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带来的严重影响，让各国都陷入了“特殊时期”的紧张情绪。与寻常时期不同，在病毒面前，普通民众渴望政府能够有效行驶治理职能，带领人们走出困境，对政府的要求从往常的“减少干预”转为“提供基本和必要的保护措施”。但是，对于一些政治家而言，新冠病毒是他们巩固自身政治地位、获得更大政治权力的绝佳契机。在世界各地，威权主义似乎迎来了新一波的崛起，政治强人在扫除反对者后，又是否会将人民的需求作为其治理的首要任务？
出笼的权力——世界各地的威权主义崛起
面对新冠病毒的巨大威胁，一些国家的政府与领导人强调了权力集中的重要性。对他们而言，在疫情带来的混乱中，一个强力政府能提供明确且有力的指示；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正是这样一个可以自我专断、自我约束（auto）的政治理念。相较于寻常时期，民众期望政府可以在特殊时期作出更多的决策；相对应的，民众也愿意在特殊时期交付政府更大的政治权力。但是，在某些国家，政治家通过一系列手段将原本相对分散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这样的做法未必是基于对人民安危的考虑，而是对于权力的渴望和巩固自身地位的需要。
举例而言，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在任职期间破坏了国家的制衡体制，恐吓了司法系统，削弱了民间组织和新闻自由，并将选举重新配置为有利于其执政党青民盟（Fidesz）的形式。根据VOX新闻报道，政府控制着电视广播和媒体公司，以至于反对派无法得到公平的表达机会。欧尔班的政党青民盟在议会选举中支持虚假的反对党，以此来分裂反青民盟阵营的选票。2018年4月，青民盟赢得了全国大选，巩固了欧尔班的权力。国际观察员得出结论，反对派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公平的机会来与青民盟竞争。在纸面上，匈牙利的公民社会看起来自由而充满活力，但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规定使得支持民主的组织几乎不可能完成他们的工作。匈牙利的经济似乎在增长，但相当多的公司被欧尔班的亲信控制着。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当疫情来临时，匈牙利议会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法案，该法案赋予了欧尔班无限期的全面应急权力。议会关闭，未来的选举被取消，现有法律可以暂停，总理现在有权通过法令进行统治。欧尔班尔班的发言人佐尔坦·科瓦奇（Zoltan Kovacs）表示，该法案不设明确的结束日期是为了防止议员们因病无法出席议会会议。他表示，试图将该法案描述为对自由媒体的威胁是“带有偏见和不负责任的”。“生命危在旦夕，”他在Twitter上写道，并称该法案“相当合理”。对此，位于布达佩斯的智库“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表示：“不寻常的法律状况很容易引入，但之后就很难恢复正常。”截至3月20日，匈牙利已确认167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其中7例死亡，远低于邻国奥地利和许多其他西欧国家。但是匈牙利病例数字较低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其较低的测试水平。匈牙利人口接近1千万，迄今仅进行了约5，000次测试。而《卫报》则表示，在疫情期间，欧尔班进一步削减了民间组织的权力、分化了反对派的力量以及限制了信息的公开化，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戴口罩的军警在街头巡逻。新华社 图
与欧尔班相类似，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同样暂停了司法工作，来确保自身政治地位的合法性。据《纽约时报》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于3月初将因贿赂、欺诈和违反信托指控而面临审判。而他以控制疫情为由，已利用紧急状态推迟了对他的腐败审判，阻止议会开庭，并向内部情报机构授予了国内监视权。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以威胁以色列民主为由，要求最高法院阻止政府以抗击新冠病毒为幌子攫取权力。请愿者要求最高法院恢复议会的全部权力。内塔尼亚胡的盟友、众议院议长尤利埃德尔斯坦（Yuli Edelstein）阻止了议会的正常运作，他声称对公众健康感到担忧。总检察长兼内塔尼亚胡受命人阿维沙伊·曼德尔布里特（Avichai Mandelblit）在向法院发表的声明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强调“至关重要的是，必须使议会能够监督政府的工作，特别是在此时。”
内塔尼亚胡的忠实司法部长也利用紧急法令限制法庭活动，导致内塔尼亚胡先生的腐败指控审判推迟了两个多月。越来越多的指控称，政府正在利用新冠病毒的流行散布恐慌并维持权力。《纽约时报》称内塔尼亚胡谴责了这些批评，指责他的对手在他努力挽救生命、阻止病毒肆虐全国的同时，还在从事琐碎的政治活动。在周六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把自己比作泰坦尼克号的船长，说他正在冰山之间航行。
在一些国家，政府开始封杀新闻报道，并且授意警察殴打“违反”宵禁命令的公民，这成为了这些国家政府进一步摆脱权力限制的方式。在埃及，与国内反对派关系紧张的西西政府开始打击传播负面新闻的行为，包括撤销了两名记者对加拿大流行病学家进行采访以及报道的资格。根据Vice新闻网报道，流行病学家估计，埃及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已超过1.9万例，而截至4月24日，埃及官方通报的确诊病例仅为3891人。而在肯尼亚，各地的警察过度使用武力，殴打并对下班回家的人群施暴。在蒙巴萨，媒体报道称，警方开始殴打排队登上渡轮的人。渡轮是下班后返回大陆的唯一交通工具，而这一暴力事件的发生时间比宵禁开始的时间早了两个多小时。据网站amnestry.org报道，在菲律宾，4月1日，杜特尔特在电视讲话中警告那些可能在实施社区隔离期间制造“麻烦”的人（他指的是政治左派，但似乎也包括其他可能会抗议或质疑政府措施的人），他表示，“我不会犹豫。我对警察和军队，还有行政区下达命令，如果有麻烦或情况出现，人们在战斗，你的生命在危险中，开枪打死他们。你明白吗？死了。我要把你送进坟墓，免得你惹麻烦。”针对杜特尔特总统的命令，大赦国际菲律宾分部主任布奇·奥拉诺（Butch Olano）表示：“令人深感担忧的是，杜特尔特总统将’射杀’政策扩展到了执法机构。致命的、不受控制的武力永远不应该在类似新冠病毒大流行这样的紧急情况下被使用。这包括针对奎松市圣罗克居民的暴力驱散，他们抗议当地政府缺乏对人民的救济支持。警察对求助呼吁的暴力回应是无情而无理的，尤其是在数百万菲律宾人无法赚钱生活的情况下。我们呼吁总统在大流行期间立即停止煽动针对那些批评政府的人的暴力行为。地方政府必须与居民进行对话，并向特别是最贫困的社区提供急需的救济。”根据菲律宾国家警察的最新信息，在该国各个地区（包括马尼拉）已经有17000多人因违反与大流行有关的封锁和宵禁令而被捕。
对于特殊时期的政府而言，扩大其拥有的权力本身或许不是最根本的问题；但是，一旦政治家开始试图在获得权力的同时破坏先前制衡其权力的种种机制，那么这“出笼”的权力将会毁掉曾限制其行动的铁笼，并使得政治家在使用权力时变本加厉。
政治强人——特殊时期的领导者？
根据《牛津通识读本：民主》的作者伯纳德·克里克所说：罗马人关于权力与同意之间关系的现实主义态度可见于独裁官（dictator）一职，这是罗马共和国的一个宪法职位。一人在紧急情况发生期间被赋予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身为罗马的拯救者的辛辛纳图斯将军临危受命，在功成身退后解散了军团，返回田园。他也成为了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权力之上的典型代表。但是，这样高尚的政治家毕竟是少数，如果政治家在紧急情况结束后恋栈贪权，或为了保留权力而人为地延长紧急状态，他事实上就被剥夺了受法律的保护的权利。如果能做到，任何人都有权杀死他……在最近的Talking Politics播客中，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Lea Ypi解释说，“现代对于独裁政权的负面理解‘使人们混淆了独裁者与暴君的不同概念’，后者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使用权力的暴力的人’。预计危机结束后，独裁者通常将在六个月内退位。”
但对于现代政治家而言，在寻常时期要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往往处处受限，议会、法院乃至反对党都可能成为阻碍政治家获得绝对权力的存在。但是，一旦政治家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绝对权力，并走向极端、开始其残暴的统治，公民们却不再像古罗马公民那样拥有反制“暴君”的手段。
许多政治家，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其他一些欧洲政客都曾将防疫抗疫比作战争，这样的比喻也显示出当前时局的不同寻常。据《大西洋月刊》报道，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作为提出紧急时期应采取独裁管理的思想家，曾明确表示：“君主是决定例外情况的人。”施米特因加入纳粹党而在政治理论界和法律界声名狼藉，在他看来，任何自由的宪法结构最终都将被紧急状态所吞噬，那时法律会消退，独裁会出现以应对危机。对于一个愿意抓住紧急状态提供的机会的主权国家来说，一场大流行肯定会提供这样的机会。
当今世界政坛中，对于强人政治最为公开推崇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而他对于强人的推崇也与其对于连任的渴望息息相关。正如同《大西洋月刊》的报道中写到的那样：特朗普当了三年总统，他的执政方式仍然是威权主义的，他对民主的重要性和对他的权力进行制衡的必要性缺乏任何认识。他仰慕世界各地的铁腕人物，就像他在向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等领导人会面时一再表达出对他们的欣赏那样。他最乐于行使的总统权力，是那些最适合行使侵略性的、单方面的、完全不受约束的权力，最明显的是赦免权。综上所述，我们确实有理由担心，这场流行病可能会让特朗普以公共卫生的名义，行使他最反民主的本能。
疫情期间，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 新华社 资料
但是，相较于其他更为强硬和极端的政治强人，特朗普在实际行使集中权力时却显得犹豫不决、甚至表现出排斥的情绪。正如同《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所说，“对懒人来说，行使真正的权力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虽然危机应对有时也有其魅力所在（例如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在应对大流行的情况下，成功地赢得了批评人士的支持）但联邦政府在应对蔓延至50个州的瘟疫时，需要承担好管理层面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是生死攸关的。它的任务包括跟踪供应链、分配通风设备和医疗保护设备。但是，这并非特朗普乐意从事的工作。在三月份有关冠状病毒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抱怨说：“联邦政府“不是一名运输人员’，不负责可能挽救生命的物资供应。州长们应该承担起责任，以获得各州抗击新冠病毒所需的关键设备。”
相较于特朗普的特殊情况，其他国家的政治强人们似乎更愿意使用强硬手段来显示出自己的治理能力；但是，这些强力手段背后，也存在着该国应对疫情的不力和对与批评者的遏制和扫除。在委内瑞拉，因选举问题而饱受争议的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不会容忍任何人质疑他的国家是否做好了应对冠状病毒的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当局已逮捕了七名批评政府对冠状病毒准备情况的批评者。在俄罗斯，当局也同样在疫情期间采取了强硬的管理措施。据CNN报道，俄罗斯总理普京已经将新的人脸识别监视系统投入到了疫情防控工作中。在3月底，莫斯科警方声称使用面部识别和170，000个摄像头系统逮捕并罚款了200名违反隔离和自我隔离的人。
据当地的dailystar新闻报道，在孟加拉国，自2020年3月中旬以来，当局已经因为针对冠状病毒的评论逮捕了至少十人，包括医生，反对派活动家和学生，其中大多数人是由于严厉的《数字安全法》被捕的。新闻部宣布已成立一个部门，监视社交媒体和各种电视台，以了解有关新冠病毒的“谣言”。目前，孟加拉国正面临着感染人数上升和大规模失业的双重打击。而在加纳，总统纳纳·阿库弗·阿多（Nana Addo Dankwa Akufo-Addo）引入了严厉的新权力，该权力没有限制期限，甚至在立法中都没有提及新冠病毒。新法律赋予总统席卷一切的权力以限制人民的行动。反对派全国民主大会议员拉斯·穆巴拉克（Ras Mubarak）告诉BBC：“我们希望总统使用在宪法中规定的紧急权力，这将要求他每三个月来一次议会，以便议员们能够评估是否需要这些措施。”加纳司法部长格洛里亚·阿克福（Gloria Akuffo）为该法案辩护，称该法案是为了保护该国的健康而起草的，它将“不仅应对我国面临的风险，而且还将应对未来的风险”。另一方面，根据当地媒体AfricanNews报道，在加纳确诊的636例新冠病例中，仅有17例恢复了健康；与其相邻的尼日利亚在确诊的373例病例中，99例得到恢复；尼日确诊的570例病例中，也有90例完全恢复。相较于其他非洲国家，加纳的感染速度上升较快，但恢复效率却异常低下。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家试图建立自己的强力形象的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民众和国际社会对其治理成效的监督。碍于新冠病毒的强力传染性，一个国家的病毒爆发也将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对于民众而言，在授予政府和政治家权力的同时，他们也渴望政府能够作出及时有效的治理措施，以保护好在新冠侵袭下脆弱的人民。但是，伴随着社会问题变得更加纷繁复杂、中央与地方的分化加强，一个能够“大包大揽”、可以处理一切问题的“全能政府”已经越发不可能出现；如果威权政府无法对人民的需求作出回应，政治强人们是否会作出从“独裁者”向“暴君”的转变？这一切都是值得全世界人们思考和警惕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