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和人员正常新闻报道活动无端设限，无理刁难，“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诸如此类的操作层出不穷。
上月，美方将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并变相大量“驱逐”中方媒体记者。对此，中方坚决采取反制措施。
就中国驻外记者的境遇、外媒的“政治正确”等问题，观察者网采访了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郑老师曾任《文汇报》驻法记者二十余年。下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而成。
一个国家对外派驻外记者，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如今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必然要了解国外正在发生的一切，派出驻外记者，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其实，中国外派记者的数量是很少的。这有一定历史原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过去经济条件不好，派一名驻外记者的费用非常高，很少有报纸或媒体能真正承担得起。一些大单位比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会拿出一笔专门费用，交给国家批准。而且当时中国还有外汇限制，所以能够向外派驻记者的报纸媒体非常少。
随着经济条件逐渐好转，中国对外交往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向外派记者，除了正式在驻在地注册记者外，还有一些是兼职特约记者，比如留学生、在外学习新闻人士或外派人员，他们就不属于在对方国家正式注册的记者。到了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的经济交往已经非常深入，了解外国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我自己在担任20多年驻外记者以后，认识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是我们在“知己”方面可能稍微好一点，但在“知彼”方面就非常薄弱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驻外记者人员不够，外派记者本身素质不强、能力水平也不足。
其实，国外媒体的做法是，让外派记者长期固定驻扎在某地。我在法国时，认识一位德国驻法记者，他在法国已经待了40多年，还有一位美国记者也在法国待了30多年。要认识一个国家是非常困难的，而中国的驻外记者往往跟外交官一样，三四年一个任期，时间到了就要轮换一次，但实际上这个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我算是唯一的例外，因为文汇报是一家民间报纸，没有足够的法语人才，所以就在法国待了很长时间。只有驻地10年乃至20年以上，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但是中国的驻外记者很少有这个机会做到这一点。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中国虽然向美国、欧洲主要国家派了驻外记者，但记者既受限于自身能力与派驻时限，也受限于对外国了解的程度；我们在理解西方社会各方面都做得很不够，所以今后仍需加强完善外派记者的数量和方式。
美国限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的中国籍员工数量 截图来自纽约时报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屡屡祭出严厉手段，想要限制中国记者的数量，这些措施的本质是要限制中国对它们的进一步了解，这是非常不地道的。中国没有限制西方向我们派驻记者，比如法国想派多少记者过来都可以的。反而是法国自身碰到难题，现在各个媒体都处于困难状态，过去要派一个记者到中国来极其容易，法郎（以及后来的欧元）兑换人民币汇率高，很轻松就可以派记者来；但现在人民币走势越来越强，而法国自身经济形势又不是特别好，所以派驻华记者的难度也就逐渐增大。
当然，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过去在东西方交流中，一直处于西方了解中国更多而中国了解西方甚少这样一种状态。如今全球化进入21世纪20年代了，应该到了改变的时候。而恰恰在这种时候，美国还试图限制或封锁中国，那只能证明一点，就是他们在与中国的和平竞争中，居于下风；但这能怪谁，只能怪自己。对中国而言，我们不能轻易退步，而是应该加强驻外记者的数量和实力，加深对西方世界的探究和理解。
我过去在很多文章中将西方比喻成“俄罗斯套娃”，一层套一层，非常复杂；我们往往对最外面那层研究得很深很透很细，每一个细节都看到了，但由于受到4年任期限制，还没有对一个国家认同、看清，还没有打破最外面那一层理论上的东西以看到里面那一层、甚至多层，就被撤回来了，这是很遗憾的。
其实，像美国这样对中国驻外记者出台人数、签证时间等限制措施的情况，并不普遍。就我自身经历来说，法国对驻外记者还是非常宽容、客气的。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签证问题，通常每年需要办一次长期居留签证，办完之后就可以自由来回中法两地，没有问题。但是我的美国同事就麻烦多了，回国探一次亲，就必须再度申请签证才能再到美国，尤其是“911”以后大幅收紧驻外记者的来回签证，这是非常不地道的做法。其实这都是借口，他们从来没有把中国记者视为与自己对等，对中国一直存在歧视，把我们看得低人一等。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自身也不是没有原因，我们本来也应该对等回应。我在法国时曾碰到过这样一件事，当时法国要求某国公民在申请法国签证时必须按手印，这个国家得知法国这样做之后，也立刻采取对等措施，要求申请到自己国家的法国公民也必须按手印。我当时问这个国家的签证官，你们要求对方按手印之后，你们有处理的能力吗？他们回答说，我们没这个能力。我说，那你们拿到这些按了手印的纸要怎么办？他们说，就扔碎纸机里面，但就这样也还是必须要做，因为这涉及到国家尊严问题。
相比之下，我们往往很少意识到这是国家尊严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完全对等的措施；往往有人会说，没办法，是我们需要了解他们，他们不需要了解我们。其实这都是废话，就是因为有这种想法，总觉得是我们在求他们，才会造成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小看。我们对外工作中的不少问题都是这样造成的。
最近，美国华尔街日报公开发表涉及种族歧视的侮辱性评论“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中方向该社提出严正交涉，此后吊销三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的执照。不用怀疑，很多国外媒体又围绕新闻自由做起文章。
难道中国这样的做法错了吗？不！恰恰非常正常。当你们驻外记者所在的媒体做出了侮辱性、歧视性的虚假报道时，我们做出相对应的反应非常正常。法国曾经有一个驻华记者，就因为极其不地道的报道，最后在她的签证结束时，中国便不再给她延长签证。当然，除此以外，更关键是要在国际媒体上揭露他们这些虚假报道、错误行为，这甚至比驱逐更能教育他们。
而且，近年来，美国政府频频使用外国代理人法来限制中国媒体和记者，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中国不应该让它开这个口子，中国记者应该享有跟当地记者同样的采访权利，不能以中国媒体的所有权为借口，也不能因为派遣国家政治体制跟你不一样，就实行特殊对待。中国完全可以采取对等方式，你们如何对待中国记者，我们也就如何对待美国记者，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尊严，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问题。
当然，这也要靠我们每一位驻外记者，时刻都要有意识维护自己的尊严，比如采访过程中遭到的一些限制，可以向中国大使馆汇报，集中起来提出抗议表达不同意见，反对种种不公待遇。只要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前提下，驻当地的外国记者就应该享有普通人应该享有的权力，否则不如干脆撤回记者，以后与其有关的信息一律不报道。
作为驻外记者本身，要做好这些工作是很艰苦的，外面世界对我们存在偏见、傲慢与不解，同时我们要打入他们的圈子也是十分困难的。
在这一点上，法国的情况要比美国好很多。虽然也有不少法国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国媒体都是搞“宣传”的，但是我们记者写出来的文章，他们也会关注引用；尤其是我在法国时，很多文章都被法国媒体翻译成法语转载刊登，也会对此做一些评论。他们看得很明白，中国记者有自己的水平，一点不比他们自己的记者差。我们看到问题、反映问题，我们报道的法国要比法国驻华记者笔下的中国，客观得多；我们既写法国的负面问题，也报道他们正面问题，尽可能尝试将一个客观的法国描述给自己国人。而他们的驻华记者基本上都在报道一些所谓的“人咬狗”这类的新闻，也就是涉及中国的负面新闻；在他们眼中，所谓“狗咬人”的新闻（也就是有关中国的正面新闻）太过正常，除了一些大事件不能不报之外，一般情况下就非常少。
比如，这次中国新冠疫情发生后，我们国内报道，第一个将不明肺炎情况发现并上报的是张继先教授，国家对此非常重视，并予以记大功。但是，如果你去看法国媒体，是看不到“张继先”这个名字的。恰恰相反，他们只报道李文亮医生，李文亮医生当然值得敬佩，但李文亮是共产党员，法国是不会报道的；在他们的报道中只会描述李文亮医生“受迫害”的形象。最近国家追授先进工作者，李文亮医生也在内，但这些新闻在法国媒体上都看不到。因为法国媒体已经将他描写成一个“反体制英雄”，一个“反体制英雄”怎么可以被政府评为先进人物呢？这不就自相矛盾了？所以，这种时候，他们总是选择沉默。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就是谈这次疫情中的法国媒体，尤其是所谓的“汉学家”，捏造事实，令人无法接受，我们可以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你们可以对我们批评、批判，但不能捏造事实。法国有一位“汉学家”，名为瓦蕾利·尼凯，只要碰到中国问题就会有她。尼凯最近制作的一个纪录片中，捏造了关于中国政治学习软件的事实，一方面指称中国政府通过软件后门监视党员，另一方面又错误配上抓捕中国在海外通缉的贪污犯的视频画面，荒谬至极。
事实上，法国驻华记者们看到这种所谓的纪录片，立刻就可以核查，找一个党员，问问对方手机上是否安装了这个软件，也可以问对方能不能举例说明是否有自己同事或党员朋友因此事被抓的。这类非常简单的事情，根本没人去做，反而是捕风捉影报道一些不存在的东西，给法国民众制造一个虚构的中国形象。
相反，中国记者在报道西方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把表面现象、特别是良好现象当成西方社会的全部。更多报道都是有关他们的正面行为，基本上只要他们官方说什么，我们就原封不动地进行报道，但是法国一些非官方的或者一些比较负面的社会现状报道，我们要么看不见，要么不报，最终导致我们向国人描绘的西方世界是非常完美的。
所以，我经常说，今天在所有地球人的头脑中都存在着两个现实，一个是自己生活其中的现实，一个是媒体虚构出来的现实。而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媒体将中国虚构的非常恶劣，缺乏自由人权，而中国媒体虚构出来的西方是非常完美的希望之地。
为什么会有张维为说的“一出国就爱国”，是因为在媒体虚构的西方世界的熏陶下，人们认为西方是完美的，但一旦自己真的来到西方、生活在现实的西方社会中以后，就会看到很多不尽人意之处。这也是现在驻外记者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如何把一个真实的西方告诉国人。
比如，在法国记者可以报道法国的负面问题，只要这些负而问题不涉及其根本的体制实质。但问题是，国内报道法国和西方的负面信息很少；有时即便有报道，大部分也是因为他们自己报道负面消息了，我们才跟进；绝大部分时候，他们不说我们不报。
现在正值全球疫情蔓延之中，法国的有些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地道的，比如政府告诉民众，这个病毒没有问题，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病例都是可以治愈的，所以轻症无需去医院，其实这种笼统的说法是很不负责任的，不仅可能导致病情的恶化，而且可能还会导致法国人拒绝隔离，这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我对未来法国疫情状况非常不乐观。但这些我们的驻外记者却很少报道。
郑若麟老师在法国电视台数次参加辩论
这其中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我们的驻外记者在西方媒体上的发言权非常少。过去，我在法国外派的时候，经常被请到法国媒体参加讨论，这相当于我代表了中国的声音。其实，要参加国外电视台的节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要顾及到政治政策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总是以少对多，现场发言必须没有任何漏洞才行。虽然这非常难、机会也很少，但一旦成功，效果就超乎想象。
我在法国几乎是唯一个经常去法国电视台参加节目的记者，后来也有过一两位，但遗憾的是，最近极其少见。我想，这其中应该也有一些原因，他们愿意请我参加节目，是因为我在法国常驻的时间比较长，知道他们玩的游戏的潜在规则；再加上我在法国当地用法语撰写、在法国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有一定影响力。
西方世界总是带着刻板印象批评我们，认为中国是有一个党在管着报纸，有些话题不允许报道。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情况不存在，但问题是西方自己也有，他们是无形的规训，换一个通俗点的说法就是“政治正确”。很多东西，他们是很自觉地集体遵守，要不报，大家就都不报，要报一起报，而且在报道时把握共同的尺度，这就叫“政治正确”。
比如，在这次疫情中，美国起初一段时间突然决定不再公布具体确诊数字、疑似数字。要是中国政府做出类似的决定，那一定会被批评为“隐瞒病情严重程度”。然而美国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美国媒体只是略作报道。为什么不继续深入地挖掘报道？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这些报道出来后，肯定负面效应非常严重，会导致“政治不正确”，所以他们就不再报道。
这就是奇特的现象，对很多西方媒体而言，一旦涉及到他们体制本身的时候，也有“政治正确”这样一条红线不能逾越。只要长期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待过很长时间，保持敏锐观察力，就能发现。我经常推荐边芹的两本书《谁在导演世界》和《被颠覆的文明》，里面有很多剖析，为什么西方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如何才能突破这些框架来洞见西方媒体。
就像这次中国疫情发生后，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以“东亚病夫”作为标题，我非常清楚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他们无非就是要把中国划到他们的对立面去——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是坏事，这就是他们报道的核心和风向标。其他国家发生任何疫情，人数多，没关系，这是正常现象。但如果是中国，那就是不正常的，数字是可疑的，采取的措施是违反人权的，总之中国的一切都是错的，其他国家都是对的。他们已经预先划好了明确界限，让所有记者明白，在写中国的报道时要突出中国的负面情况。
其实，法国媒体也是如此。这次疫情以来，法国的专业人士，比如医生、研究人员，甚至包括政府，对中国官方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赞不绝口；不少法国医生在电视节目中被问到对中国采取的措施有什么看法时，绝大多数人都表示，中国的政策非常透明，及时将所有信息都传递给我们。但是，法国媒体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法国媒体上，中国疫情报道基本上依然是负面新闻占多数。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我们如果只看西方世界的专业人员，几乎都对中国的防疫作出正面评价。而主流媒体则相反。不过，也有小部分媒体这次也有了一些转变。法国的一家大报“世界报”，曾对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些关于中国疫情的视频画面进行核查，结果发现很多是假的。比如，有一个反映“武汉街头尸体遍野”的视频，“世界报”查证后发现，这个镜头是在深圳而不是武汉，而且视频时间是凌晨，因此怀疑那睡袋中睡的是流浪汉，而非网上所谓的“尸体”。2月26日，“世界报”专门在其网站上发表一篇辟谣报道。
疫情中，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曾发表过一个声明，专门对法国媒体的种种谬误提出只要在法国生活过的人就知道，法国媒体上有着一个奇特的中国、黑暗的中国、地狱般的中国，跟现实的中国完全不相干。
但是，疾病不分高低贵贱、不分意识形态，关乎每个人的生存。就像前面所提到，也许因为疫情，正在出现一个微妙的平衡，甚至未来会有所转变，也就是说西方媒体虚构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这两大力量正在西方的电视观众、媒体读者的头脑中激烈的战斗；谁能占得上风，取决于将来中国发展的趋势。当然，我相信现实的中国会越来越占上风，因为中国的表现和预期会越来越好，真正的现实总归会战胜西方媒体虚构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