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潜心多年创作的长篇新作《宝水》，我读了之后有一些很是异样的感受，乃至意外的悸动。这异样与意外在于，她由报社女记者地青萍退休之后寄居山村的独特角度，描述了一个旁观者对于山村新变的亲历亲见，一个外来者对于乡村振兴的全情投入，在乡村田园风光与民俗风情的精细描绘中，向人们展现出当代乡村在时代潮动中悄然新变的可喜图景。
《宝水》里的女主人公地青萍由于丈夫因病去世，心情一直郁闷。因此她听从朋友老原的建议，退休之后去往位于太行南麓的宝水村，一边为老安看守民宿，一边调养自己的身心。在此期间，顺便接受了为宝水村建立一个村史馆的任务。就这样，地青萍渐渐地融入了宝水村的日常生活，还越来越多地介入了宝水村的各种工作：从特色化的民宿经营，到规范化的乡村管理，以及环境卫生的改善，村有设施的修建，乡村文化的保护，都有她流下的辛勤劳作的汗水，自身的沉疴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去除。由于把严正的主题寓于日常故事，把宏大叙事融入个人叙事，使得作品经由个人的身心治愈的寻常经历，带出了当下乡村革故鼎新的非凡历程。显而易见，《宝水》在近期的乡村题材写作中独辟蹊径，那就是由日常化中写乡村，在风俗画中看振兴，把“美丽”与振兴有效地衔接起来。
除去叙述角度的独特、叙事方式的别致，作品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不少方面，比如乡村之美的找寻、鲜活人物的塑造、叙述语言的经营等等。或者说，经由这些方面的相互交织，体现出作者的独具匠心和作品的突出特点。
引人寻味的乡村之美的找寻
坐落于豫北山区地带的宝水村，是把建设“美丽乡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这与长于乡村建设的孟胡子的工作意图不谋而合。孟胡子选中宝水村，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山村的自然条件容易在审美上出效果”，这里包括宝水的水，宝水的土，宝水的石头，宝水的树，“百年的柿子树梨树，二三百年的核桃树，三四百年的油松，五六百年的皂角树”等等。在民宿民居的修造上，孟胡子坚持原地改造、原样修缮，复现乡村乡土原有的自然本色。本着这一美学原则建成的老原的民宿、秀梅家的“山明水秀”、鹏程家的“小村如画”等民宿，都依循着这样的美学路线，又各具自家特色。宝水村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又坚定不移地向着“美丽乡村”一路行进，这样的坚守乡村的自然美、守护乡村的整体美的共识性理念，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地青萍也乘势而为，启动了收藏各式农具农物的村史馆的相关事宜，在收集农具农物时，得到了村民的大力协助，即便是小农意识浓重的大曹，也向村史馆提供了自己手工编织的荆篮。这些农具与农物，由乡村之物体现乡村之美，是村民们自己的美的创造。
作品中，作者不仅经由收集农具农物表现了农耕文化的传承与传统，而且还由遍布乡间的花草树木、乡村饮食的丰盈美味，多方面地表现了乡村的自然美、宝水的整体美。把这些联系起来看，可以说，《宝水》着力揭示的，是乡村本有的美的发现与再现，或者说是乡村美学的一次把脉与寻根。这使得这部作品以其鲜明的美学意蕴，在乡村题材写作中不仅脱颖而出，而且更高一筹。
令人难忘的新型人物形象塑造
《宝水》在日常化的乡村叙事中，着力塑造了性情鲜明的人物形象，乃至光彩照人的人物群像。作者在宝水村与福田村的两条线索中，都精心塑造了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的人物形象。仅宝水村一脉，由地青萍的走街串户和人际交往，就先后有村支书大英、老农妇九奶、妇女主任秀梅、会计张有富、团支书曹建华等人登场亮相，并且各以独特的性格与性情，令人过目难忘。
除去这些村里人，还有一些外来户，在宝水村或驻足落户，或驻村帮扶。这些外来户里尤以外号孟胡子的孟载的形象，卓有光彩并饶有新意。孟胡子带着乡村建设的项目来到宝水村，为宝水村的民宿改造和“美丽乡村“建设出谋划策、运筹帷幄。他在工作中努力践行“整体美”的意图，在生活中传播“乡村美”的理念，在宝水村实际上起到了文化启蒙、美育实践的独特作用。这个人物，从外在身份上看，职业经理人与乡建策划师兼而有之，从内在精神上看，传统的乡贤情怀与现代的乡村文明融为一体，实为新的社会生活和时代潮流孕育出来的新型人物。他在这个时代显露头角，也在这个时代大显身手。由孟胡子、地青萍和老原，以及后来的实习大学生肖睿和周宁等人，作品也写出了新的社会群体在新的时代的成长与进取，城市与乡村在人才方面的流动与互动，以及城里人与乡下人在乡愁情怀上的相互走近和彼此融会。这些都使得宝水村这样的“美丽乡村”的建设，实际上超越了乡村振兴的单一范畴和单一意义，更具有了与城乡衔接、联动发展有关的更为深远的意义。
耐人咀嚼的叙述语言的经营
与注重叙事的生活化细节相适应，作者在语言表述上特别注意情绪的舒缓、节奏的从容，尤其是对于豫北方言的妙用，既信手拈来，又精雕细刻，几近于炉火纯青的程度。
作品的叙事语言，能明显感觉到既细腻又敏动，甚至细腻到细琐、敏动到敏感的程度。这里，混合了女性看取事物与病人感知事物的双重特点，内里是疑惑与好奇，却披上了冷眼旁观的外衣。但随着作者由象城向予城、福田村向宝水村的不断移动，作品语言的调性也在逐渐改变，在细切的打量、新奇的印象中，热切的温度在逐渐升高。这种由冷到热的渐变，正好契合了叙事者从外在到内在、由被动变主动的姿态转化，使得作品的表述过程，既自然而然，又真切生动。
进入宝水村，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之后，作者在叙事语言上明显增强了对于地域方言的关注与运用，时常引用一些当地村民的口头语，并使这些口头语构成叙事语言中的关键词语。如“卓”（出色）、“景”（喜欢）、“典故”（故事）、“好儿”（吉日）等等。这些含义丰沛的土语、俚语，再加上“升来升去升到农村”的豫剧《朝阳沟》唱词，使得作品在语言表述上越来越向乡土化、民间化靠近，染上了鲜明的地域色彩，含带了浓郁的生活情趣。
《宝水》在乔叶的小说写作中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这自不待说。我以为，这部作品对于我们当下的乡村题材写作，也具有着一定的启示性意义。那就是，新时代的乡土题材写作，一定不能凭靠作者过去对于农村生活的已有印象去写作，一定要直面新的农村现实，深入进去，沉下身来，在亲历亲见的生活体验中，读懂读透当下农村不断变动着的生活现实和人们的精神现状，从外到内都要有精准的把握与有力的表现；其次，乡村题材写作除去“高举高打”的写法外，还有别的路数，别的方式，旁敲侧击不一定输于正面强攻，轻歌曼舞不一定弱于急管繁弦。在日常生活的精细叙事中，复现生活之美，揭示时代之变，不仅同样有效，而且更显别样。在这一方面，《宝水》着实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