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柔风细雨”的房地产市场，今年动了真格。
4月3日，央媒《经济日报》发了一个报道，盘点了各地祭出的调控措施，还有各部门实行的行政、金融、土地多种手段。
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3个方面的内容。
1，以各大热点城市为主的限购、限贷、限售政策，持续加码。
拿最近几天来说，3月31日，连涨多年的西安终于出手，新房和二手房均需网签满5年方可交易，调控目标直指投资客。
随后的4月2日，广州加码调控，人才房限售3年，新房实行“限价”，严打中介参与炒房，涉嫌有罪的要追究法律责任。
在西安和广州之前，上海、深圳、杭州、北京等多个热门城市，都已经使出了前所未有的严苛手段，提高增值税交易年限，发布二手房参考价，买房实行摇号积分，延长房屋限售时间。
这篇报道中提及了一个数字：短短3个多月时间，各地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累计超过100次。
2，住建部、央行、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发布的行政、金融、土地手段，更具创新性。
比如，从1月下旬至3月份，，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相继赴上海、深圳、北京、杭州、无锡、成都、西安等城市调研，要求坚决遏制投机炒房，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还有央行实施“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给各家银行房地产贷款定下硬性指标，遏制信贷资源流向楼市，前几天央行还专门召集24家银行开了座谈会，再次重申压制房贷额度，建行、交行、招行等多家银行也都在业绩会上表了态，将会严格审批房贷，压降房贷额度。
与此同时，自然资源部发布宅地出让“两集中”政策，遏制房企竞逐“地王”之风，各大热点城市已经陆续公布了今年的土地出让计划，一年供地3次，每次加大供地规模，可以预见的是，在强大的供应量下，非热点地块的溢价率必然会持续走低，从而压制房价上涨。
3，严打经营贷等违规行为，力度之大，堪称罕见。
所谓经营贷，本来是指服务于中小企业主或个体工商户，借款人可以通过房产抵押来获得银行贷款，这些钱用于其企业或个体户的经营需要。
这类贷款的利率很低，去年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不少银行的房抵经营贷利率降至4%以下，个别优质企业甚至能拿到低至3.65%的利率，对比同期的动辄5.4%以上房贷利率，“利差”直观可见，且可以先息后本还贷。
不少投机者名下注册一个空壳公司，然后把名下的全款房做抵押，就能顺利从银行贷出来低利率的款项用于购房，这种行为其实就是“骗贷”。
以前，因为按揭、房抵贷都是优质业务，银行对这种行为都是“睁只眼闭只眼”。
现在，在监管的高强度压力下，多个热点城市的银行开始“收网”行动，查首付，查企业资金流水，查购房资质，只要查到经营贷流入楼市的情况，抽贷，断贷，写入征信记录，骗贷触碰银行利益的甚至会“入罪”。
在梳理了如此繁多的调控政策后，这篇文章给出了一个结论：“房住不炒”的底线，不容突破。
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回顾过去这些年，我们还几乎没看到过，炒房客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什么代价，各地无非就是“严防死守”，不断提高购房门槛，延长社保个税年限，对多套房的投机者来说，他们要付出的只是房产的折旧成本，在高涨的房价面前，这点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事实上，今年楼市跟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政策端开始对“囤房者”实行“严刑峻法”了。
前几天看《检察日报》发的新闻：倒卖二手房遇资金链断裂，涉案1.1亿，北京“南城房姐”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位京城圈内有名的“房姐”，交易的房产主要分布在丰台、东城、西城、朝阳等区域。
至于具体手法，仍是“低买高卖”，“囤积居奇”。
第一步，她先是从房屋中介机构获取二手房房源信息，筛选和锁定一些业主比较着急套现的单子。
第二步，利用卖房人急需现金的心理，低价吃进房产，并安排指标人（即符合北京购房资格的人员）背房（即登记为目标房产所有人），从而持有大量二手房房产。
第三步，等寻求到愿意出高价买房的人员时，再将手里的房源大幅加价卖出。
这些环节说起来简单，实则需要大量绕开限购、限售、限贷的“灰色”操作，一般的“囤房客”还真做不到。
用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陆昊的话来说：“对这种竭力钻营政策漏洞，妄图操控二手房源，谋求高额利润的人，我们需要多措并举来确保‘房住不炒’。”
不管是经营贷“入罪”，还是“囤房客”判了无期，还有央行、住建部的行政、金融、土地等调控政策，包括京沪广深、成都、西安、广州等地持续加码的措施，抑或是都说明了一个风向：今年的楼市调控，将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
还抱有侥幸心理，试图通过假离婚获得购房资格，用经营贷、消费贷凑首付，用借来的钱撬动高杠杆，试图“打新房”、“快进快出”的人，大可以去试一试，囤的房子越多就越烫手，被查出来的漏洞也越多。
有些事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