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社会战斗仍在进行，最近几天，确诊、死亡病例都不断增加。除了医生，身处在各个病区隔离病房内的护士，每天也在接触病人，同样承受着最大的感染风险。
武汉市某定点医院的雷玉琴（化名），是1月20日从其他科室紧急调往肺炎病区的一名护士。她和很多护士一样，临时上阵，迅速学习，并投入新的工作。每天，她们全副武装，穿三层防护衣、鞋套，戴口罩和护目镜，进入病房内护理感染冠状病毒的病人。
她们的工作包括清洁消毒、生活护理、打针、心理辅导，既专业又繁重。最忙的时候，一个护士要照顾五六位病患，她们常常需要连续4到8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地工作，才可以短暂地休息半个小时。
物资供应紧张的时候，她们用塑料袋代替鞋套，护目镜泡在消毒水里消毒后反复使用。因为每天长时间与病毒正面接触，一些同事被感染，陆续被送往重症病房。
一个个同事倒下，让大家有些害怕，有人担心被传染，甚至有人辞职或请假。但雷玉琴最终还是选择投入这场很可能要持续很久的战斗。
她说，作为一个护理人员，如果不加油，这么年轻就躲在家里，自己觉得良心上说不过去，也觉得对不起自己。
以下是雷玉琴的口述：
感染医生叮嘱同事：不要来看我，免得传染给你们
我是1月20日，从其他科室调入隔离病房支援的。
1月19日，接到医院通知，说我们要接收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热病人，要求我们穿上三层防护服，就像电视上那样，然后我们就带好各种装备，进入了隔离病房工作。
我当了10年护士了，一直在与发热、呼吸科不相干的科室工作。这次是因为我们几个科室相对比较清闲，才抽调我们的护士过去支援的。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传染病要怎么护理。20日上午，医院给我们做了半天的培训，内容就是做好防控，防止感染。因为这个病毒是通过飞沫和呼吸道传播，还会通过眼结膜感染，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穿和脱隔离衣、防护服、鞋套，怎么戴和取护目镜，以及怎么消毒。
图片来源：新京报
20日下午，我们病区开始收治病人，我首次进入隔离病房。第一天，感觉很慌乱，因为从来没做过。第二天，经过护士长和责任组织的合理安排，就开始有条不紊了。
前两天，我们收治了十几位病人，都是本院职工，而且都是比较轻的，重的都在重症监护室里了。
我护理的一个主治医生，是我们医院的王医生。他的一个病人大约在1月5号前后来看病，前三天并没有发现什么肺炎症状，后来他突然发热，高烧39度几，几天都不退。再后来做CT和相关检查，才知道是肺炎，但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就是新型冠状病毒。
王医生是那位病人的管床医生，之前他一直没注意，直到第三天病人发烧后，才戴上N95口罩。谁知道，等那个病人刚转到金银潭医院，王医生就倒下了。
我们问了，那个病人没有去过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可能是在生活环境里接触了其他病毒携带者。毕竟这个病毒有潜伏期，很多人一开始都没有症状。
躺在病床上的王医生发烧很严重，经常都是39.6度、39.7度，打针用药都没用，而且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他表情痛苦，上气不接下气，面色紫绀，我就给他戴上面罩，高流量吸氧。
每天，我们主要在病房里给病人量体温，看有没有发烧，量血氧饱和度，看有没有呼吸困难、缺氧的就上氧气，然后就是打各种针。
接下来几天，王医生的病情一直反复。按照医生的指示，我给王医生打的药物主要有佐克（消炎药）、左氧氟沙星（抗菌消炎）、利巴韦林（抗病毒）、奥司他韦（抗病毒），还有丙种球蛋白，用来增强病人的免疫力。
球蛋白很贵，每天打8瓶就得2万块钱。输入这些药物最终的目的就是帮助病人抗病毒和感染、增强免疫力。毕竟现在没有研制出针对病毒的特效药。
治疗期间，王医生也很痛苦。平时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现在他不怎么说话，也没再发过朋友圈。
王医生的父母也被他感染了，住在附近的医院。因为一开始谁也不知道这个病毒，王医生每天回家跟家人一起生活和吃饭，就把他们感染了。
我看得出来，他每天非常沮丧，有时甚至感觉他失去了信心。后来一天，他病情恶化，要转到4楼的重症隔离病房，是我送他上去的，还给他送去了中餐。
我说，我有时间来看你。可他却说，你们不要来看我，免得传染给你们。
人手不够，一位护士要同时“特级护理”五六个病人
因为我不是肺炎对应科室的，医院哪天开始收治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的，我也不清楚。但是可以很明显感觉到，20号之后，情况变得严重了。我们科所在的一整栋楼被改成了隔离病区。后来，收治的病人逐渐增加，我们医院的隔离病区也增多了，又从别的科室调医务人员。
我们医院呼吸内科有6个区，已经全部改成隔离区，加上急诊室、发热门诊等，总共有9个隔离区。一个区就是一层楼。每层楼有二十余张病床，但为了避免传染，每层楼收治的病人不能超过17个。轻症病房两个病床之间的距离要在一米以上。像王医生这种病情严重的病人，必须单独一个房间，不能接触别的病人。
一开始我们一个护士要管五六个病人，但工作量太大，身体吃不消，后来抽调人员进来，现在基本可以保证一个护理人员护理两名病人。
每天早上，我穿好防护服、隔离衣，8点准时进入病区。交接完班后，先给自己所管的病人做口腔护理、面部护理。
因为重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我们要用生理盐水和长棉签给他清洁牙齿和口腔，给他洗脸。然后打好开水，倒好，发放早餐。早餐一般是馒头、包子、稀饭和一个鸡蛋。中餐和晚餐一样，一个鸡蛋，一杯酸奶，两荤一素。
病人吃完早餐后，我们用含氯消毒剂抹擦病床、床头桌和病房里所有看得见的东西，还要用消毒剂拖一遍地。病房里放有空气消毒机、紫外线灯管。
消完毒后，一直到晚上八九点，就是不断打针、换针。其间病人有什么需求，我们都会尽力满足。
中午给病人发放午餐后，我们可以出去吃饭。下午2点再进入隔离病房，询问他有没有什么要求，然后整理床铺，继续护理、打针。
晚上，走之前，病人要洗脚，我们帮忙打好热水，有的病人自己不能洗，我们就要给他洗脚。基本上，这就是特级护理的工作。
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我们给病人打留置针，一天的针打完后用卡子卡住，第二天用封管液冲开，直接续上就行了。每天，每位病人药物输液最少三四袋，加上8瓶丙种免疫球蛋白，基本上每天要都打十几瓶甚至20瓶。状况好一些的病人可以自己看电视、玩手机、看报纸等。
隔离病房的医疗废物也要特殊处理。病房门口放着含氯消毒剂，房间里有黄色垃圾桶，每天下班，所有的医疗废物、生活用品全部用黄色垃圾袋装。每天下班，我们把病房的垃圾全部分类打包。
一般医生会把医嘱在电脑上开好，我们去给病人打针。医生多数时间都在办公室里，办公室和隔离病房是分开的。只有在病人发生特殊情况，比如呼吸困难的时候，我们打电话，医生才进来。所以都是我们护理人员在接触病人，其实我们的风险是最大的。
1月22日，医院突然通知，要把现在所有病人都转到我们对口的定点医院——汉口医院，我们每人负责一个病人，给他打包好药品、生活用品，做好心理安抚。
此前，大家听说那边收治的都是比较严重的，很多病人都不愿意去。他们觉得到那边去可能就意味着治不好、等死。我们做了很多思想工作，直到下午5点多才把他们都转过去。
最忙时8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多位同事陆续倒下
我们病区收治的医务人员，大多之前并没有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救治，也并不了解这个新型病毒肺炎。因此被感染前是没有任何防备措施的，没有戴口罩等防护用具。后来有病人住进病房，高烧不退，用药无效，又转到重症监护室，我们才发现有医生、护士也被感染了。
当医生给病人做了咽拭子检测、抽血，做肺部CT，才发现那是特殊的冠状病毒。我们才知道病区有这样的人，但是为时已晚，一些护理人员已经感染了。
后来我们进入隔离病房工作，都是全副武装。除了戴N95口罩、护目镜，我们身上穿着3层衣服，里面是护士服，中间是蓝色的隔离衣，最外边是白色的防护服。脚上还要套鞋套。
按规定，在隔离病房里待4小时就可以出来，上个厕所，休息半小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出来一趟太不容易了，要走三道门，做三次消毒。第一道，脱掉外面的防护服并消毒；第二道，脱隔离衣，洗手消毒，摘掉护目镜和口罩；第三道，脱掉护士服。下班后，还要用一次性消毒剂洗手，往身上喷含氯消毒剂，在病区外洗脸、洗头，换好干净衣服再出门。
但是如果你中途出来，休息半个小时再进去，事情就做不完了。21号那天，工作太忙了，我一直在病房里干了8个小时，没吃没喝，也没上厕所。等我出去的时候，发现脸已经被口罩上面的金属条勒破了。
口罩是相当闷人的，在里面久了，有点缺氧，我会感觉头痛、头晕眼花。防护服也都是不透气的。下班的时候，我身上的秋衣秋裤全部都湿透了。
工作中，我们一般吃盒饭，盒饭里有鸡蛋、酸奶、肉圆、鱼、包菜，还有米饭。但是由于我们很少能准点休息，经常是早上8点进去，下午两三点才能出来吃饭，盒饭早就凉透了。
那几天我都是晚上九点到十点才下班，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睡觉的时候已经零点了，我就累得蜷缩在床上。
我家离医院很远，坐地铁都要一个多小时。21号那天晚上7点下班后，我非常累，奖励自己打了车，花了30多块钱。回到家吃到热饭菜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哭了。
身在隔离病房里，不能看手机，也接不到电话和微信。但我在朋友圈鼓励自己的时候，我妹妹留言说，我是真正的白衣天使，为我骄傲，以我为榜样。我爸在老家，他说我很敬业，代表亲人向我致以崇高敬意。
尽管防护严密，我们的医生、护士还是不断有人倒下。我有两个朋友，也是护士，发了高烧，没有明显的冠状病毒特征，但做肺部CT，显示有感染，到现在仍一直在做抗病毒的治疗。
其中一个朋友只是轻度高烧，属于疑似病例，不需要住院治疗，幸好她有一个小房子，她就一个人住在里面，不跟家人见面，过年也没回家，每天自己做饭，自己给自己打针。
其实这几天，我也感觉到疫情很严重。有一天下班出来，我不放心，不想马上回家，就去拍了一个CT，抽了个血，发现门诊病人已经人山人海，完全堆不下了。
我们科室，医生加护士，20多个人，疑似感染的就有7人了。有时候，我会突然听说某个同事病了，过两天，又听说另外一个同事倒下了，这些消息让我很担心。今天我还问我同事：你说我会不会死？她安慰我说：不会的，这个病就算得了，大不了住院，应该不会死。我觉得心里舒服一些，但还是会不停地打鼓：我到底会不会死？我其实很害怕。
“我也很怕死，但要讲良心，不能当逃兵”
在隔离病房工作期间，我没有再回过家，我把一岁半的小孩送到爷爷奶奶家，让老公也过去了，不让他们在家里，怕传染给他们。
我还算好，那时候还没封城，我一个人住在家里。有些同事家里只有一套房，只能带好消毒用品，自己住在宾馆、酒店，或者租一个小房间。
1月23号早上醒来，看到封城的消息，我感到很震撼，才意识到原来疫情已经到这么严重的程度。然后市民开始着急，很多人跑到菜场、商场里采购东西，大家全部戴上了口罩。
我也很焦虑，因为势态比我想象的还严重，我和家人一起去商场买了够一个星期吃的菜、粮食等物资。又去买了口罩，非常贵，9盒45个口罩，花了1000多块钱。
大年二十九、除夕和初一那三天，我是在家和家人一起度过的。第一天让家人和亲戚都去采购一个星期的物资，N95口罩很快就脱销了。第二天，我在家里跟家人宣传卫生，告诉他们防护和消毒方法，每天怎么洗手，回家要把衣服丢在外面箱子里，不要拿进家里，外出回家要洗头洗澡，用淡盐水漱口，洗脸了才能接触小孩。第三天，我就给小孩搞卫生，洗头、洗澡。
我本以为我们医院不再接收冠状病毒病人了，没想到又开始接收。听说是汉口医院收不下了。在家休息期间，我曾打算不再去隔离病房了。
没想到大年初一，医院通知我们，26日凌晨0点，封城令进一步升级，不仅公交停运，武汉三镇私家车也不允许再上街，让我们赶紧收拾行李，住到医院附近。
我的家人、丈夫平时都支持我的工作，但是这一次，他们不想让我去。因为小孩还这么小，我也还这么年轻，他们怕我出什么事情。
我们确实挺辛苦的。每天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下，我特别不适应，心情很糟糕，并且我特别害怕被感染。
其实大家都害怕。这段时间，确实有护士找各种理由，例如怀孕等休假，有的则直接辞职回家了，还有的请了病假，想等这段时期过去了以后再来。
说实话，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但是大年初一那天白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武汉有4000多名车主组成了一支医疗服务支援队，免费接送医务人员上下班。还有人到医院给中夜班、白班的人送吃的，有奶茶、炸鸡。
我很感动，跟家人说，我必须回去！原来社会人这么多好心人都在关心我们，我作为一个护理人员，如果再不加油，这么年轻躲在家里，我觉得良心有愧，自己也觉得对不起自己。
我收拾好行李，走之前，给孩子换好尿布，冲好牛奶。她好像感觉到我要走了，闹着不让我走。我就骗她说，妈妈去洗澡、洗衣服，马上就来。后来听房间里奶奶在跟她一起玩，我就悄悄跟她爸爸提着箱子出了门。老公开车把我送到了住的地方。晚上，孩子奶奶告诉我，我走了以后，她哭着到每个房间去找我。
这次进来，病区里之前的病人，包括王医生，都已经转移到汉口医院了。现在收的都是各个科室的新病人。我同事说汉口医院比我们这边严重，那边的重症病人，一层楼都有40多个。我们这边相对少一些。
这些天，武汉的病人急剧增多，原来的人员已经不够用。医院又不断从别的科室调，包括肿瘤科、妇科、产科、眼科、耳鼻喉科，都有加入。就像那天我说的：虽然许多战友倒下了，但我还是决定赶来，在国家需要我的时候，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当逃兵，我要为武汉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这次，我自己找到了附近的一个青年旅舍，带上身份证、工作证来就顺利入住了，我帮同科室的同事也订在了这里。这个酒店的老板主动为我们提供了住宿，每间房住四五个人，目前里面住了100多个医务人员。这里环境很好，服务贴心。今天晚上我在大堂买了一桶方便面，他说不要钱。他帮我煮了泡面，还加了鸡蛋。
我对疫情的大形势没什么了解，但从自身角度，我觉得目前的问题是医疗和防护物资还很匮乏。今天我没有鞋套，就用黄色垃圾袋绑在脚上。护目镜也不够了，每天下班之后，我们把护目镜放在含氯消毒液里浸泡之后，用清水冲洗，晾干了第二天继续使用。但我觉得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
还有物资的质量也不尽如人意。那种白色防护服，本来应该是很密封的，带有条纹，但我感觉质量很差，密封性不够。而且N95口罩也没有了，我今天只领到了“一般防护型口罩”。我问护士长，她说，没有用的了，有这个用已经不错了。
我会坚守下去的。专家不是说，这次疫情至少要2到3个月才能全部结束吗？我对自己和家人都说了，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但是医护人员个人防护真的很重要，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我们的物资供应能够赶紧跟上，不要让我们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中，就这样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