，整月的利润也就够个生活用度，但是也不能不做。
“没办法，都是熬的。你干的话，可能哪天行情好了，你就有点赚是吧？不干就啥都没有了。”
压死餐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内餐饮行业中，原料进货成本、人力成本以及房租及物业成本是成本中占比最高的三项，也是增长最快的三项。
餐饮人刘余，最终就被房租击垮了。
从熬粥工，到干采购，再到当服务员、收银员，之后又升了经理助理、经理，刘余在餐饮业摸爬滚打了8年。
直到2017年，刘余终于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
这家店开在城中村住户的活动中心附近，一到晚上，人们从各栋自建房涌来，好不热闹。
饭店生意渐渐有了起色，最好时一个月的流水将近30万，那也是刘余最忙碌的时候，一天只睡2个小时不说，还得挤出时间来研究口味。
自从疫情开始反复，刘余只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隔三差五就得关一次门，生意渐渐的变得极为惨淡，在他印象里以前不是这样，“以前生意都很好的。”
刘余也分析了一下原因：
疫情只是一个催化剂，去年饭店生意虽然下滑，但还是可以活的，因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在，怎么都能分一杯羹。
但是遇到疫情反复、经济下滑的时候，就不行了，大家都没钱了。
不是物价涨了工资就涨，现在可能日用都紧巴巴，哪里还有闲钱来打牙祭呢？
“1个月的房租三、四万块钱，3个月里多数时间没开门，已经赔进去10多万了”。
后来，能开业了，但必须在门口量体温、登记，餐厅里也不允许聚集那么多人，1张桌子相隔2米，原本2张桌子可以坐8个人，现在才坐2个。
翻台率低，营业额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基本上是赔钱状态。
“再加上猪肉一直在涨价，涨了得有三个月，店里用得多的五花肉，进货价从13块一斤涨到了23块。梅花肉也从17、18块涨到了27、28块，都差不多涨了10块钱。”
不知不觉五花肉价格都快翻倍了，隔三差五贵一点，几个月后回头一看才发现，啊，都涨这么多了。
刘余粗略算过，按目前经营情况来说，食材成本每个月增加了至少五六千元。
而他每个月的开支，包括店面租金、水电费、食材成本、住房租金、一家人吃穿用度、刚满周岁女儿的奶粉钱，要3.5-4万。
这没算母亲、妻子在店里帮忙的人工成本，他一直坚持着“即使是家人也要算工资”的开店理念。
“要是算人工肯定是亏的，有时候想还不如去上班。”
原本刘余也想着，疫情会不会很快过去，于是陆陆续续裁掉了店里的一些员工，也尽量在人本、原材料上缩减成本。
但交不起的房租，却是那“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当时房东很照顾我，减免了一部分房租，但我一直是赔钱的状态，还一直贴钱进去，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我把自己的车都卖了。”
坚持了一年多，刘余最后关闭了这家店。
结语
餐饮业在南方有个说法叫“一鸡死、一鸡鸣”，有此起彼伏的意思，寓意这个行业生生不息。
疫情加速了餐饮大洗牌，让餐饮人损失惨重，但也同时改变了我国餐饮市场的发展格局。
在最艰难的时期，一些人又吹响了进击的号角，开始想办法自救。
挑战与机遇并存，餐饮业仍然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