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在江口明末战场遗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以下简称江口沉银第三期考古发掘）成果通报会上，来自蜀王府16斤重的“蜀世子宝”金印风头无两，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其实，不止是这次，从2017年开始，江口沉银遗址三次水下考古挖掘，每一次都有新的重大发现。
蜀王金宝；蜀世子宝，金、银西王赏功币、三眼火铳、铅弹、“忍耐”金戒指、双龙头金手镯、“独占春魁”金簪、“江山共老”银锁……
红星新闻梳理三次考古发掘发现，在四川彭山江口沉银考古发掘的出水文物数量已达到5.2万件。
透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明末清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环境鲜活得仿佛就在眼前。
这些文物中许多为首次面世，不但揭开了关于张献忠和江口沉银的面纱，也为大家展示出了一幅明末清初的一副“清明上河图”。
三次考古
发掘3.5万平方米，出水文物5.2万件
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60公里，南距眉山市约20公里，是一处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战场遗址。自20世纪20年代起，遗址所在的岷江河道内陆续发现有文物出水。
2005年岷江河道内修建饮水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一段木鞘，内藏7枚银锭；2011年岷江河道内取沙，发现了金册、西王赏功等文物；2013年以来江口沉银遗址遭到严重盗掘，201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2017年4月，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水下考古首期收官，发掘面积约2万平方米，出水文物3万余件，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江口沉银遗址”成果入选“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8年1月24日，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正式开始第二次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前后历时近3个月，发掘面积10000平方米，共出水文物12000余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枚蜀王金宝。
2020年1月10日，第三次水下考古正式开始挖掘，4月28日结束，前后历时3个多月，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勘探面积10000平方米，出水文物10000余件。
三大金印
虎钮金印、蜀王金宝、蜀世子宝
虎钮金印
蜀王金宝
蜀世子宝
在出水文物中，三大金印无论从分量还是价值而言，都当坐“头把交椅”。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铸造于1643年，在2013年被人从岷江河中盗掘后转卖，后警方介入，将此印追回，是张献忠沉船文物中的核心文物，对考证沉船文物性质极为关键。
在江口沉银二期考古发掘中，曾出水过一枚“蜀王金宝”，不过遗憾的是，那枚金宝已经碎成了10多块。
明朝藩王金宝，也被叫做金印章。根据明史记载，册封亲王时往往会用到金册或金宝。不过每一代藩王都会有自己的金册，而每个王府拥有的金宝则只有惟一一枚，作为明代亲王在藩地发布政令、与中央书信往来的信鉴，每个藩王府唯一的一枚金宝，在分封时就代代传袭。
在第三期考古发掘中，也出水了一枚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遗憾的是，印上的龟形头部暂未发现。
刘志岩介绍，“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 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
经过测量称重发现，这枚金银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高达95%。
三种钱币
西王赏功金银币、大顺通宝钱币
西王赏功金银币
大顺通宝
明“西王赏功”钱，铜质直径 4.6厘米，方孔圆钱，正面币文直读“西王赏功”，背素面。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据川时，自称“大西王”，在成都建大西国，铸造了“西王赏功”钱，分金、银、铜三品。这种钱是作为战争中论功行赏用的，其作用类似于如今的功勋章，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
江口沉银遗址未发掘以前，西王赏功币存世罕见，早年所知金、银皆为孤品，但后又有新的发现。2011年嘉德春拍出品金质、银质西王赏功各一，金质成交价格230万元，银质以55.2万元成交。之后市场价值成倍翻涨，出现很多臆造品，真品难得一见。深圳海拍国际艺术品投资管理公司在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以980万元、500万元、1500万元的价格拍卖成交西王赏功钱币。
江口沉银考古发掘三期均出土有西王赏功币，但目前只有金币和银币，暂无铜币。
在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些“大顺通宝”。“大顺通宝”是张献忠铸币，系仿照“崇祯通宝”所铸造的小平钱，用于正常流通，但直径比一般的“崇祯通宝”大，据说铜料是张献忠熔化蜀王铜器和佛像所得，铸造较为精美。
有幸的是，“大顺通宝”当年的铸造量确实可观，虽然清朝收缴销融了不少，但至今仍不少见。不幸的是，张献忠本人没有因钱币上的“大顺”二字而带来好运。从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到1646年在“江口”被杨展击败后不久，就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兵射杀。今人偶然在古玩市场淘得的“大顺通宝”，竟是对大西国那段短暂而激荡的历史的见证。
三类文物
金册、五十两金锭、百两银锭
在江口沉银一、二、三期中，出水了不少刻有工匠名字、地名的银锭，是研究大西政权银税制度，以及张献忠在活动范围的实物证据。
第三期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来自于乐至、仁寿、乐山、德阳、广汉等地的属于大西政权银锭，对研究大西政权的财政制度以及统治区域均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最珍贵的，当属五十两金锭及一百两的银锭。
五十两金锭
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同样是“5•1彭山区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追缴的国家一级文物。金锭内底錾刻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拾两正，吏杨旭，匠赵”。这是长沙府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为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也很稀少。1643年8月，张献忠攻克长沙，可能是从吉王府中得到此金锭。
此外，还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万历二十七年武冈州“都水司正银”一百两银锭，为明代武冈州征收供工部都水司使用的税银。
其极为罕见在于，因为明代存世银锭多为五十两形制。
银锭出水
在江口沉银的考古发掘中，出水了不少的金银册，是明代藩王府用于册封、张献忠用于册封妃嫔所用，其发现对于探讨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相关政治制度以及“江口沉银”的历史背景有着重要意义。
金册
饰品无数
“忍耐”金戒指、“江山共老”银锁……
有人说，这次考古让史料描绘出了一副晚明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末清初南方人的生活画卷。
这话不假，在一、二、三期的考古发掘中，出水了“忍耐”金戒指、双龙头金手镯、“独占春魁”金簪、“江山共老”银锁、仙人银簪等大量的金银材质的饰品，彰显着富贵华美的审美意蕴，可以此窥见明代女子首饰奢华且恣意变幻的特征。
忍耐戒指
莲花发簪
金纽扣
在各种饰品中，戒指、手镯制作非常精美，女子的发髻样式越来越多，以头饰的恣意变化尤为突出，金钗、耳环等头饰制作越来越精致。
这些精美饰品也印证了明代经营制作工艺的极大提升，随着焊接掐丝，镶嵌等工艺的成熟，出水饰品整体上表现出明简明、快捷、线条分明的特点，其中出水的大量银耳环、耳坠，以及金银镯和手镯等饰品，这些饰品无论从做工还是材质上看都显出精致华美的审美特征，图案极为精致，花纹十分清晰。惟妙惟肖的图案和精致的做工，足以体现当时手工业水平的精湛。
此外，明末，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道教文化以及民族宗教信仰深入人心，人们通过祈求神灵保佑以期获得社会安定和今生富贵安康，这种社会要求反映在饰品文化中，具体表现为将吉祥图案作为制作工艺中的题材元素，有作为主题图案的、也有作为点缀的，如出水的一把明代银锁与一般的“长命百岁”金银锁不同，这个银锁造型虽相似，但一面刻有“江山共老”，一面刻有“日月同明”，反映出人们对吉祥长寿的美好寓意。
江山共老 银锁
九三学社眉山市委课题组黄志、赖崇华等人撰写的《“江口沉银”的历史文化内涵及时代价值研究》中就明确表示，到明末时期，饰品文化已经呈现出了争奇斗艳、张扬个性、追新求异的趋势。即便是在战乱时期，人们依旧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