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辈子从事神经外科的临床和脑科学的研究工作，但在赵继宗看来，人类还远远未能揭开大脑神秘的面纱。
赵继宗，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外科学家，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院院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虽然光环加身、职务繁多，赵继宗仍然坚持按时出门诊、做手术。见到赵继宗时，他刚刚结束了门诊的工作回到办公室，稍后还要去手术室手术，中间抽空安排了新华网科技频道和中国科协“科创中国”平台的联合专访。
“我每周有两个半天的门诊，其他时间安排手术或查房。”赵继宗说，“一般时间安排可以调整，哪个紧急就先办哪个，但临床工作是常规，我每周一和周三上午出半天门诊，这是固定的，不能改，因为病人都是提前预约的，很多病人从外地赶来看病，很不容易，轻易停诊，这可不行。”
图为中科院院士、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赵继宗在门诊看诊
迈入网络神经外科时代
赵继宗是推动中国神经外科学科发展，并使之走向国际化的里程碑式人物。
据赵继宗介绍，世界神经外科有着百年的发展史，经历了经典神经外科、显微神经外科和微创神经外科三个发展阶段。目前，伴随着脑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医学影像学数字化和复合手术技术的出现和快速迭代，神经外科即将迈入第四个阶段——网络神经外科。
“人类大脑不仅是调节身体各种机能的器官，也是意识、精神、语言、学习、记忆和智力等高级神经活动的物质基础。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时，比如讲话，不仅脑的语言功能区在工作，也与视觉、听觉等功能区有联系，这之间的联系，叫做脑网络。人类大脑有800-1000万亿的神经元（神经细胞）和100万亿的连接。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认知神经科学家把关注点从孤立的‘脑区’拓展到更大范围的‘脑网络’。利用各种脑成像及神经电生理等技术，在宏观、介观及微观尺度上建立人脑的脑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图（脑网络），让大脑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显现出来，揭示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脑网络研究的进展推进神经外科学迈向网络神经外科阶段。”赵继宗讲解。
网络神经外科的发展，为难治性神经系统疾提供了更安全可靠的方法，使外科领域的手术更加精细，从临床角度提升了手术效果。与此同时，网络神经外科也为神经外科学开启了一扇通往脑科学研究的大门，比如癫痫、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病、抑郁症等，这些疾病的发病机理尚不十分清楚，现在通过神经外科开颅手术，开展对大脑内的网络系统的研究，有望对这些疾病的发病机理有所突破，赵继宗举例说。
他说，我国网络神经外科的发展与国际前沿同步。我国神经外科病人基数大，研究资料多，技术设备也都具备，完全可以支持临床研究。当前，国家对原始创新非常重视，为落实科技部发布的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的战略部署，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神经外科具备直接面对患病得大脑的优势，是脑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
比如，现在对帕金森综合征和阿尔兹海默症，通过脑深部电刺激疗法（DBS），提供了一种可以调节的可逆性治疗手段。又如慢性意识障碍，也就是“植物人”，通过脑深部电刺激脑机接口技术，将一部分病人唤醒，还可以判断昏迷病人是否可以恢复。再比如截瘫病人，通过植入电极和采用脑机接口技术，可以使一部分病人恢复肢体运动。“我们的这些临床研究在国际上都处于先进行列，并且有能力在未来立于领先地位。”他说。
尽管如此，赵继宗认为，“大脑的功能是人类生命科学的最后一个疆域，目前我们对大脑的了解还微乎其微。大脑神经细胞之间连接的量级，是天文数字，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
儿时立志行医救人
走进赵继宗的办公室，扑面而来的是鲜花带来的温馨，办公桌上、茶几上、沙发旁边的地面上，摆放了各色花盆和花束。“刚刚过了教师节，这些都是学生们的心意和祝福。”赵继宗笑着说。
抬眼望去，墙壁上和办公桌上的装饰也颇具特色，赵继宗逐一介绍了它们背后的故事。
图为患者为赵继宗制作的礼物
一个内装红色花朵拼成的心形的相框，让赵继宗尤为珍视。“汶川地震发生后，部分伤员转运到北京治疗，其中有位80多岁脑外伤的老先生，在北京治了一个多月，脑外伤本不算太严重，但后来因突发肺部感染，十分危急。我立即组织北京几位专家紧急会诊，经过几天的抢救，病人转危为安。后来老先生亲手做了这个红心，里面的每一朵小花都是他自己做的，字也是他写的，我一直留着它。”
图为患者为赵继宗缝绣的“百福图”
还有一副醒目的“百福图”，红色的底布上，100多个各种字体的金色福字，全部为手工缝绣。“这来自一位患脑动静脉畸形的20多岁的姑娘。她的父母和弟弟都有残疾，她患病后获当地政府多方帮扶，医院派我到当地为她做了手术，恢复得很好。这是她一针一线绣的，我一直放在办公室里，盖在我的电脑上。”这些来自病人的并不“贵重”的礼物，却饱含着深厚的情谊。
回首自己的从医路，赵继宗说，“我是从小就立志当医生的，在我上小学时，我的父亲得了急性阑尾炎，当时很严重，现在看来，应该是发展成急性腹膜炎、中毒性休克，十分危险。几经周折，我父亲被送到医院后，马上进行手术，第二天腹痛就好转了，一周后出院了。”这件事让童年的赵继宗大受震撼，“我觉得医生能治病救人，当时就立下了这个志愿，幸运的是，后来也如愿以偿考入医科大学，一辈子当医生，治病救人。”
学科交叉、医工融合是方向
相比医生，赵继宗对另一种身份“院士”更加谦虚。“其实我觉得自己谈不上是科学家，虽然我当选了院士，但是我接触过一批院士老先生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觉得距离他们还差得很远。”
赵继宗长期从事神经外科学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作为我国神经外科的学科带头人，他主持了国家“九五”至“十一五”脑血管病外科治疗课题。在国内推广规范化的脑出血外科技术，降低死亡率，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在国内率先建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平台，将神经外科手术从脑解剖结构保护提升到脑功能保护，推动我国神经外科学达到国际水准。
赵继宗指出，当前在以生命科技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学科交叉、医理融合、医工融合是生命科技取得革命性突破的方向。他强调，中国的脑科学研究是神经外科学发展的新机遇，需要学科交叉，研究脑认知功能，并与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开发新技术和医疗器械，展开脑重大疾病的临床研究。
“这是脑外科领域的共识，比如脑机接口，为脊髓损伤的病人植入电极，帮助截瘫病人康复，这不是医生可以单独完成的，需要研究计算机、芯片、材料等多学科的专业人员，大家通力合作，研究才能有所突破。”
“我要求我的学生，不仅要看好门诊和做好手术，还要做临床研究。我招收的学生，一种是有医学背景的临床专业的研究生，我会要求他们去掌握一些计算机、芯片方面的知识。另外，我也会招收有电子、纳米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等背景的研究生，组成跨学科、跨专业的团队，开展脑认知障碍疾病的临床研究。”赵继宗说。
他认为，科研工作中，最难的事情就是实现创新理念的突破，比如提出“脑心同治”概念。他以病人同时患有脑血管和心血管两种同源性疾病为例讲解，传统治疗方式是针对某一种病进行治疗，“心脏有病找心内、心外科，大脑有病找神内、神外科，各科治各科的病。但如果病人同时患有脑血管病，还有心血管病，该怎么办？先治哪个病，后治哪个病？”
“所以现在的观点是整体地去看待每位病人，要全面评估病人的病情。”赵继宗说，“脑心同治”提倡通过胸痛中心、脑卒中的协同配合，同时完成脑、心两个器官血管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这是一个重大的临床课题，也是目前我们临床研究的方向，全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和心内、外科医生，大家都在转变观念，致力于此。”
当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谈及科研工作，赵继宗指出，“科学家本人必须对科学、对某个科研问题特别执着。”
“这需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从事一个专业，能不能把这个专业当成事业？不能急功近利，也许我做这件事情，既没名也没利，但是国家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我就去做。”他说。
与此同时，“研究某个科研问题，结果可能成功，更多时候可能失败，科学家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包容，让他们能够静下心专注于研究工作。”赵继宗认为。
展望脑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赵继宗表示，“医工结合、医理结合十分重要，在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走出我国脑科学研究创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