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要想发展必须开放

　　如今的武汉和浦东新区成立前的上海一样

　　缺乏的是战略定位和先行先试的机制

　　武汉要想发展必须开放

　　疫情后，武汉还能否稳居中部C位？

　　3月31日，因疫情延迟的武汉2020年001号地块再次网上挂牌出让，由江苏吴中集团旗下“第一工园”以1.362亿元摘得，计划开发建设“第一工园-武汉智联创星中心产业园”项目，是服务于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的主题产业综合体。

　　《中国新闻周刊》在武汉市洪山区青菱工业园该项目现场看到，这片土地位于青菱工业园的中心，从地图上看，地块正处于长江和青菱湖中间，距离西北角的长江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多。

　　项目一期规划用地180亩，总建筑面积37.27万平方米，预计投资15亿元。

　　项目负责人、江苏吴中集团武汉星汉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吴江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项目的效果图，“从地理位置来看，我们的地块正处在一个黄金十字节点，是武汉正在打造的长江主轴其中一部分，江对面是武汉经济开发区的沌口车都，东南部则是光谷，我们处于两大开发区中间，沿着三环线和四环线拓展开来，形成武汉的产业主轴。”

　　2011年，武汉推出“工业倍增计划”，明确要求优化工业空间，构建大光谷、大车都、大临空和大临港四大工业板块，打造一批高端产业基地和特色产业集群。

　　在吴江看来，大临空和大临港主要以交通运输为主，真正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是大车都和大光谷，因此，处于两个主轴交叉的黄金节点，也是未来武汉智联创星中心产业园的价值所在。

　　谈及疫情后对武汉投资的信心，第一工园总经理刘健说：“武汉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地位，九省通衢的枢纽区位，长江主轴及四大产业集群的基础实力，每年百万在校大学生的人才资源，这些都是我们看重的。”

　　无法撼动的九省通衢

　　3月29日，武汉统计局官网正式宣布了2019年GDP 数据为1.6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4%。由此，2019年中国GDP10强城市终于落定，武汉位列第8，比前一年上升1位，处于成都和杭州之间。

　　但是，随着疫情的暴发，今年以来，武汉大部分经济活动暂停，财政收入更是遭到重创，在湖北省政府参事、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智敏看来，今年武汉的GDP形势并不乐观，根据武汉市统计局数据，今年1、2月份，武汉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538.55亿元，下降31.8%，其余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也都为负数。

　　“实际上，武汉虽然2019年排名提升了1位，但和后面的杭州、天津差距并不大，很容易被赶超。”彭智敏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道。

　　在TOP10的城市中，上北深广分列前4，第5名由重庆摘得，天津由去年的第6降到第10，除此之外，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占据第6到第9的位置，其中，武汉仅以789亿元的差距略输成都，比杭州仅高出850亿元。

　　尽管如此，彭智敏并不认为，武汉在国家区域战略中的地位就会因此被撼动，武汉九省通衢的地位，无论是铁水公空，各种交通方式的衔接，都不会因为一次疫情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谈及武汉，永远都绕不开的一个词就是“九省通衢”。从地理位置来看，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长江干流和支流汉江将武汉分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作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武汉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高铁网辐射了大半个中国。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武汉在多个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是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也是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2016年12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经国务院批复，在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中，明确提出支持武汉、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此后不久，国家发改委函复湖北省人民政府，同时公布《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提出武汉要立足中游、引领中部、服务全国、链接全球，全面提升现代制造基地、服务高地、创新源地、开放平台功能，强化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及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强化支撑和承启作用，拓展沿江发展新空间，挺起长江经济带脊梁，加快建成以全国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大功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

　　“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在长江一带的城市中，武汉无可替代。”彭智敏进一步分析，中部六省的省会城市，长沙和南昌都不在长江边上，岳阳和九江虽然地理位置更靠近长江，但经济体量和发展规模与武汉显然是无法比拟。

　　而在中部六省中，同样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郑州，在陆路交通方面比较占优势，在面向北方有更好的交通优势；航空的客流量方面，这几年郑州和长沙也时常超过武汉，但作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至少在长江中游区域，武汉无可替代。

　　人才流失之忧

　　在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武汉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吴传清看来，除了交通区位优势，武汉市科教资源优势也不容小觑。作为国内外著名的智力资源密集区，武汉也是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拥有近90所大学、100所科研院所、数十位院士、100多万在校大学生等科教资源、人力资源优势。

　　基于这些资源，武汉市这些年积极培育新动能，大力倡导发展“知识经济”“院士经济”“校友经济”，建设一批工业技术研究院，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

　　作为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城市，依托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三大国家级开发区，武汉开展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集聚国内外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求，已发展成为享誉中外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汽车产业基地、生物产业基地、地球空间信息与服务产业基地等。目前正在大力推动国家高端存储器产业基地、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基地、商用航空航天产业基地、网络安全与人才创新基地等，产业优势十分明显。

　　在产业集聚方面，武汉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新型显示器产业集群、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集群、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是国家发改委核定的首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目前全国66家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北京、上海、武汉各占四个，并列成为新兴产业集群最多的城市。武汉地球空间信息及应用服务创新型产业集群则被列入国家科技部核定的首批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名单。

　　此外，武汉市是国家“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在目前全国13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中，武汉拥有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两家。“科技强则产业强，产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综合实力强。”吴传清说。

　　但是，随着疫情暴发，武汉和湖北各市县相继封城，居民居家隔离，最大限度阻断疫情的传播途径。而在封城之前，据武汉市市长周先旺透露，已有500万人离开武汉。

　　随着湖北以外各省市纷纷复工复产，湖北和武汉相对迟滞的复工所带来的时间落差，一方面，可能会造成原有的市场份额被挤占；另一方面，各省市掀起新一轮“抢人大战”，可能会带来部分高端人才的流失。

　　这也正是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光谷生物城）建设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钱德平最担心的问题。“光谷生物城里很多都是高科技产业，人才是关键，如果核心人才都走了，企业可能就没有希望了。”

　　在钱德平看来，武汉尽管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但和周边城市也就数百公里的距离，高铁一两小时可达，加上收入成本和沿海城市相比确实不高，即使和周边的郑州、长沙等城市相比，也不具备明显优势，而且周边城市发展产业的决心也很大，因此一些武汉培养的大学生，未必首选留在武汉，而疫情的暴发，更有可能加剧人才的流失。

　　吴传清则显得乐观很多，在他看来，武汉一些产业是别的城市无法替代的，比如光电子产业、北斗卫星产业、一些生物产业的应用等，这些产业之所以选择来武汉投资，就是看中了武汉的区位优势，科教资源优势和产业配套优势，不可能因为两个月的停滞就放弃。但一些小型的产业配套，可能会被其他城市的企业取代。

　　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各省市都借势这阵东风，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的省市也找到了发展的动能，经济快速增长，很多学者认为，新经济使得各城市重新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各城市发展迎来重新洗牌的过程。但在彭智敏看来，新经济下，各城市发展依然会有差距：“为什么大部分高新技术的头部企业还是在北上广深？他们的基础条件、政策，资金投入，吸引人才的力度依然很大，尽管深圳高校不多，但企业研发能力很强，就是因为吸引了来自全国甚至全球的人才。”

　　在彭智敏看来，疫情之后，武汉经济发展的重心，依然要适当向新经济领域的高科技和高端产业倾斜，不然可能会更加被动。

　　抱团发展

　　这些年来，彭智敏一直呼吁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坦率地说，武汉城市圈建设这几年进展并不理想。”

　　据彭智敏回忆，那时候，武汉城市圈建设被纳入到国家战略，还是“两型社会”示范区，最初也做了几个项目，在当时的城市圈中颇有影响力，后来实质性的行动少、圈内各城市也不太提了。

　　一直以来，武汉在湖北一家独大，“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武汉的首位度高达3.2，仅次于成都。”彭智敏说。从2019年GDP来看，湖北省排名第二的襄阳市全年GDP为4812.84亿元，还不到武汉市的零头。

　　“从这次疫情来看，武汉城市圈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除了武汉是疫情中心之外，最严重的两个城市是孝感和黄冈，这两个城市也是和武汉人流、物流最密切最有交集的地方。”彭智敏分析，这也说明武汉城市圈之间有很多的联系，但过去因为行政干预，武汉不愿意将一些优势资源流出本辖区，人为阻隔了区域之间的合作。

　　彭智敏认为，通过此次疫情，武汉和周边城市首先在医疗预警系统的共同响应，联防联控方面应该加强合作；其次，要加强产业的合作，倡导产业双向转移，即总部向武汉转移，制造的工厂向周边市县转移。“所以武汉未来要做大做强，首先要依托周边城市，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合理的分工。此次虽然是流行病的问题，但也应引起我们的反思，应该改善经济合作的形态，减少孤立，共同占领产业制高点，尽快形成竞争力。”

　　实际上，作为常住人口1100万的超大城市，武汉在人口、产业等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日益增强，随着武汉城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武汉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也正在日益彰显。

　　“从武汉大都市区建设到武汉城市圈建设，再到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格局中，武汉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得以加快提升，资源要素配置能力、中心城市集聚功能和辐射效应更加强化，从而提高武汉市城市能级。” 

　　吴传清认为，作为国家多个区域战略布局的重心，武汉市将会成为立足长江中游、引领中部地区、服务全国、链接全球的国家中心城市，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之后的“新一线城市”代表。

　　“无论是长江经济带战略，还是中部崛起战略，关键是如何利用国家战略，谋划一些重大的项目，重大的工程，去对接战略，将战略落到实处。”彭智敏举例，在长江经济带战略中，明确提出武汉要建设长江中游航运中心，这几年武汉在这方面的建设进展明显，在此次抗疫过程中，也作出很大贡献。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和上海的国际航运中心相比，还是和长江上游的重庆相比，依然还有较大差距。

　　因此，彭智敏认为，对于国家战略带来的机遇，确实还要好好谋划，不但要在硬件建设上下功夫，建设泊位更多的码头，争取更多的船只在武汉港经停，更要理顺体制机制：“一方面通过信息网络的资源共享，降低物流成本，让更多货物在武汉中转；另一方面，在湖北省内的港口间要做好协调，不能利用打‘补贴战’的恶性竞争来争夺市场占有率，而是应采取协同协作，甚至相互参股的方式，共同将长江航运中心做大做强。”彭智敏补充说。

　　“想发展，须开放”

　　如果不是疫情，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或已开展，彭智敏认为，在编制规划的时候，对于武汉城市圈的一些中心城市，如武汉、宜昌、襄阳等，要花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源，重点发展一些未来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武汉的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不得不向外转移，未来，我们应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市场前景看好的产业。”

　　在彭智敏看来，要巩固现有的高端装备制造、光纤通信、光电子、生物医药等前景较好产业，疫情之后，要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全国各地都在争，我们要有选择，不能多头出击，但坦率来说，具体选择哪些产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非行政规划的结果。”

　　“如果仅仅把武汉放在一个区域来看，其实是对武汉定位的窄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年，在未来的40年，对于武汉的定位，应是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战略支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支持重点全在沿海和西部，但是，仅依靠长三角、珠三角是不可能拉起中国的，仅依靠西部大开发，也是不可能拉起中国的。

　　张燕生师从经济泰斗张培刚教授，对恩师提出的“牛肚子理论”极为推崇。在上世纪80年代，张培刚教授就提出，要将陷入泥沼的大牯牛拉上来，拽牛鼻子无济于事，只有在牛肚子处找到一个支点，利用杠杆原理，牛才能起来。中国这么大，如果把上海和沿海城市看作牛鼻子，重庆和西部地区看作牛尾巴，中部地区就是牛肚子。“如果这头牛要飞奔，中国经济要起飞，只拉牛鼻子、只扯牛尾巴，牛肚子还坠在地上，会有用吗？”

　　“牛肚子理论” 后来成为“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就是在沿海开放同时实行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开发，实现整个国家经济的腾飞。

　　然而，中国崛起战略这么多年来，武汉的外贸依存度依然只有14.5%，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33.7%的一半。“九省通衢的地方，如此封闭开发，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张燕生认为，继深圳、浦东、雄安以后，武汉应该成为第4极，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战略支点和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重点区域。

　　张燕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了这次中国疫情发作的轨迹，从武汉开始，首先影响的是中国最有活力的两个省，浙江和广东，以及两个超大规模的城市，北京、上海。接着，影响周边的安徽、河南、湖南和江西，然后影响江苏、山东和福建，最后扩及全国。

　　“从疫情的传染分布，证明武汉对整个国家的辐射和影响，下一步如何能把新冠病毒的损害变成机遇来拉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就起来了。”张燕生提出“武汉不兴中国不兴”的假说，“要想证明这个假说是否成立，应该给武汉一个验证的机会。”即先将中部带起来，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国际化新高地，让整个中国的资源，全世界的人、财、物都向中国的中部集聚，带动辐射东西南北中，实现整个中华的复兴。

　　在张燕生看来，历史上，大汉口和大上海并驾齐驱，小商小贩十分活跃，市场经济非常有活力，因此，并不缺乏内生动力。“如今的武汉，和浦东新区成立前的上海一样，缺乏的是战略定位和先行先试的机制，武汉要想发展，必须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