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如下：记者|金淼近期，关于新冠肺炎“零号病人”的讨论不断。此前有消息称武汉病毒研究所女研究生黄燕玲是新冠肺炎“零号病人”，但是这一说法随后便被武汉病毒研究所辟谣。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流感病毒实验室研究员陈全姣二人也公开表示，可保证武汉病毒研究所目前无一人感染。
1月24日，国内专家发表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一篇基于首批确诊的41例新冠肺炎患者的文章显示，首例患者病发时间为12月1日。该文作者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主任吴文娟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首例患者年过七旬，患有脑梗、老年痴呆，患病后在家，没有前往过华南海鲜市场。因此关于该病例是否为“零号病人”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零号病人”，在流行病学研究上被定义为“原发病例”，其代指人类世界里第一个患病并将疾病传染给他人的的患者。
“对于新发传染病来讲，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找到‘零号病人’，真正的原发病例，可以追踪他的流行病学史、危险因素暴露史，确认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从而为探索病因和疫情防控提供更多的科学证据。”一位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学者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
研究者可以通过“零号病人”流行病史，了解病毒在人体内潜伏期、传播力。如果其本身没有发病，可以探究病毒是如何感染其他人的，并且能够推动相关疫苗、药物的研发。
但是“零号病人”的寻找并不简单。
“任何一种新发传染病，想要找到‘零号病人’，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不能说一点希望没有。但问题主要是难以提供可靠的、详实的证据来证明某个人就是原发病例。”上述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学者说。
SARS期间的第一例患者也仅为“指示病例”（卫生部门观察到的首个病例），而不是原发病例，“他本身是怎么感染的，他和动物有什么接触，这个在追溯过程中是很难追溯到的。”上述专家表示。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也在微博中表示了他对“零号病人”溯源的悲观态度。
“对于像SARS、MERS、埃博拉、艾滋病这些动物源头的疾病，一般这种追溯得一直到病毒从动物进入人体的这个时刻才能算是尘埃落定。可想而知，这项工作极大地依赖于流行病学家们对每一位早期案例的访谈和活动轨迹追踪，工作量很大，但是数据源头却不一定很可靠。”王立铭写道。
而1月24日《柳叶刀》文章中所提的2019年12月1日发病的病例，目前来看也属于指示病例，“指示病例需要结合接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影像学检测等，才能判定他是不是原发病例。”上述学者表示。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国家疾控中心专家透露，目前寻找“零号病人”的相关工作仍在湖北省疾控范围内展开。
而上述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学者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零号病人”的找寻很重要，但是当前最重要的是疫情的防控。
同时，王立铭文章也指出，在武汉医疗资源紧张的当下，溯源工作难以开展，但针对湖北之外城市的病毒传播规律、武汉患者体内病毒基因组样本的采集、中间宿主动物的寻找都会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新冠病毒。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最终科学家、临床工作者克服重重阻难，找到了“零号病人”，大众也不应“污名化”患者，毕竟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本身，而不是患者。
本文文章转载自新浪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