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5哲学系硕士”、“前《南方周末》资深记者”、“38岁失业”的标签让陈涛成为了一名网红。在“出名”那天的下午，他刚刚把骑了三个多月的电动车退给了车行，那台连Logo都磨损到无法辨认的车子，让他拿回了300块押金，这是他凑齐3月份房租的钱。
- 235岁问题是一个公开的职场焦虑，但没有几个人能甩开包袱，将自己作为公众解构的案例。现在的陈涛，将自己的毕业证书、论文、名片、工作履历，以及生活的窘境完全公开，陈涛几乎放弃了隐私。
- 3陈涛也清楚自己和很多人在行事节奏上存在的缝隙，他最悲观的自述是，“我其实没什么朋友。”没有朋友的陈涛，后来去了交个朋友的公关部。短暂的几个月，最后因为一个麻烦而离职，那件事的风波触及到了罗永浩。
“刚才我听到外卖来单的声音，以为是我的手机在响。”陈涛直勾勾盯着十步开外几个歇脚的外卖骑手。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一单要送什么、能挣多少钱，这是陈涛干了三个月外卖后训练出的条件反射。
在3月底的气温和市场都在回暖的时候，陈涛却在与积极的大盘反向奔跑，他的“训练”结束了，他退出外卖骑手行列，失业并似乎一无所有。
几个小时后，他的名字开始在抖音的推送流中被高密度地释放，并包装着“985哲学系硕士”“前《南方周末》资深记者”“38岁失业”的标签。
这几个具有魔力的文字，在抖音上打捞出一群陷入35岁焦虑人群的共鸣。
3月26日，在“出名”那天的下午，他刚刚把骑了三个多月的电动车退给了车行，那台连Logo都磨损到无法辨认的车子，让他拿回了300块押金，这是他凑齐3月份房租的钱。
房东在前一周给他发了语气严厉的最后通牒，“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你也尽快做决定好吧，别给我出难题。”
没有人想制造残酷，只是陈涛的生活本身已经制造了太多残酷的伏笔。送不了外卖、无业、38岁，陈涛躺在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不再介意生存的体面。
他把自己的求职意图发到了抖音上——985硕士毕业，投出去的简历98.75%都石沉大海，年龄过了35岁之后无人问津，我年前就开始送外卖，但现在外卖都抢不到单。看到青城山在招出家道士，但点进去看发现也不要35岁以上的……
这段以求职之名发布的内容，在其口述中，对简历反馈率精确的计算，暗含着强烈的积怨。
抖音的机器算法敏感捕捉到这段视频背后的尖锐意义，陈涛提炼的学历和履历关键词，让这段视频的传播迅速坐上了火箭。
当抖音的提示角标达到99+的时候，陈涛意识到了某种“失控”。留言看不完，成百上千条，19点52分，他开启了直播。
他解释，开直播的动机，是为了提高与网友互动的效率。
观众很快从个位数涨到百位，接着达到两千人、三千人，陈涛郑重地捋了捋刘海，压住了焦虑的发际线。
3月26日晚，他隐约感觉自己成为了一名网红。
35岁问题是一个公开的职场焦虑，但没有几个人能甩开包袱，将自己作为公众解构的案例。
现在的陈涛，将自己的毕业证书、论文、名片、工作履历，以及生活的窘境完全公开，他接受了《澎湃新闻》《新京报》《红星新闻》等各大媒体的采访，在他的微信和抖音消息里，仍有一群媒体邀约在等待他的回复。
陈涛几乎放弃了隐私。
“我以前还是很要面子的，也有新闻理想，但现在都被现实问题磨灭了。”他笼统地总结过去的自己，也不否认个人在职业规划上的问题，但他的感慨里又好像暗示着对社会的控诉。尤其当35岁危机在他的身上彻底爆发的时候。
他在流量的漩涡里把自己公开，对危机没有任何预案。
他的母亲在采访中打来电话，问他生活好吗，他说正在谈一个去高校当老师的事情。
当老师是他失业后最折衷的选择，他过去的哲学系同学毕业后几乎都走入了高校任职，他在12年前就脱离了那场哲学系毕业生最主流的“迁徙”，但现在当老师的愿望也开始变得渺茫。
在前一天跟导师的通话中，他得到了这样的回复——那个短视频的曝光，已经影响到他在高校任职的机会。
“我现在好像也没办法去高校了。”陈涛说。
曝光后的损失不止于此。在媒体行业，他也陷入信任危机。最刺眼的公开拷问，就是对他“到底是不是《南方周末》资深记者”的质疑。
一位《南方周末》资深记者在陈涛的短视频火了之后，曾透露陈涛在《南方周末》工作半年因没能转正而离开。
在陈涛直播的时候，有人开始就这个质疑一直刷屏。
“我当时挺慌的，本来想拉他上麦来说，但当时连麦的人太多，我也不知道怎么能让他上来。”他最后把刷屏的人直接踢出了直播间。
“陈涛这个人有很天真的地方，他不会说自己是试用期没过，他不会想这些的，他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你给人家印的名片就是‘资深记者’对吧。”一位陈涛在《中国新闻周刊》的前同事看过他《南方周末》的名片，她认为陈涛的资深记者身份没有问题。
“天真”可以概括他身上很多的行为模式，比如先行动，然后再考虑后果。
陈涛开始不停地向媒体解释这个质疑，但又不想强调孰是孰非，他担心与老东家交恶，又害怕因话题的扩大而遭至网暴。
“我在《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Vista看天下》都当过记者，我为什么当时只写了《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这是有选择性的，它更有传播点。”他没有考虑事后《南方周末》会站出来说他在单位里的表现，他以为名片就是“资深”的铁证。
“那个突然跑出来否定他资深记者身份的人，我觉得有点过分，不管是做了半年，还是试用期没过，人家应聘你的这个岗位就是资深记者。”陈涛前同事说。
陈涛不会处理这样的纠纷，对很多问题也都后知后觉。木讷的特质，在他的直播间里，被理解为淳朴和善良。
在他直播连麦的时候，碰到那些把他的连麦列表当“广告位”蹭流量的人，几个小时不下麦，他也不会做出任何反应。所有人都在催陈涛控麦，但直到第二天直播，他也没学会怎么控制这种混乱的场面。
他解释说：“他们为了排上麦，有些是花了钱的，我不好意思把人家踢下去。”
在所有的连麦中，有人会委婉指出他没有主观能动性、没有控制能力，但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骂他，大多数人都毕恭毕敬地称呼他为陈老师，希望从他身上获得某种智慧。
很多粉丝会凭着“985硕士毕业”“《南方周末》资深记者”这两个标签，不假思索地断定陈涛拥有优秀的为人和学识，从而让他们的态度也变得宽容和慷慨。
“很多人身边其实没有太优秀的人，他们看到别人的优秀标签，会轻易去相信他。”陈涛说。
陈涛也相信过一个学历标签的抗风险能力，他除了在《中国新闻周刊》有过4年的供职经历，其余的工作都很短暂。
一年、半年，甚至是几个月，《中国新闻周刊》和《南方周末》的履历，以及在《Vista看天下》的见习经历，让他的985学历锦上添花，以至于在媒体和公关两种文职工作间频繁地来回横跳。
他去过水滴公司、交个朋友、三联出版机构，还有一些没名气的公司。他从《中国新闻周刊》离职去当公关的时候，只有一个单纯的理由，新公司开的工资更高，后来这个理由成了陈涛跳槽的主线。
一位陈涛在水滴公司的老同事告诉字母榜，过去和陈涛在楼下搭伙儿抽烟的时候，陈涛经常会讲过去在媒体的工作，比如采访过的人、见过的事。老同事会不吝美言地评价陈涛知识渊博，但也会提到他和其他同事间的疏离。
比如公司组织去古北水镇团建，当所有大巴都开出去十几公里后，陈涛突然在群里问，“你们走了吗？”。
在那十几公里中，陈涛和公司彼此都忘记了对方。
“他那时候就是‘长毛拉撒’的，眼神有点直勾勾的，总穿着一身黑衣服，说话比较愣。”陈涛从来就不是公司交际圈里的核心人物，他徘徊在边缘，有时候比集体的行动慢上半拍，即使在我们采访的几位老同事口中，他们最频繁的交流都是在陈涛火了以后才开始的。
从公司的人事层面，这种性格的人很容易成为公司阶段性裁员的候选者。
他当时从水滴离职，正值公司的互助业务动荡的前夜。在2021年3月下线的水滴互助业务，公司内部早在19年就开始进行人事调剂，“大家知道互助关停，其实是互助很长时间不运营的情况下了。”
陈涛进入被裁的名单中，成了一家公司在业务收缩时，被剥离的一粒微尘。
陈涛也清楚自己和很多人在行事节奏上存在的缝隙，他最悲观的自述是，“我其实没什么朋友。”
没有朋友的陈涛，后来去了交个朋友的公关部。短暂的几个月，最后因为一个麻烦而离职，那件事的风波触及到了罗永浩。
当时一家媒体约了交个朋友公关部一篇老罗的稿子，公关这边认为可以代表罗永浩给媒体提供笔答和稿件审核，媒体最后将稿子发出，标题醒目地写着“罗永浩独家撰文”。
这件事当时似乎惹火了罗永浩，他当即在微博上转发这篇文章，并写道：“这文章不是我写的。虽然内容大致属实，但细节事实出入非常多。请予以更正或删除。”
陈涛主导了这篇稿子的对接和操作。
这件事在内部引起了不小波澜，常驻北京的公关部专程跑到杭州向总部解释，陈涛在杭州待了三天，很多同事都安慰他事情会过去，不会有事，但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在这家公司的日子到头了。
他不知道怎么和部门领导融洽相处，更不清楚因自己的介入而引发的“危机”，该如何捋清责任。
“做过记者的人，通常对严格的行政制度会有生理上的反抗。”前媒体同事说，“而且陈涛本身有非常简单的地方，他有时候说话会比较愣。”
不久后，陈涛从交个朋友离职。
那时候，他其实已经陷入求职的困境中，工作不那么好找了。
2022年，疫情让社会招聘成为所有求职者的难题，38岁的年龄成为陈涛求职的最大障碍，他投向求职平台的所有简历，几乎全军覆没。
无奈之下，他把简历投给了一家媒体的实习生岗位。
“这就是他天真的地方。你去应聘，人家肯定不会要你，就算你的能力再强、简历再好，HR也知道你已一定是去过渡的，但他们想要的是一个长期的员工。”陈涛的一位前媒体同事说。
事到如今，陈涛依然觉得自己被实习岗位拒绝十分荒谬，他不会去换位从HR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应聘实习生被拒后，陈涛开始尝试寻找门槛更低的工作。他问后来就职字节的同事，“你们招前台吗？保安也可以。”
老同事不知道陈涛说的是真话还是玩笑，几句寒暄过后，陈涛悻悻地结束了对话。继续在安静的求职平台上等待消息。
等待几乎在无望中渡过。
直到去年年底，他开始怀疑AI算法将他的年龄在求职平台中过滤，怀疑HR再也看不到他的四川大学硕士学历和知名媒体的履历了。
2022年12月，北京外卖配送人员告急，陈涛加入了闪送和外卖众包的队伍。
他将这一谋生决定赋予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响应国家号召”。
所有的入职手续里，没有一个环节需要和配送平台对接，他感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舒服，在App上能够完成全部的入职手续，只有租电瓶车，是唯一需要面对面处理的。
他跑到望京的一间租车行里，那里的客户几乎都是外卖骑手，他抽了三支烟等待其他骑手和老板办理手续，期间他数遍了车行的电瓶车，发现所有车都是旧车、杂牌子。然而这是他在网上能查到的推荐指数最高的车行。
12月28日下午5点半，正在望京的马路上熟悉电瓶车骑乘的陈涛，接到了第一个订单。
每一个配送过程都在慌张和迷路中度过，但没有超时，也没有事故。四个单子，68块钱，归纳了他第一天的工作成绩。
“最后一单是送一份大闸蟹，差不多有15公里，开门的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这段花絮，是他当骑手第一天最具体的记忆。“说实话，我当时特别希望她邀请我一起共进晚餐。”
第一天他脑子里所有的沉淀，都被异性的吸引力所占据，他开始浮想联翩，但手头的拮据又很快把他打回现实，直到3个月后，他依然对那段邂逅耿耿于怀，“那女孩的手机号没设隐私保护，你说我该不该告诉她，让她设置一下。我怕有坏人盯上她。”
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他想提供看起来善意的提醒，让邂逅有一丝进展，但他又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构成骚扰，平台明令规定不得骚扰客户。
他已经习惯了消化超纲的欲望，更实际的苦恼是89块钱买的头盔在三天后降到了69块。
几次送餐途中的事故，被他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蹭出血的膝盖和破损的电瓶车，概括了陈涛年初的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的几位老同事在一起聚餐，他们聊到陈涛，并在席间翻到他朋友圈的骑车事故，大家开始了解陈涛在做一名外卖骑手。
陈涛被一位老同事邀请到播客上接受访谈，讲述他生活的曲折。
他在节目里高度评价外卖员的工作体验，给骑手职业打出了9分的高分，他陶醉地描述深夜在马路上风驰电掣的快感，以及在疫情时的大量优质订单。
陈涛仿佛在描摹一种体面的新生，很多同事被误导地认为他享受这种身份变化，并相信他是有退路、有选择的。
然而当时的陈涛几乎已经别无选择。接近三月的时候，订单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
疫情放开，去年平台上配送人力不足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人满为患成为外卖骑手们强烈的共识，对于陈涛这样的众包骑手来说，再也没有10块钱的单子了，四五元钱的订单成为常态，且十分稀有，即便是在凌晨1点钟，每一个订单提醒都在稍纵即逝间被抢夺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