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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野猪猎人决定金盆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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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野猪猎人决定金盆洗手

6月中的一天,宁夏固原某县,凌晨2点,室外温度5摄氏度。

血红色的皮卡车悄悄靠在山道边停下,轰鸣的引擎声音瞬间熄灭,车厢内外一片漆黑,只有无人机屏幕和三支快要燃尽的香烟闪烁着亮光。

“走,放狗!”老吴狠狠捻灭烟头,跳下车前他叮嘱我:

“胖子,山上根本没有路,你跟不上就别硬来,狗比你能跑!”老吴说话声音非常轻,是因为害怕担心声音太大吓跑山上目标。

等我整理好从皮卡车上挪下来,人和狗都已不见踪影。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黑暗的山林中独自凌乱。

人猪冲突

作为一名野生动物记者,人兽冲突是我持续关注的话题,无论是青藏高原的流浪藏獒,还是南京城内流窜的“网红猴”,或是上海社区中出现的貉,都曾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

有一种动物,我关注它的时间最长,那就是野猪。

近年来,随着全国天然林保护、自然保护区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系列工程的实施,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野猪等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增长。由于野猪繁殖力强、成活率高、适应性广,天敌种群数量相对较少,使得部分地区野猪的种群数量激增,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人兽冲突。

几乎每年春种和秋收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各地关于野猪下山祸害农田的新闻,被野猪祸害过的农户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

但事实上,由于野猪被收录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三有”名录)中,所以即便是野猪肆虐糟蹋庄家、林地,普通农户和百姓也无法捕杀,只能驱散,这就造成了人猪冲突的不断升级。

我前往的宁夏固原某县,绝大部分当地人依靠种地为生。因为缺水,农作物都是靠天吃饭。

“有时好不容易下了雨,雨停了猪来了,一年都白干了。”

说这话的老吴和我同岁,今年本命年,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不善言辞,但有问必答。

我俩之间的对话经常因为没有话题而被迫终止,但他只是笑笑看着我,从不主动打破沉默。

2021年,国家林草局在山西、四川、福建、江西、陕西、宁夏等14个省(区)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试点各地开始组建狩猎野猪护农队。正是在那年,老吴成为了一名有证的合法“野猪猎人”。


 

野猪。图/中新社 余昌军

此前有媒体报道,陕西渭南林业局曾以2500元/头的价格悬赏猎杀野猪,需要合法的猎人通过合法的方式清除猪害。老吴看到消息盘算后认为并不划算,因为固原当地给他的价格是1850元/头,算上差旅费,渭南开出的价码并不高。

当地林业部门每年都会告诉老吴,今年的指标是多少,老吴则会严格按照指标进行猎杀,猎杀后的野猪将送到当地林业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

老吴有两个伙伴,一个是从黑龙江来投靠他的老宇,另一个是同乡老刀。三人分工合作,老刀负责用无人机锁定目标,老吴和老宇则负责放狗补刀,这已经是抓猪小组最精简的配置了。

电话中得知我要去和他一起抓猪,老吴犹豫了一下,“狗病了,要不缓两天?”

在我再三坚持下,老吴松了口,“你来吧,来了正好帮我给狗打针。”

24小时后,我辗转1500公里,站到了老吴面前,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就下了结论:

“兄弟呀,你这个身材,抓不了猪。你200多斤肉在山上跟着我一起跑,狗再把你当猪咬了,我还得给你打针。”老吴没有开玩笑,相比起抓野猪,从外貌上看,吃猪肉更像是我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