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分别是西南交通大学第十四届党委第24次常委（扩大）会议纪要、《西南交通大学专利管理规定》以及一份专利权转让协议。
此前，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发给西南交大的征调展品的公函把3份文件分别命名为：我国第一份基层党委推动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决策文件、我国第一份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的校级改革文件、我国第一份职务科技成果分割确权协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3份文件的背后，是一场突破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束缚、被誉为科技领域“小岗村试验”的西南交通大学“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
科技成果转化何以陷入“三输”困境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的18位农民按下鲜红的手印，冒着风险开启了“分田到户”的尝试，也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西南交大的这场改革，何以跟“小岗村试验”相提并论？且从西南交大电气工程学院李群湛教授的案例说起。
李群湛团队潜心研究30余年，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取得专利300多项，形成了新一代干线铁路牵引供电系统和城轨交流供电系统的技术体系框架。团队研制了世界首套同相供电装置，解决了长期影响干线铁路安全、高效运行的电分相、电能质量问题。在我国轨道交通大发展的背景下，这项成果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2011年9月，李群湛团队开始推动这项技术成果的转化，试图通过牵引供电技术全产业链的创新升级，解决“卡脖子”关键元器件国产化替代问题。不过，这个过程走得异常艰难。
由于上述核心技术属于职务发明，所有权属于学校，李群湛团队无法直接利用这些专利技术与社会资本洽谈合作。而合作方也担心因产权不明晰引发纠纷，甚至导致大量资金投入“打水漂”，迟迟不敢投资。
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西南交大土木工程学院杨其新教授团队的一项成果，是用于隧道及地下工程的喷膜防水材料，取得了多项专利。一家企业希望学校作价入股，对此进行成果转化。由于是职务科技成果，专利权属于学校，因此股权也只能给学校，而给教授团队的奖励审批程序十分复杂。这事儿搁置了五六年，成果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未能实现转化。
西南交大“以工见长”，特别是在轨道交通领域，产生了众多科技成果。但和中国众多科研院所一样，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科技成果躺在“书架”上，难以走上“货架”。
作为西南交大国家大学科技园董事长，康凯宁曾把科技成果转化困境形容为“三输”局面：教授拿不走股权，学校干不成科技成果转化，政府得不到科技型企业。他总结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存在“三道关隘”：一是“先转化、后奖励”带来的收益不确定性导致科研人员“不愿转”；二是担心定价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导致各级管理干部“不敢转”；三是科技成果技术成熟度低造成高校院所“没有成熟成果可转”。
在对诸多成果转化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后，康凯宁认为，要从制度层面打破“不愿转”“不敢转”的局面，进而破解“没有成熟成果可转”的难题。西南交大由此拉开了“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