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早上9点，卢兰像往常一样打开钉钉考勤系统打卡，意外地发现自己被移除了考勤系统。微信里部门群也不见了，显示卢兰已被移出群聊。
2019年卢兰本科毕业，来到浙江嘉兴工作，当年12月底跳槽到当地一家知名家具定制公司做文员，还没有签过劳动合同，就被公司以暂时不用湖北人，招了两个本地新人的理由解雇。卢兰成了滞留在老家湖北宜昌的失业者。
卢兰的钉钉打卡页面 文中配图均为受访者提供
湖北襄阳人刘丽的工作倒是没丢，部门经理、人力资源轮番关心她什么时候可以到岗。问的次数多了，刘丽的焦虑指数也直线上升。
老板得知湖北籍员工滞留在老家，趁着疫情防控部门到公司复工检查，主动询问怎么能帮到湖北籍员工出省复工。得知要到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盖章，3月4日，公司人力资源就将补盖了职能部门公章的复工证明发给刘丽。
刘丽拿到了盖着职能部门公章的复工证明、村委会开的健康证依旧不能出省。3月14日，她到襄阳市玉山镇政府询问，工作人员回应，没有目的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章走不了。
在贵阳创业的湖北人黄瑞则为何时复工犯愁，回去可能要支付一笔不菲的酒店隔离费用，但不回去，数月没有收入，账上的现金流只能再撑两月。
4月8日，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在此之前，湖北其他地区已经陆续放开持健康证的人员出省。
刚结束一场焦心战役的湖北人，在复工路上又经历了一番波折。
“出不去”
2月28日上午，刘丽和弟弟，表姐及表姐的孩子自驾到襄阳市襄阳区高速路口，准备回广东东莞工作。
车还没开到交警检查的关卡，看到前面排队的三四辆车全被劝阻折返。刘丽心里也在打鼓，同村的朋友2月26日顺利上高速出省，告诉她只需要办理单位复工证明和健康证明就可以出省。
高速交警告诉刘丽，出省材料还缺少目的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同意证明——这是为加强疫情防控刚出的新规。
折返回家的刘丽和弟弟分头联系东莞社区居委会、公司人力资源、东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等多个渠道，得到的反馈均是，东莞疫情防控指挥部目前不给开同意证明并盖章，但湖北人到了东莞，输出地健康码为“绿码”即可入省。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好转，截至3月13日24时，湖北省襄阳市全域进入低风险区，但道口管控仍然很严。
刘丽弟弟三月上旬第二次去高速关卡口，说明目的地没有开同意证明的流程，但执勤警察也无能为力，称这是上级要求。3月14日，她向对口管辖的玉山镇政府询问，工作人员答复，没有章走不了。
滞留在家的刘丽每月有2500元房租和3000余元车贷的压力，家在农村没有网络也没带电脑，每家每户都不允许出去串门，整个2月到3月中旬都没有工作，刘丽很担忧收入无法覆盖房租和车贷。
刘丽说，精神压力大的时候，早上3点多就醒了，睡不着在被窝里刷复工复产的新闻，也不清楚自己哪天能回去上班。额头上起了几颗有些红肿的痘痘，生理周期也不规律。母亲悄悄拉住刘丽，说“车贷不够我来帮你还”。刘丽听了眼泪忍不住在眼角打转，父母就靠农忙时帮别人耕地挣100元/天，他们挣的钱更不容易。
刘丽家的菜地
刘丽发微博吐槽自己出不了省的遭遇，有不少湖北其他地区的网友留言、私信告诉她自己的情况也类似。除东莞外，目的地为浙江、贵州、山东等地滞留湖北的网友当时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无法盖到目的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章。
3月16日，澎湃新闻记者以滞留人员身份致电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此前接到许多市民反馈，所以从3月10日起，出省就不再需要目的地防控指挥部盖章，只是刘丽所在的地方直属襄阳市，更为严格。
小业主的寒冬
和刘丽不同，黄瑞既想早点返工，又担心返工“太早”。
二十岁出头离开家乡，黄瑞先后在广州、上海、浙江打过工，2014年贵阳省到广州招商引资，他看准机会定居贵阳，开了一家软件运营公司，公司规模不大，算上黄瑞一共五人，三个人是外地人。
1月19日，他自驾和父母、妻儿一起回到老家湖北十堰过年。
赶上疫情，他滞留在家两个来月，公司也没了进账，“我们的工作需要甲方在现场验收，硬件检测设备，数据的工作原理演示给甲方看，现场把一系列问题解决好，大部分工作没办法远程完成。”
黄瑞每天的运动曲线在卧室、客厅、厨房、洗手间四点间切换，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一个人站在阳台远眺，或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黄瑞和员工商量，这两月工资暂时发放原来的一半，员工都表示理解。但削减之后，每月用工支出仍有2万余元，所幸当地政府减免了两个月的租金，账上的现金流勉强还能撑住两个月。“之后真不知道怎么办。”他苦笑着说。
3月2日，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对符合条件、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
黄瑞通过新闻联播看到消息，第一时间致电贵州农村商业银行，此前公司办理了一笔八万元的贷款，今年五月需要还款。
但银行工作人员称，尚未接到上级通知，还不清楚能否办理。“公司账上现金流不多，因为年前计划，完工后甲方支付尾款就能把贷款还上”，目前公司没复工，没办法交付。
黄瑞迟迟没有和父母、妻儿回贵阳，主要因为贵阳居住区的定点隔离酒店规定每个成人单间隔离，房费180元/天，生活费50元/天，14天算下来隔离费用达12880元，黄瑞不得不将复工日期一拖再拖。
3月21日，确认出省不再需要目的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盖章后，黄瑞决定先带着妻儿回贵阳。“两个大人的集中隔离费用6000多元，回去都需要隔离14天，耽搁的时间越久复产拖的也就越久。”
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到：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必要的健康证明要做到全国互认，不得再设置障碍，不对人员采取隔离措施。
8天后，黄瑞接到隔离酒店前台电话，称即日起不需要集中隔离，已交的隔离费用会在两周内打到付款账户，隔离期间产生的费用由政府承担。
黄瑞当天回到了公司，员工也陆续返岗。但开张就不顺，和此前合作的甲方联络，得到的答复多是，“现在这块的业务先缓缓，暂停下来。” “大环境不景气，等过段时间形势好了再说吧。”诸如此类的答复给黄瑞带来了很强的危机感。
作为老板，黄瑞主要负责和新客户洽谈，维护老客户关系。现在每家企业都有困难，甲方捂紧口袋，比以前做项目更谨慎了。“以前同时做3个软件项目，现在只做1个。”员工还是一样的数量，但业务额不饱和，一些项目又停滞不前，黄瑞担忧，这样下去很难撑住。
被辞退的湖北人
得知自己被辞退了，卢兰好似从头到脚被浇了一桶冰水。
卢兰是湖北宜昌人， 2019年12月底才跳槽到嘉兴当地的一家知名家具定制公司做文员。1月17日回家后，从除夕开始一直居家隔离，小区户主不被允许出门，在微信群里订购蔬菜、肉类，网格员送到单元楼栋，在微信群里叫到号的户主下楼来领。
“我们小区是高风险社区，陆陆续续有十几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系统里查到距离我家最近的确诊病例不足300米远。”卢兰回忆起来心有余悸。
原本她订的1月31日的火车票，先到杭州再坐客车到嘉兴。眼看着到了既定的日子出不了门，卢兰将票据截图发给老板，询问公司什么时候复工，自己可能需要请几天假。得到答复是，“到时候我通知你，一切以安全为主。”
2月9日开始，卢兰所在的公司复工，要求员工每日早晚在钉钉考勤系统打卡。还在试用期的卢兰，没被安排具体工作，只是工作日看培训视频和材料，学习门店和工厂下单和对接的客服工作。
3月2日早上9点，她像往常一样登入钉钉考勤打卡，意外发现自己已被移除系统和部门的工作群。
卢兰没意识到这是被公司辞退的前兆，她询问经理，“我没有原来的钉钉群了，需要加新的群吗？”得到的答复是“你暂时不来”，并被告知现在公司没什么事，不需要远程办公。
经理与卢兰的对话截图
卢兰看过一些“湖北人被辞退”的微博帖子，联想到自己，她有些不安，鼓起勇气问经理，“我是被辞退了吗？”
9分钟后，她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经理说招了两个新人，暂时不需要湖北籍的员工，并建议卢兰把在嘉兴租的房子退掉。
怕父母担心，卢兰没敢告诉他们。试用期她没有签订合同，直到3月18日，才收到一月份的工资，17天班，3300元。她咨询法律专业的同学和有工作经验的前辈，对方都告诉她，没签劳动合同就没有保障，走劳动仲裁胜算也不大。
但北京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文晋并不这样认为。他告诉记者，可以通过入职材料、办公界面截图、群聊记录、工作记录、工资支付的银行流水单、社保缴费记录、厂牌等合法有效证据来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
武汉市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鹏最近也接到不少劳动关系法律咨询的电话，他建议卢兰先联系公司所在地劳动监察大队，通过调解获得补偿金，如果调解未果可提出劳动仲裁申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劳动者工作不满六个月，用工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工作超过六个月，用工单位需支付一个月的经济补偿。
记者将这些建议转告卢兰，她沉默了一小会儿，说，“还是不走劳动仲裁吧，领导同事都挺好的，公司疫情期间还给湖北捐款了”。
她唯一的倔强是，瞒住父母自己因为是湖北人没有道理地丢掉了工作。她每天登入各大招聘网站，关注宜昌本地的求职信息——尽管本地普遍3000元起薪的全职工作让她心里有些落差。当母亲走进房间时，她又会迅速果断地关闭求职网页。
走出阴霾
4月5日，到记者再联系刘丽时，她显然已经摆脱了被困湖北的阴霾。
美好的开端始于3月19日，刚起床刷着新闻的刘丽接到村委会的电话，通知从当天开始不再需要接收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盖章，就可上高速出省。
当天吃过午饭，刘丽和弟弟，表姐一家上车再次驶向高速，这一次他们带齐了回东莞的行李，生怕政策再有变化空欢喜一场。那天，高速上车辆比前几次多了，排在前面的车辆一个又一个地通过关卡，刘丽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3月20日上午，她向社区报备已经回到东莞，原以为会被要求集中隔离14天。没想到，社区回复说，根据市指挥部下发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湖北人员健康管理措施的通知》，3月20日零时起的湖北来莞人员，持湖北绿码，由居民小区网格管理员收集其14天内每天2次体温检测数据。
这意味着刘丽甚至不需要居家隔离，原计划3月30日才能上班，这下足足提前了两周时间。
在复工上班两周后，东莞大多数的餐饮店已经正常营业，刘丽和闺蜜约了一顿烤肉，鲜美的秋刀鱼、牛上脑、腰花一下让她“找回了味蕾”。她和闺蜜讲起滞留湖北老家的经历，有一刻好似感觉在讲别家的故事，“万事尽头，终将美好”，她感慨。
刘丽和闺蜜约了一顿烤肉
3月底，黄瑞的账户上收到6000余元的集中隔离费用退款。尽管公司生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寒冬里企业主们的软件服务需求也不高，黄瑞每天依旧乐呵地问候甲方客户和那些暂时不需要软件服务的潜在客户。他和员工开内部会议的时间更加频繁，也会鼓励大家一起应对这段艰难的时期，“鼓励别人也会使自己更坚定”，他期望生意会像天气一样回暖。
卢兰的父母已经复工，他们依旧不知道女儿滞留在家的原因。父母希望她疫情期间先不要回去工作，最好以后留在家乡。
4月初，卢兰给宜昌本地的几家公司投递了简历，这次求职她更加谨慎，会先查询资料了解公司的经营，诉讼情况，也会关注网上内部员工的评价。
她投递的公司离家都不远，不必每天挤公交，避开人流量心里踏实很多，“工作内容是我能够胜任的”。卢兰期待，清明之后收到心仪公司的面试邀约，对于未来她还有很多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