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青年报
时下正在热播的宋朝历史剧《清平乐》里，据说大文豪司马光一出场就被弹幕怼了，好多人对他不满。仁宗朝登场那一拨文化巨匠，自古以来就被放在高光下审视。但不管对他的政见有什么看法，都不应该转移成对司马光人格的非议。就连后来把司马光列在“元祐奸党”第一名的宋徽宗，当年和奸臣蔡攸玩票演戏的时候，还互相吹捧，一个拍马屁说“陛下好个神宗皇帝”，一个夸“你也好个司马丞相”。
不过围绕司马光和王安石新旧两党间，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议，以及所引发的后果，确是一个值得人们亘古思索的真问题。
但今天要说的是司马光的出生地，河南光山县。司马光因为光山而得名，而光山县又因司马光而知名。去年这个县出了一个新闻，当地9名农民被指控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而分别被判刑。可是这个“恶势力”集团有点出乎人意料，他们没有纹身也没大金链子，平均年龄63岁，其中最大的一个成员已经85岁。这个引人关注的案子有了新的进展。近日，此案由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9名被告人不宜认定为恶势力犯罪。
这个有点让人跌眼镜的“恶势力”集团，确实搞了一些事情。比如一审被认定为“首要分子”的李仕新，曾在一次赌博中把人家打成轻伤二级。他还组织村民，阻止他人建房施工，共索要钱财15万元。所以一审时，法院认为李仕新等9名被告人成员固定，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寻衅滋事作案三起，其行为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构成要件，光山县检察院在起诉书中还用了“慑于其淫威”这样的词。
平均年龄这么大的“恶势力集团”，其实光山县并不是孤例。2018年隔壁的罗山县也发生过一起类似案件，5名被告案发时平均年龄60岁，一审也被认定为恶势力集团。这两起案件，既有相似之处，又在细节上有不同。
这两起案件都涉及“历史遗留”土地纠纷。村集体土地在几十年前，以低价被政府征收，成为国有土地后又被卖给个人。当土地的新主人准备建房时，村民便以当年卖地不公等为理由，向房主索要钱物。冷眼旁观，两件事确都有以宗族仗势欺人的嫌疑。因为即使真的涉及土地产权纠纷，也是村民和当年征收土地的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不应该向“善意第三方”索要。
罗山县一案中，首要成员有胁迫他人参与非法活动的嫌疑，有证人证实谁不去参与要钱，就会被组织者辱骂。在索要钱物的过程中，这些老年人还有拉闸、推墙，甚至拿刀扬言砍断电机等行为。类似行为共发生10起。而光山县一案，暴力威胁的特征相对较小，索要财物的次数，以及参与人数也较少。被起诉的三起个案中，“首要分子”李仕新参加了两次。
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大背景下，我注意到2017年河南省政法委曾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集中打击整治农村黑恶势力犯罪。扫黑除恶，整治农村黑恶势力，是响应群众呼声之举，也是乡村振兴的必要前提。但自斗争开始之初，中央政法委、全国扫黑办一直将“依法”二字放在前头。
2019年全国扫黑办发布的《“恶势力”及“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中，可以看到关于认定恶势力及恶势力集团，标准中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并将一般犯罪和恶势力犯罪做了区别。比如，其中指出因为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处理。再比如，对于“纠集在一起”时间明显较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刚刚达到“多次”标准，且尚不足以造成较为恶劣影响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同时还强调，应该根据所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程度以及对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影响程度等因素综合把握。
信阳中院二审改判，显然重新考量了这些标准。9名被告作案三次，符合“刚刚达到多次”这个标准，尤其是组织者李仕新只参加了两次。同时这9人对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退还了15万元所得，也应被视为有减轻处罚情节。
尤为重要的是，《认定标准》中明确指出，全部成员或者首要分子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认定恶势力时应当特别慎重。所以光山县法院的一审判决，显然有人为降低恶势力集团认定标准的嫌疑。二审判决除了给9名被告的“恶势力集团”摘帽，还对9人的刑期分别做了减轻。但是对于被告律师提出的，被告人为解决纠纷，曾主动报警并信访，主观上无法认定有强拿硬要等无罪辩护理由，并未采纳。
认真学习有关扫黑除恶的指导文件，就不难理解其中对“依法”、“精准”的强调。要让每一件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一要求贯穿专项斗争始终。而乡村社会恰恰又是情况最为复杂的地方，开展专项斗争，既要打击农村中的黑恶势力，又要避免人为拔高案件性质。要精准把握好其中的界限，司法机关及办案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领会其精神要旨，防止“法外因素”干预办案。
涉及老年人认定为涉黑恶犯罪的，应该特别慎重，这不是说老年人就不会成为黑恶势力，毕竟“教父”年纪都不会太小。“特别慎重”这四个字，既体现了法律的审慎严肃，又表达了法律的谦抑精神，值得人们反复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