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712年-770年)一生忧国忧民,饱经忧患,其诗歌创作、个人思想与历史大转折中的治乱盛衰紧密关联,他亲历安史之乱前的盛世,又经历了唐王朝乱世中的衰落。
公元759年,杜甫完成“三吏三别”等史诗巨作,达到了个人现实主义创作的顶峰,同时开启了晚年流离颠沛的十余载生涯。
诗圣杜甫像
在国破家亡的特殊时期,杜甫向西逃难,深入边塞辗转秦州(今甘肃天水),短短三个月创作百十首诗歌,个人思想和诗歌创作均起了新的变化。
清代注家曾言:“老杜生平诗,自去华适秦以后为之一变。”也有当代研究者称:“杜甫的秦州诗确乎就是杜甫生平最萧瑟的诗。”
01 人生四期:成就诗圣 “诗史”的美名
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近60年的生命历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35岁之前积极进取的读书与漫游。杜甫出生于开元盛世的官儒之家,少时生活丰裕,读书多而颇富诗名,为乡党称道。青年后,凭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美好理想,开始全国漫游,南下吴越,北到齐鲁,期间应试不第,开始长期漫游赵、梁、宋之地,过着“裘马颇清狂”的热血生活。这段太平盛世的青年生活开阔了诗人的眼界和知识。
舞剧中的杜甫
其次是壮志难酬的十年长安谋官生活。杜甫35岁(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再次到长安应考,无奈落第,投诗自荐又未果,直到40岁再次向朝廷进献文赋,纵然得到赏识却无进一步的结果。最后不过谋得一个兵曹参军的小官。这段时期,杜甫仕途不畅,生活潦倒,幼子饿死,颇为辛酸。现实状况结合个人机遇,一旦接触到更为丰富的社会现实,诗人思想随之发生新变,逐渐形成沉郁顿挫的诗风,更增爱国忧民的内容,青年时代“致君尧舜上”一变而为“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惨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杜甫人生的第三个时期大致四五年时间,该期诗人生活艰辛,但饱经战乱,于离乱中反复咏叹,因为安史之乱,携家带口往西(秦州)逃难。沿途目睹生灵涂炭之惨景,尝尽国破家亡之苦痛,再加上仕途失意罢官离官,尝尽屈辱,生无着落,以亲身经历化为诗歌,饱含现实情愫,不管从思想内涵或艺术表现,均达到诗歌创作新高度,如《春望》《羌村》《三吏》《三别》等极富人文与爱国精神的诗篇。
该时期最后一年(公元759年),杜甫48岁,在不断的逃难流寓中创作出了以《秦州杂诗》二十首为代表的一百多首秦州诗,从艺术价值、题材视角(如山水诗、遣怀诗、边塞诗等)上在唐诗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开拓作用。
位于天水(古秦州)的杜甫草堂
诗人最后十年,在颠沛流离和漂泊西南中度过,但依然抱有深沉的爱国情怀。从四川成都到梓州、阆州、夔州,乃至顺江而下到湖北湖南,最后反复来往湘江,病逝舟中。虽然晚年颇为动荡,诗歌写作依然旺盛,忧国戚民之感更盛,创作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一批优秀诗歌作品。
02 长安十年:奠基晚年流离的归宿
诗圣在人生第三期流亡秦州之前,经历了一段长期而特别的心路和思想历程,使他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放弃华州司功参军的小职,携家口一路往西到秦州避难。
杜甫逃难秦州固然为生计所迫,但主要还是诗人十年长安求官的窘迫现实和思想变化,再逢世陷,兵荒马乱这一导火索,终于点燃了逃离与西行。
巩义杜甫故里诗圣像
有必要提到杜甫的家庭背景,一个具有儒家入世思想的没落官僚之家,其祖上皆以文武之才干世,尤其祖父杜审言,少与“崔、李、苏”号称文章四友,更以国子监主薄和修文馆直学士而名世。所以,杜甫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受家族熏陶,秉承“奉儒守官”和“再使风俗淳”的人生理想,四处漫游,为坚持西漂长安十年奋斗奠定了基础。但是十年坎坷加上战乱导致的国将不国,很快就导致他后期持续的颠簸流离。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诗人35岁初入长安,恰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吐而为诗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邑求识面,王翰原卜邻。”一腔自信定要出人头地。
事实证明,在政治仕途上,他的理想与现实不太相符。诗人一再求仕,又不断失落,最后不得不屈就参军小官。现实的打击使他也有短暂的心灰意冷,逐渐产生怀才不遇之叹。
兼具儒家积极进取和家族使命的杜甫,并未就此折返,也没有放弃继续求仕的道路,虽偶有归隐之心,但意在庙堂。这就有了此后他不断的“事干谒”,通过持续赋诗上书,希望能给自己带来好运。转机出现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诗人在唐玄宗参加郊庙之礼时投递“礼赋”,随之“待制集贤院”,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最后毫无音讯。
西安杜公祠诗圣像
可以想见此时杜甫的失望,还有生活的窘迫,他依靠朋友们的接济讨生活,也常常生病。他在诗文中表达了“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常困于衣食”的嗟叹。
如此艰辛,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杜甫唯有坚持在长安求仕。即便剥去崇高理想,个人生活与仕途紧密相联,谋得官职就能保障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
长安十年求仕,却奸宦挡道,安史之乱在公元755年爆发,唐玄宗声色犬马歌舞升平。前期与官宦的近距离接触,使杜甫逐渐对当政者的溃烂腐朽产生深入认识,写出《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揭示战争对人民对生活的破坏以及朝廷内部的荒淫黑暗。
此时的诗人更为痛苦和矛盾,一方面身怀抱负和才干不能施展,一方面又不甘心就此退隐,国难家难当前,可谓进退两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人创作直指穷兵黩武和残酷现实,当时来长安的豪迈激情消失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代之以担忧社稷和痛惜黎民,其心态一转而为悲哀、焦虑与凄苦。
03 安史之乱:点燃逃难西行的导火索
公元755年底,安史之乱爆发。战乱中,诗人仍对朝廷抱有期望,当得知唐肃宗即位,马上奔赴追随,并称颂“宣光果明哲”。未进入当政者行列时一心求取,及到朝廷做了左拾遗的谏官,他才真正体会到作为小谏官的左支右绌,并非想象的那样可以直言进谏。
电视剧中的安史之乱
有注家读其《曲江陪郑八丈男史饮》后说:“官居近侍,既难浮沉浪迹,回念此身,更无家计可资。见尸位不可,去官不能,进退两难也。”这正是当时杜甫身在官场之中,不甘心却又无能为力的写照,只是迫于生存压力,只好继续为官。
公元758年,杜甫因宰相房琯事被罢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罢官亦由人,何事拘行役”,逐渐破灭了对当政者的幻想,再加上亲眼目睹战乱之下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的苦难,写出名篇《三吏》《三别》,忧愤之下也表露了出走决心。
终于,公元759年,48岁的杜甫听闻九节度兵溃邺城,当政者昏庸无能和军事失利、尸横遍野与民不聊生,使他对唐肃宗不再有任何期望。另外,关中饥荒等各种压力,与其仕途苟且偷生无所作为,还不如继续远行,对既现实又理想的诗人而言,诗永远在路上,在远方。于是杜甫放弃官职西去秦州,举家依靠从侄杜佐,开始了新的寓居生活。
他放下仕途从华州到秦州,心情是复杂的,带着如此复杂矛盾的心情,他创作了《秦州杂诗》二十首等诗篇。结合史书记载“关辅饥,辄弃官去”和诗人的秦州诗创作,那么他西行秦州的原因,在《秦州杂诗》第一篇就有表现,“满目悲生事,因人做远游”,“悲生事”为何事?
正是诗人忧国忧民,表达对时政的无奈和仕途破灭的郁愤,对当政者的失望和对人民的深切关注,遇上饥荒和战乱,加之秦州地处关塞,有侄儿杜佐和朋友赞公在此居住,便促成杜甫弃官西行。
位于天水(古秦州)的杜甫像
所以,前一句反映诗人政治理想的破灭和弃官原因,后一句“因人”是他赴秦州的理由。杜甫这次的确离开了朝廷,离开了当政者,虽然颠沛与漂泊,却成了普通民众中的一员,所以后期诗作,在心怀家国,心系时事之余,也更加真实,更为深入细微地体察黎民的喜怒哀乐。
经唐王朝的鼎盛,再历国难战乱,杜甫人生最旺盛的光阴几乎耗尽,尖锐的社会矛盾,局势动荡的现实,带来灾难深重的危机,他来回飘摇,流离失所乃至忍饥挨饿,空有远大抱负,却报国无门,最终带着无奈,带着失望,伤痕累累,又带上新的希望上路,开始了颠簸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