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第一窟的东边有一个小山坡，大部分时候游人罕至，颇为清静。那里如今放置了一块形似山峰的岩石，石前有一方黑色的墓碑，上面镌刻着两行字：“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这是著名考古学家宿白的墓，2018年他在北京逝世，三年后，骨灰安葬于此。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是宿白的学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世之后）那个时候，很多宿先生工作过的地方都想是不是能够葬在（自己）那儿。后来他的子女决定葬在云冈，因为他的石窟寺研究就是从云冈开始的，他的几篇代表作都是关于云冈的，他第一次办全国石窟寺考古人员培训班也是在云冈。”
云冈石窟全景。图/视觉中国1942年，还在大学读书的宿白就在一次假期游历中，被云冈恢弘的崖刻大佛深深吸引。1947年，在北大图书馆兼任编目工作的他，整理善本时偶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这是1147年金朝皇统年间撰刻的一篇文字，记录了云冈石窟的历史和重修情况，原碑早已轶毁，拓本也不复存在，元末《析津志》抄录过此碑文，但并未刊印，明初编《永乐大典》时又抄录《析津志》文字，后毁于庚子之役，幸而光绪年间缪荃孙的抄本将这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1950年，跟随雁北文物勘察团的脚步，宿白又到云冈石窟进行了实地勘察。次年，结合已有的考古成果，他写出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后经反复修改于1956年第一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发表。这篇文章重建了云冈石窟的年代体系和后期的营建历史。
此后几十年，宿白始终保持着对云冈石窟的关注和研究，陆续发表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不仅对云冈石窟的艺术特点、历史背景等做了全面阐述，并根据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对洞窟的分期进行了划定，同时还提出“云冈模式”理论，一举确立了云冈在中国石窟寺历史上的关键性意义。
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宿白的研究也为云冈石窟研究开启了一个全新阶段。正如杭侃所说：“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美术史、艺术史，宿先生之后则主要是从考古的角度去做研究。”
1955年，宿白（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级同学在云冈石窟实习。真容巨壮，世法所希
中国石窟寺的历史上，云冈其实并不是最早的一处。
自公元前三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后，至公元一世纪佛像兴起，而后发展出了石窟寺。汉代时佛教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石窟造像艺术也随着往来不绝的驼铃声东渐，最先落地生根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大约开凿于三世纪的克孜尔石窟，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
克孜尔之后，石窟沿河西走廊才进入中原腹地。唐朝时，皇帝两度入蜀避祸，政治经济重心一度南移，石窟的火种又传入巴蜀，以至西藏。“我们一般把（中国）石窟分成四个大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主要是现在的四川重庆还有江浙一带、西藏地区。”杭侃说。
根据2021年开展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统计，国内现今保存有近6000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在如此庞大的规模中，云冈之所以位居四大石窟之列，享有盛名，不仅在于它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也是第一座开凿于首都的皇家石窟，更因为在它那些大大小小的佛像上展现着北方游牧民族中原化、西来像法中国化的演进过程。云冈石窟的出现，使中国石窟寺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宿白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指出，“东自辽宁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及其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
公元398年，拓跋珪击败后燕入主中原，定都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正式称帝。他既好黄老，也读佛经，曾下诏在京城为沙门始建佛塔、佛殿、讲堂和禅室，还把赵郡沙门法果招致京师，“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仍旧道佛二教并奉，从京城到各地广设佛像，还命沙门“敷导民俗”。等到太武帝拓跋焘掌权时，灭掉了佛教发达、塔寺甚多、僧人工匠无数的北凉，使凉州佛教东传，北魏佛教迎来了兴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