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呼吸机一停，患者的指脉氧饱和度立即下降。隔着起雾的防护面屏，光谷院区麻醉科主任高峰和同济医院麻醉医生王楠对视一眼。
“我要插管了！”高峰示意旁人退到病房最远处，小心地打开患者口腔，检查完气道，插入可视喉镜，然后接过王楠递来的呼吸机软管，找到声门，又准又快插入气管。同时，王楠已将导管近端接上了呼吸机。
看着患者指脉氧饱和度迅速攀升至90%以上，高峰长舒一口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来自5家医院的18名麻醉科医生和两名护士组成插管小分队，至今已经为60多名危重症患者续上了最关键的一口气。
30秒，再续一口气
“缺氧是新冠肺炎患者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无创呼吸机不能满足患者需要时，就需要气管插管博一线生机。”华中科大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院长刘继红介绍，在这个828张床位的重症定点收治院区，98%以上的患者都是重症和危重症。
在全院相关病例讨论会上，专家们表示，建立一支气管插管小分队。病区医生提前预判患者的病程发展趋势，如患者有恶化倾向，要尽量提前插管，将救治关口前移。
以高峰为队长的插管小分队临危受命，成为全院危重症患者生死线上的“守门人”。
“每次气管插管，给我们的有效时间实际只有30秒，或者满分或者零分。”高峰说，因为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体质差，无法耐受长时间缺氧及血压、心率的剧烈波动，医生必须在30秒内完成插管。
对麻醉医生来说，气管插管是一项常规操作。但疫情中，每次插管都是生死考验。
“戴着3层手套，食指都是僵直的，方向和力道都不好拿捏。加上防护面屏上的雾气，操作难度增加很多，所以才更需要有经验的麻醉医生完成。”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医疗队的罗猛强说，插管讲究稳、准、力道适中，需要屏住呼吸，集中精神，一举而成。
小分队每两人一组排班，24小时守在病区外待命。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们每个人都遇到过紧急时刻。
“一名机械通气的病人气管导管的气囊破了，请速来换管！”不久前的一个深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医疗队的冯伟和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谢坤接到通知，便知情况危急。“在更衣室，护士一边催一边担心我们防护服穿不好，声音都变了。”冯伟说，那次他们只用了15分钟就赶到病房，在病人因缺氧而加重病情之前完成。“从病房出来，我腿一软，直接坐在地上了。”
10厘米，“贴面”搏斗
“气管插管中，患者要闯生死关，我们也要闯感染关。”高峰说，麻醉医生进行插管操作时，最近时距离病人口鼻只有10厘米左右，病人呼吸道喷出的有极高传染性的病毒气溶胶甚至会溅到医生的面罩上。
在与病毒“贴面”搏斗时，医生们要穿上防护服和两层隔离衣，戴上N95口罩和外科口罩，然后再戴上防护面屏和全面型面罩。但即便如此，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王楠就曾遭遇过暴露的风险。“当时，已经给患者做了插管。正在调整镇静药物剂量和呼吸机参数，患者心率从110次/分快速下降到30次/分，而且还在继续下降，不做紧急处理很快就会出现心跳骤停。”王楠说，她当机立断实施胸外心脏按压，同时呼叫周围医护人员来抢救。
按压两分钟后，随着急救药物开始起效，患者的心率逐渐恢复正常。
“胸外按压动作幅度大，很容易造成防护服破裂。而当时刚做完气管插管，病房里病毒浓度很高，非常危急。”高峰得知这一状况后，反复与王楠确认是否有暴露。
“我只是想着不能让病人的心跳停了。”在病人命垂一线的时刻，王楠压根没考虑自己是否会被感染。
连续5个小时在ICU进行插管操作后，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医疗队的谭永昶刚脱下防护服就坐在了地上。“头疼欲裂，浑身软绵绵的。”他说，虽然一次插管操作用时不长，但需要与管床的医护人员沟通病人情况，插管后还要在病房观察一段时间，麻醉医生在病房里停留的时间并不短，三级防护下会因为缺氧而头疼。
“插管过程也是一寸短一寸险的。”冯伟说，为了尽可能降低感染风险，光谷院区17个病区全都配备了可视喉镜。这样，医生可以在距患者面部30厘米处完成操作。
20勇士，越跑越稳
“插管流程快一分钟，患者就多一份生的希望。”高峰说，需要插管的患者都是“重症中的重症”，病情拖不起。
但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如何不经演习就能配合默契，高效运转？在小分队成立初期，高峰为此很伤脑筋。
“想要全面把握患者插管指征，实现‘零失误’，只有统一标准。”高峰说，他们一边执行任务，一边分析病例，很快对个人防护、物品准备、插管步骤等全流程作了详细规定。
“以前穿脱防护设备要半个多小时，现在配合默契，20分钟内就能完成。”罗猛强说，他们还配备了气管插管专用“万用箱”，所有药械都放在里面，大大减少了准备时间。
华山医院麻醉医生魏礼群介绍，为了提高插管成功率，每天的值班队员都会将遇到的问题和体会发到小分队微信群里。小到纱布使用、插管姿势调整，大到插管时机把握、呼吸机参数设置，都认真总结经验。
如今，这支队伍越跑越快、越跑越稳。“现在需要插管的患者在减少，而且已经陆续有插管患者经过积极治疗后，病情好转，顺利拔了管。”高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