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事件”对年轻的万海峰是一次精神上的重创
对他一生的性格和作风影响至深
2023年3月31日上午，最后一位原中顾委委员、原成都军区政委万海峰在卧床休息时安静离世，享年103岁。
万海峰是开国大校，1988年实行新军衔制后成为首批上将，这是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军衔。
他去世后，与他同批授衔的17位上将中，仅迟浩田一人健在了。他的去世，也为红28军的历史画上了句号。两届共372名委员组成的中顾委的历史，也翻过了最后一页。
上将万海峰，摄于2000年前后。图/受访者提供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万海峰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后，他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成都军区政委。
深秋时节，万海峰轻装赴任。到任后，他首先面对的是军区内部积累已久的矛盾。
成都军区机关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派性矛盾。粉碎“四人帮”后，在清查工作中又打击了一批人，机关内部团结出现严重裂痕。成都军区已有11年未召开党代会，这在各大军区是绝无仅有的。
万海峰上任不久就收到各级干部要求落实政策的大量申诉信。他与十二大后同时到任的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取得共识，成立了调查小组，要求有错必纠，错多少改多少。一些人担心这会否定那段时期的工作，万海峰提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勇于否定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全军区共为“文革”中受迫害的5300人平反，为被错划为“右派”的近千人作了改正，对2300件历史遗留案件中的1700余件改变了原结论或处分。1983年11月，中共成都军区第五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选举万海峰为军区党委书记，王诚汉为副书记。
万海峰面临的另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文革”中军队执行的“三支两军”损害了军地关系，这在民族关系复杂的西南地区尤其严重，其中矛盾最突出的是军队占用地方土地和房屋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军队要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因此，上任伊始万海峰就提出，要积极主动解决军地关系问题。
成都军区和四川省政府联合成立了退房领导小组。万海峰多次主持会议，逐一研究重大案子的解决方案。他强调，要尊重地方政府，绝不能与民争利。
陆军47医院与新都宝光寺有地产争议，虽然产权属于军方，但军区从宗教政策和支持地方发展旅游业出发，将5200平方米的地产和房屋无偿移交给了宝光寺。军区三局驻地当年多占用了无主荒山坡200多亩，军区主动把190亩好地和能耕种的坡地退给了群众。南充军用机场长期闲置未用，万海峰指示驻军将宿舍的平房改为楼房，收缩营区，腾出大片良田交给当地农民。
至1983年底，军区处理了259件较大的遗留问题，其中仅一个军就清退房屋56600多平方米、土地1680多亩，赔偿现金609万元。
“成昆之变”
进入1985年，酝酿已久的百万大裁军脚步渐近。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几次谈起，世界大战一二十年内打不起来。他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他反复说，军队要“消肿”。“肿”在哪里，主要是肿在各级领导机关，再就是大军区。
按照总参谋部初步拟定的精简整编方案，三总部机关人员编制将精简一半，原来的11个大军区合并成7个。
1985年3月，消息传来，成都军区将被撤掉，合并到昆明军区中去。4月，全军各大单位参谋长会议在京召开，讨论后的方案仍是如此。这很自然，因为当时昆明军区是全军唯一有作战任务的大军区，邓小平曾三次通令嘉奖参战部队，胡耀邦曾亲临前线视察，还题词“国威军威看西南”。
这一消息在位于北较场的成都军区大院中引起了巨大的波动。在建的现代化通讯情报中心大楼，挖好的地基三次填平，又三次重新动工，足见其波动之剧。万海峰和王诚汉尽力安定人心，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同时也在组织人力，对保留成都军区的合理性收集论据。
昆明军区政委谢振华形容，在定案公布之前，一种“到底鹿死谁手还很难说”的想法仍在大家脑中萦绕。
1985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方案就要最后“定盘子”了。
万海峰和王诚汉召集一起来参会的成都军区军务部部长刘国斌、干部部部长程功明、干部部处长李德义开会，商定在军委做出最后决定前按正当程序向军委反映意见。李德义执笔，连夜起草了《关于昆明、成都军区合并后定点问题的几点想法》的建议信。
信中提出，大军区定点要有利于作战指挥，便于组织部队向其他战区机动，因此设置上应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稳定性，不宜过于靠前。信中强调，成都到昆明、西藏的交通和通信设施比较完善，特别是成都到拉萨一线经过30多年建设，公路、通讯、仓库、兵站等都比较完善，而仅仅新开通昆明到拉萨的通讯线路一项就需要投资上亿元。
信写好后，以万海峰和王诚汉的名义，分送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以及军委副秘书长杨得志、余秋里、张爱萍和洪学智。在军委扩大会议分组讨论会上，万海峰和王诚汉又根据这封信的内容作了联名发言，得到不少人的响应。
总参谋长杨得志征求拟在昆明、成都军区合并后出任新司令员的第一军军长傅全有的意见，傅全有说，领率机关驻地应该从长远考虑，云南边境的战事是阶段性、局部的，不是永远的战场，一旦战争结束，昆明偏于一角，对于整个军区部队建设和管控西藏方向都是不利的，定点成都更有利。副总参谋长何政文兼任军委精简整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最初支持定点昆明，这时也改变了看法，向军委提出了定点成都的建议。
6月3日下午，方案将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上公布，成为定局。当天中午，成都军区的人比其他人早两小时得到消息：“定了！变了？？？？”
新组建的成都军区包括云、贵、川、藏三省一区。6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新的军区领导班子。65岁的万海峰担任政委，是原昆明军区和成都军区班子中唯一留任的，新组建的军区党委共8位常委，除他之外都是从军级领导职务上提升上来的，新班子平均年龄54岁，比过去老班子年轻10岁。
在万海峰的带领下，新班子在“择优任用、一视同仁”的前提下，在干部调配中大体做到原成都、昆明两个军区各一半。机关住房紧张，万海峰动员原成都军区机关干部优先照顾来自原昆明军区的干部，并把一幢刚建成的宿舍楼全部让给由昆明来的机关干部及其家属居住。
8月23日，在新落成的成都军区大礼堂召开了欢迎昆明军区机关干部大会，成都军区翻开了新的一页。
百岁上将
1987年，万海峰在十三大上当选中顾委委员。这年，孙德阁成为他在北京的驻地的工作人员，他回京开会时，孙德阁经常陪同。
孙德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顾委开会地点在中南海九号会议室。一些久经沙场的委员们发言果敢，即便最高层领导莅会他们有意见也直言不讳。相比之下，万海峰算是中顾委中的“小字辈”，发言不多，很讲分寸。
1990年，万海峰达到最高服役年限，退出军队领导岗位。1998年9月，他正式离休。
从那以后，他每到一地，哪怕只能逗留三五天，也要留出足够时间去探望当地的老战友、老部属。离休后五年里，他看望了240多位老战友。
每次他对秘书孙德阁讲起自己的老领导、恩人高敬亭，都会流泪。
1933年，红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28军政委高敬亭在行军途中“捡到了”快要冻饿而死的红军小战士万海峰，破例将13岁的他收入麾下，留在身边做勤务员，对他视如己出。他本来只有一个乳名叫“毛头”，是高敬亭给他取名“万海峰”，寓意“红军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像海洋一样大，像山峰一样高，部队和个人都有光辉灿烂的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