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罹难”颇有不同

　　湖北解封之后，我们固然要回北京，但也不希望一家几口被集中隔离14天并付出几万元的代价，更不希望放弃自己的尊严。

　　2003年，我曾经在北京遭遇“非典”；2020年春节，我在老家湖北省云梦县遭遇了新冠肺炎。

　　作为在北京工作、生活20年的湖北人，两次“罹难”颇有不同：“非典”带来的更多是有限的精神压力，而冠状肺炎则影响到了我的衣食住行，带来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境。

　　一

　　我们一家人是1月19日离开北京，20日回到湖北省云梦县隔蒲潭镇张家坡乡下老家的。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4日24点孝感封城之后，我们在25日回到了孝感下辖的云梦县城。我带着闺女、儿子和小妹、母亲一起住在弟弟2015年购买的住房，妻子则在三四里地以外的地方照顾岳父岳母。

　　封城伊始，我们在云梦偶尔还能出去（后来明令两天出门一次）。出于新闻人的习惯，我除了记录封城给云梦民众和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还曾经和到云梦县人民医院的感染科楼外探访。

　　2月12日上午，我拿着通行证出门去梦泽市场买菜，利用最后的机会抢购了几十斤蔬菜。我还没出梦泽市场，云梦县就开始实施战时管制，所有的超市、集贸市场、商店等不许营业，居民一律不许出门。

　　很快我们获悉，北京也开始严防死守。天通苑社区的工作人员打通了我的手机，详细问清了我和家人的姓名和手机号。过了几天，这位工作人员再次来电，问我现在哪里，是否准备回北京。我这时已经很不耐烦了，说湖北现在封城，我门都不能出，更不可能回北京。不料，几天之后，她第三次打通了我的手机，我压制住内心的怒火，尽量平和地表达了我的不满，她也觉得心有愧疚，说是相关部门交代的任务。

　　再往后，就变成了人工智能自动拨打我的手机，听过两次之后，我拒绝接听。不久，北京传出消息，让还在湖北的人暂时不要回到北京。

　　我和妻子2000年去北京，2005年在北京买房，今年到北京就有20年了。尽管在心理上早已融入北京，但我骨子里一直以外地人自视，觉得北京对外地人一直算不上友好。而这一次，则是对湖北人厌形于色。

　　然后，我陆续看到了一些湖北人回到北京后受到不公平对待：有的被租住地的社区三番五次警戒隔离之后，仍然被不停骚扰；有的和我一样回到湖北，人没有回去却接到房屋中介的通知，自己进入住所的密码已经被修改；有湖北人春节期间去了徐州，回到北京却被顺义的社区工作人员拦住，不许进入住地，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下流落街头，最后被迫返回徐州……一时间，“湖北人”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标签，并公然遭到歧视和排斥。

　　二

　　虽然湖北云梦封城令人不快，但和上面这些人的遭遇相比，我们一家人则相对幸运。

　　但是，居家要经受的痛苦、焦虑和抑郁，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活不便、经济损失等交相缠绕，若非亲历决难尽知。

　　首先，是温暖熟悉的家庭空间变成了“囚牢”，而不是可以任意歇息的港湾，每一户都以邻为壑。在这一点上，农村优于城市。我的舅表哥在隔蒲潭镇刘湖船村，离我乡下的老家张家坡仅有两里地远。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乡亲们的活动空间更大，至少还能在家门口站一会儿，和左邻右舍隔空聊天。我和72岁的母亲加上妹妹，还有女儿和儿子住在县城的商品房，日常活动空间就是130平方米。

　　不出家门一步，意味着所有生活物质完全依靠订购和配送。由于活动空间被严格限制于室内，巨大的无助感、无力感、沮丧、抑郁、狂躁、无可奈何等负面情绪始终如影随形，令人无法排遣。相当一部分民众已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而且缺乏宣泄的渠道。

　　平心而论，封城和战时控制的50几天虽然非常难受，但是并非地狱。这段时间，我与近6000万湖北民众一起共克时艰。期间，我还为云梦县人民医院拉来了十几万元医用物质的捐赠，算是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心意。

　　妻子的侄女夫妻俩都在云梦县人民医院工作，据她透露，疫情爆发高峰期间，云梦县人民医院医用物资极其匮乏，尤其是医用的N95口罩和防护服。我在北京工作20年，有15年供职于媒体，在圈子里算是略有虚名，于是在微信朋友圈发出求助信息，并公布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和手机号。

　　经过很多人的转发，我先后收到一些捐赠电话和微信联系，其中包括来自加拿大的爱心人士捐赠。在国内的捐赠者中，有人捐赠护目镜，有人表示从东南亚国家回来时随身携带医疗物资，尤其是老友唐娟，通过我的求助为云梦县的医院拉来了十几万元捐赠物资。

　　这些回应，让我在封城闭门的烦躁中感受到了温暖。同样，妻子的侄女和她的医生同事们也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支持。

　　政府在危机下实施严厉的管控措施会因为疫情对生命的威胁和紧迫性而更加容易。一声令下，令行禁止。但是，一旦解封，整个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要恢复到原来的轨道，却会比较缓慢。云梦县到3月15日才逐渐放松管制，而我们直到3月17日才被允许出门。到3月27日为止，银行、药店、超市、商店虽然恢复了营业，但有些集贸市场还没有开业，早点摊和餐馆也没有开业。像博物馆、图书馆、电影院等一些公共场所，开业时间将会更迟。

　　三

　　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仍然是最基本的现实问题。

　　从1月20日到现在，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费支出不算很多，大概有7000元。但是，两个月工作受影响，损失比较大。

　　云梦封城期间，舅表哥几次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对前景的担忧。他说，广西那边的建筑公司一直催着自己带人回去赶工，但因为湖北封城而寸步难行，只能在老家耗着。这两个月，舅表哥夫妻两人加上他的母亲和儿子、媳妇、孙子，他们在刘湖船的生活开支接近10000元。如果按照往年的情况，他们一家四个人在外面做工，两个月至少可以挣到6万元。

　　他的妹妹是我的表妹，一家四口生活在封城的武汉。平常，表妹夫妇以卖牛肉为生，表妹的女儿、儿子都在上学，一年花费四五万元。表妹告诉我，这两个多月生活费花了5000块，丈夫抽烟，还在网上斗地主输了一千多，为此，两人吵了一架。

　　如果按照往年的情况，表妹一家两个月至少能挣2万元。武汉封城闭门两个多月，她不但没有收入，还倒贴了摊位费。她希望政府能够免除一些税收和摊位费，但目前一切都不可知。两个孩子的花费显然还得支出，表妹忍不住哀叹：“今年一年算完了。”

　　3月15日，云梦县的战时管制逐渐放松，舅表哥开始计划回广西复工了。他经常上网，查看广西最新的关于返工人员的政策，但是屡屡失望。“回到广西的建筑工地还要集中隔离观察14天，费用自理。这样算下来要花费不少钱。如果这样，我宁可晚一点回去。”

　　舅表哥的小儿子回到广东打工的地方以后，也被要求隔离14天。他认识的一个包工头，租了一辆客车拉了三四十人回到建筑工地，结果被派出所的民警拦住，说是要集中隔离14天，每人每天的费用是300元。这样一来，三四十人隔离14天就需要十几万元。包工头承受不了这样的代价，当即让客车打转，把人又拉回了湖北。

　　幸运的是，疫情在湖北已经逐渐平息。3月23日，包括云梦县在内的孝感市热烈欢送前来孝感支援抗疫的重庆医疗队，很多民众自发守在路边，夹道相送，感谢重庆医务人员的援助之情。

　　我觉得，人们同时也应该感谢云梦县所有参与抗疫的本地医务人员。他们的职业操守和医德，配得上人们的感谢，值得所有人尊敬。以我妻子的侄女为例，她和丈夫把孩子交给了老人，夫妻俩在缺乏医疗防护物资忙碌在抗疫一线（中后期才有些改善），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也没有看到孩子。如此巨大的付出和牺牲，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显然，这样的例子在云梦县人民医院以及云梦县其他医院都非个例。现在，他们可以松一口气了。

　　四

　　3月24日传出消息，3月25日零时起，武汉以外地区的北京人员可以返京。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北京人员可以返京。现在湖北人返京采取的是点对点的方式，这种方式显然还没有恢复正常。我和家人在京心相助小程序填写了返京申请，妻子接到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是要和居委会核查，等审核通过之后，我们一家才能返京。

　　我在云梦已经捱了两个多月，现在也不必急于一时，先看看其他人回北京的状况再说。我们固然要回到北京的家中，但也不希望一家几口被集中隔离14天并付出几万元的代价，更不希望放弃自己的尊严。

　　今天舅表哥在电话中告诉我，他还在等待广西那边给自己开接收函，然后才能买票回到建筑工地，回去后不用再隔离。他打定主意，如果让他到广西后再自费集中隔离14天，他宁愿继续在家里待着。

　　这心态，这主意，和我不谋而合——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过度防范、过度管控湖北人的表现背后，存在种种因素。其中，既有心理上的过度恐慌，又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

　　因为冠状肺炎容易传播，外省市某些民众陷入了过度恐慌，因此出现了“公车悖论”：先上车的民众认为车上人多，要赶紧关门；没上车的乘客认为还能再挤，不能关门。现在，外省市民众身处人在车上的有利地位，因此无论车上人少人多，只愿尽早关门以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徐州往返北京的湖北女子，已经拿出足够多的证据证明自己身体健康，而且春节没有回过湖北，经多方求助，但社区人员依然强硬阻挡她回到住地，情形就是如此。

　　2003年春夏非典肆虐时，一些外地民众排斥北京人；今年新冠肺炎逞凶，一些地方视湖北人和武汉人为寇仇。多位医学专家已经指出，瘟疫将长时间伴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如果下次遭遇类似的危机，又会轮到哪个省市的人充当牺牲品？非理性的恐慌和地域歧视，是否会继续制造令人心寒的社群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