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净值人群是谁？身家可观的这群人，又是如何保障手中资产的安全和不断增值的？
中国高净值人群是谁？
根据前述机构的介绍，参与本次调研的高净值人群800人(其中家庭净资产千万以上的主力高净值人群占比50%)，男女比例约为6:4，已婚一孩居多。平均家庭净资产7717.7万元，年收入平均195.8万元。他们中有25.6%的人认为财富自由的门槛(即可投资的金融资产)在5千万到1亿元之间，认为是1亿元的占比17.4%。
高净值人群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占比92.9%。高净值人群中有16.1%是“科技新贵”，在互联网和科技行业的风口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来自地产、建筑和金融行业的“老钱”一族依然是高净值人群聚集的领域，占比30.4%。这些人以企业主/企业高层管理者(38.0%)居多，其次是中层管理者(28.8%)。以民营/私营(33.8%)居多，国有控股(20.6%)其次，外资(17.4%)和国企(6.6%)仅排在第四、第五位，说明当前人才跟着薪酬的市场机制而流动，企业性质的固有观念已被打破。
高净值人群的日常休闲方式以旅游为主，其下依次是看书、自驾游、品茶、家庭活动及运动健身等，体现这一群体广开视野、亲近自然、自我提升的特点。
总之，这是一群年轻、充满活力、懂得生活品味，注重家庭，活跃在科技和互联网产业以及传统收入丰厚产业的人群。
若以个人画像来描述本次调研的人群，《白皮书》认为，他（她）应该是一个38.7岁的一线城市企业高层管理者，高学历，育有一子，年入近200万，家庭拥有净资产约7000万元。他（她）在科技/通信/电子相关的民营企业担任高层管理者，平时爱好旅游和看书。
总结来看，这群人具有“年轻”“高学历”“互联网”“科技”等特征，他们中不少人是“科技新贵”，在互联网和科技行业的风口赚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调研数据显示，家庭净资产均值为7718万，在1000万-5000万者居多，占比58.8%;年收入均值196万，200万及以上者居多，为26.1%。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如今的高净值人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家群体，受益于中国企业的股权制度改革，许多企业高层和中层管理者都分享到了企业发展的红利。新富阶层大多聚集在科技、互联网、电子、通讯行业，我们把他们定义为’科技新贵’，同时，传统的金融、地产等‘老钱’行业依然是高净值人群的培养皿。”《商学院》出品人兼主编汪静表示。
汪静认为，无论是“新贵”还是“老钱”，这些高净值人群具有年轻、高学历、喜爱亲近自然，珍惜与家人相处的特征，他们的视野更广、选择更多，也具有不拘一格自我定义生活的特征，而且他们很知道如何用好工具和资源来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
他们的偏好
《白皮书》认为，中国高净值人群在积极寻求财富安全避风港，健康、安全的投资规划是他们最为迫切的现实需求之一。
本次调研发现，高净值人群资产配置中，金融投资产品(理财、股票、基金、资管计划等)占比最高，达73.6%；购买保险的人数居第二，多于选择存款的人群。这说明，在家庭财富安全及可持续方面，目标人群的选择相对多样化，保险在财富保障中的作用得到了高净值人群的认同。投资不动产的人群数量已经下降到了第五位。
疫情对高净值人群的投资项目配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调研发现，55.9%的人计划增加金融投资产品配比，疫情前的配比为35.5%。46.4%计划增加保险配比，疫情前的配比为13.2%。
值得注意的是，高净值人群投资布局中，保险成为未来计划增加的核心产品之一，且未来增幅仅次于金融投资产品。可见，受疫情影响，对“安全感”的渴望激发了用户购买保险的愿望。
在财富健康的态度上，本次调研发现，在高净值人群目前金融投资方式中，金融投资产品(理财、股票、基金、资管计划等)占比最高，达73.6%;购买保险位列第二，占比45.1%;85.5%的高净值人群认可商业保险可以应对突发的风险，是家庭稳定的基石，也有财富传承的功能。而投资不动产已经下降到第五位。
在后疫情时代理财投资项目配比上，55.9%的受访者认为未来需要增加金融投资，46.4%表示未来计划增加对保险的配置，紧随金融产品投资之后。数据可看出疫情对“安全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也使得人们希望为资产寻找更安全的避风港。
就保险配置现状来看，本次调研发现，高净值家庭年平均保费为13.2万元，其中，年保险费用支出30万元以上比例近12%;购置主要渠道为代理人、银行和互联网。终身寿、年金等养老传承类产品受到高净值人群的欢迎，能够很好地满足其前两大意图——财富管理(财富保值、增值)和财富传承。
54.6%的高净值人群认为购买保险(比如养老险、对接信托的传承类保险)是财富传承的实现方式，在调研人群中占比最高。年金险具有类信托的功能，所有权始终由投保人控制，可达到移产不移权的功能。
他们是否存在集体投资误区？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芮萌认为，目前的中国高净值人群虽然身家不菲，但在财富管理上却存在误区。
特征之一是资产过于集中。人们将资产大量地投向房地产，或者存银行，在股票、保险和信托市场的资金配置偏少。
特征二表现在中国高净值人群投资的路径依赖。过去的20年间，中国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不少人在房地产投资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并且养成了投资房地产的习惯。但芮萌认为，未来这种投资习惯将会被打破。
“国家反复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改变，目前房屋自有率超过了90%，刚需人口的数量在下降，所以，未来靠投资不动产理财的方式可能会失效。投资者往往有着严重的路径依赖，在选择做怎样的投资时，通常会选择熟悉的标的。他们根据过去的理财经验来指导未来的理财，当买房赚钱成为一种信仰时，投资者不再顾忌房地产的资产泡沫，依然往里涌，这是有风险的。”芮萌说。
芮萌同时表示，中国投资者习惯按照短期收益率来衡量投资成果。缺少长线思维，或者说是缺少长线投资的耐心，在股票、基金、私募、信托等市场普遍存在，很多人等不了七年十年，而是要即刻赚钱。
“还要关注的是，中国近两年对于各种资产的监管正在发生变化。政府下决心打破刚性兑付，出台了一系列强监管的对策，但很多人依然凭以往的经验选择收益率高的理财产品进行配置，而不看背后的本金风险，甚至认为大环境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此还会按照既有的路径理财，一旦有亏损便不愿承受。”芮萌说。
特征三是高净值客户在财富管理中通常过于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财能力要比专业机构更强，因而在资产配置方面可能会犯一些在专家看来比较低级的错误。
这通常表现为不愿为专业的理财服务买单；仅按照收益率进行配置资产；家庭没有资产负债表，只知道大致多少钱，买了什么理财产品，但无从知晓自家的资产配置是否合理，是否与财富规划和个人的生命周期相匹配。
“过于自信的根源还在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财富的快速累积。财富来得相对容易，也使得这些人群过于自信对财富的管理能力。”芮萌说。
里昂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卢骏就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和需求给出了他的观点。卢骏认为，在实际的财富管理中，中国的高净值人士遇到的问题也不少，归结起来主要为两大类:
一是可配置的资产种类少。由于政策方面的限制，一些特殊种类的资产配置可选有限。许多财富调研报告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中国人的资产大部分配置在房地产上，导致资产配置不均衡。
在美国，由于股市成熟，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会把资产大量配置在美股上，标普年化收益率长期稳定在8%~9%。但中国的情形却不同，股市收益的偶然性很大，可配置的资产少，因而导致高净值人群在房地产上的配置偏高。
“大众眼中的房地产资产和学术界理解的是不同的。学术界认为房地产是风险资产，但在大众的理解中，房地产是无风险或是低风险的资产。因此无论净值高低，这都是客户喜欢配置的品种。在过去的20年里，房地产在中国人财富中的配置比例非常高。由于正处于整个房地产大跃进的时期，购买房屋的人财富增值也非常快，所以他们的投资并没有亏损，反而都有赢利，这是中国市场的特殊现象造成的。”卢骏分析说。
再者，针对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大多缺少针对家庭的个性化定制。由于没有成熟的财富管理理念，没有专业系统的服务，高净家庭通常会收到很多金融机构的产品推荐。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统性，导致在某些产品上重复配置，一些该有的产品却没有配置，另一方面，各家庭配置的资产大同小异，金融机构没有深入了解用户的真正需求，这是由产品导向引起的问题。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崛起了，但是却买不到与之财富相匹配的服务。
在卢骏看来，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在服务业领域有几百年的发展积淀，服务管理体系成熟。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高净值人群的出现也就是近十年来的事。法律配套、资产种类、境外配置的能力以及服务人才都相对缺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