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雷神山医院撤离之前，一小队工人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生日会。
这是一个叫徐德军的年轻人的32岁生日。工友们萍水相逢，还是劳务公司老板通过工人们上交的身份证，得知了他的生日。
3月30日这天，有近20名工友为他庆生。一位叫周凯的工人自掏腰包订了一个蛋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蛋糕店大都不营业，他终于从网上查到一家，花了380元，蛋糕尺寸是14英寸。订完他又觉得有点小，后悔没买个三层的。听说徐德军喜欢打牌，他选了一个“麻将蛋糕”，上面摆着用巧克力制作的“东”“西”“南”“北”“中”“发”麻将牌，还有黄澄澄的金元宝。
在医院附近一个闲置的厂区里，摆好这个充满发财渴望的生日蛋糕，这些工人就着花生米喝着啤酒，又跳又笑，唱起了生日歌。有人还在脸上贴了五星红旗图案，这图标是欢送医务人员留下来的——3月29日起，在雷神山医院服务的外省医疗队陆续撤离，这是疫情得到缓解的好消息。
徐德军在一家建筑公司做管理，常年在工地跟工人打交道，这次是来当工人。生日会上，他按照工友们设计的动作，仰着脸，叼着烟，大摇大摆入场，和大家一起高唱《我的好兄弟》。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
工友许新焰把过程拍了下来，剪辑成小视频，末尾写着“江湖再见”。他很喜欢这句话，觉得有“侠义气”。
另一位工人钟巍巍则说，大家都是“经历过生死”的战友了。
武汉1月23日因疫情“封城”，随后决定建设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板房医院——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到4月15日，收治过5071名患者的两所医院关闭。承建方中建三局总经理陈卫国介绍，总计有3.5万名工人参建，其中近2万名从外地赶来。工人们归属不同的劳务公司管理，从四面八方集合到这个曾令无数人牵肠挂肚的工地上。
在工地短暂休息时，五湖四海的工人们才有机会了解彼此，拉几句家常，手里的烟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话题主要就那几个：家在哪里，家里几口人，这次干完后又要去哪里。
下一个工地在哪里，是谈论最多的话题。如果疫情没有发生，他们本来会在不同地方，建设高楼、地铁或者桥梁。很多人的车里总是装着切割机、电钻、钳子、螺丝刀之类工具，哪里有活儿，就把铺盖卷搬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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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工地上，能找到不同职业的从业者：公务员、货车司机、小学教师，还有生意人和外卖小哥。
43岁的雷海涛是武汉江夏区第五中学的一名体育教师。他的工作是为30多名工友负责后勤保障。每天早上，他用体育课的“稍息、立正”号令，催促大家集合开工。工人们尊他一声“雷老师”。
工地上几乎都是男性，附近建筑里的卫生间常常人满为患，早上排队的人尤其多。着急时，工人们会在工地找个隐蔽处小便。雷海涛会去女卫生间，这里很干净，几乎没有人，去方便不用担心被人说成是色狼。
32岁的田魁觉得建设雷神山医院是他“干得最爽”的一次，日薪1200元，一天一结，银行提醒收到工资的短信每天下午定时发来。他是湖北襄阳人，常年在武汉找活儿干，和父亲一同去的雷神山。武汉人钟巍巍也是家族动员，同去的还有他的父亲、哥哥、舅舅和表弟。
工地上还有“夫妻档”。张玉星、文静夫妻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二人都是钢筋工。在工地上，文静和男人干一样的活儿。从2013年起，她就和丈夫一起到武汉扎钢筋，女工的工资虽比男工低三四十块钱，但她觉得自己扎起钢筋来一点也不比男人慢。
钟巍巍喜欢工地，工地上抬头一看就是天，想唱歌的时候就吼几句，都是干活儿的人，也不用搞得“那么体面”。
32岁的他，从15岁起跑工地，和武汉一起成长，帮它建起一所所学校，一条条地铁轨道。计划今年年底通车的武汉第十一座大桥——青山长江大桥也有他的参与。他曾在那里高空作业，几十米高的吊篮下，长江昼夜奔流。
1月28日，当劳务公司老板找人去援建火神山医院时，钟巍巍和哥哥钟欣欣立即答应了。他们第二天就去了工地，干了两天，又赶往32公里外的雷神山医院。
刚到雷神山时，老板希望他们多找几个工人，兄弟俩考虑有感染风险，决定叫亲人来支援。
接到儿子电话时，他们的父亲、一位59岁的水电工只问了一句：“我年龄大了，你们公司领导要不要？”
家里3个男人都去了雷神山，钟巍巍的母亲心里不舍，“家里就两个儿子，万一有什么，我们怎么办？”
对这个问题，有些“大男子主义”的兄弟俩没有认真想过。前去工地的路上，对此行的风险，两人只草草谈论了两句，觉得病毒看不到也摸不到，得不得病都是“听天由命”。
他们在工地上负责协调几十人的工活，也穿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进入病房维修。一位记者让钟巍巍回忆工作时的风险，问他“万一有事，家里人怎么办”。钟巍巍一下子懵了，他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觉得自己不会被感染。
他想起自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也是妈妈的儿子，想着想着害怕起来，泪在眼睛里打转，“泪没流出来，还算争气。”
但回想起工地，钟巍巍最大的感受还是疲惫，“站着就想坐着，坐着就想躺着，躺着就不想动了。”
他是一个20余人班组的领班，负责隔离病房、医技楼、室外管网、室外电网等区域的机电安装施工。
工地分布着很多班组，安装工、管道工、木工等诸多工种交叉作业，昼夜不停。
工人刘帅帅来自河南郑州。2月2日上午，一个工友给他打电话，说自己正在建设雷神山医院，希望他找一些工人去支援。刘帅帅立即将招工消息转发到300多人的工友群里，不断有工友报名。
当天下午，等不及通行证办下来，刘帅帅就开车上了高速公路。出发前，他准备了消毒液、换洗衣服、被褥，还有一箱泡面、两箱矿泉水，他想着，万一进不去武汉，就在服务区凑活两天。
他当晚到达工地，他的工友有的次日凌晨启程，两天内汇集了30多名工人。甘肃人赵全喜是30多人中路程最远的。2月6日，他和两个朋友驱车20多个小时，跨越2000多公里前往武汉。三人负责为病房安装智能监控系统，工友们称呼他们“甘肃三兄弟”。
李斌从广西桂林出发，和一位柳州朋友开车去武汉。他们在一个为建筑工地招聘人手的手机软件上寻找雷神山医院招工信息，找到的一位招工者为他们开具了去武汉的通行证。但到了工地后，那人说1200元一天的工资，他要扣走200元，“项目领导”要再扣200元，不知真假。
李斌觉得自己不是冲着钱去，扣多少无所谓。但柳州朋友反对，“如果你捐出去了，那是另外一码事，你没捐，自己出荷包了，我干吗要给你？”两人又另找了一个招工方。
王英杰是武汉一家劳务公司老板，手底下不到20个工人。成立公司前，王英杰在一家弱电公司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疫情让刚刚创业的他措手不及，项目暂停，公司没有了收入来源，外面还欠着租金和个人房贷。去雷神山，他的打算是要开工赚钱，还有“一股男儿气概”驱使，“不去参与建设一下，感觉很不好意思。”
公司里10多名工人在他的号召下也报了名。然而，除了他和一名技术员，其余人都未成行：有的村子进出口被渣土封死，出不了村；有的小区守门人不认通行证，出不了小区；还有人刚出家门，就被家人或者村里的长辈劝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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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二启程前，文静和丈夫还不知道去的是火神山。当时，夫妇俩正在一个工地赶工，平时吃住都在工地，本打算过了元宵节再回家，疫情来了。
火神山医院在腊月二十九开建，许多工人已返乡过年，文静被所在的劳务公司临时招募。她记得，“开始有部分人说不怎么愿意去的，领导做思想工作，说临时招不到那么多人，能去干的就去帮一点忙。”
在火神山，文静负责扎钢筋和卫生清洁。没有住所，她和工友要乘坐大巴在火神山和原工地间往返。从开工到投用，火神山医院历时10天，文静第一次去时眼前还是机器轰鸣的空旷工地，第二次去，一个个箱式板房就搭建了起来，第三次去，房间里已设备齐全，最后一次去，病人已经入住了。
这是文静参与过工期最短、劳动强度最大的建筑项目。每次干完活儿，她要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回程的大巴，挤不上去就要在寒风瑟瑟的夜晚等待下一辆班车。
建设中的工地没有黑夜，机器在轰鸣，电焊闪着弧光，切割机声和敲打声此起彼伏。管理人员拿着喇叭不停提醒“注意安全，戴好口罩”。
为了赶工期，24小时不合眼是常事，工人们累了就蜷缩在排水管道内、纸箱里或者建材上眯一会。
田魁记得一个雨天，他从配电机房外面出来抽烟，看到两个工人脚一滑，从三米高的屋顶摔到了绿色塑料布覆盖的泥地里，两人一声不吭，又继续爬到屋顶作业。当时，雨天使得一些房屋漏水，工人们正在铺设铁皮瓦，抵挡雨水侵袭。
到达雷神山第五天，田魁突然有了“一点小感触”，当时，他站在医院屋顶上施工，一眼望过去，看到下面全是脑袋，眼泪一下子出来了，“当时想，还是中国人团结，我平时很少对这些东西‘那个’，但那是一触即发的。”
承载万人的工地上都是一样的反光服和黄色安全帽，起初，王英杰无法辨认本班组的四五十名工友，就让大家在安全帽上写上班组名称，时间长了，他看到眼睛就能认出是自家工友。
结束雷神山建设后，王英杰又带工友去鄂州援建新的医院。几十天，他实现了多年的“瘦身目标”，一趟下来瘦了10斤。但等到离开工地个把月，他又胖回去了。
在雷神山工地时，王英杰想尽办法劝说一位货车司机留在工地帮工，让疲惫的工友们得以在车里休息。工地上人多，工具常常换着用，转眼就会不见，货车成了放置电缆、电线、施工工具的小仓库。工地上没有开水，车里备了水壶，还有从周边小商店抢购的泡面、提神的香烟和槟榔。
为了给工友们多留出半小时休息时间，雷海涛每天中午提前去食堂排队，将盒饭提到工地。他说，疫情发生后，自己一直想做些事。2月1日，他通过一位水电工同学的联系，去了雷神山医院，被编入刘帅帅所在的班组。
除了记录考勤，雷海涛还负责为队友去仓库取施工工具，去一次仓库来回要走20多分钟。哪怕只是一个裁纸刀、几个螺丝钉，他也会跑一趟。对不认识的工具，这位体育老师就在网上搜索对应的图片，记住型号，再去仓库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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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下来时，雷海涛就给工友打下手。有工友累得靠墙站着睡觉，还有的吃完饭，饭盒都没收拾就歪着睡着了。看到这样的场景，他总是不忍心。
当时，条件较好的工人宿舍已住满，一些工友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刘帅帅和工友们抵达时，屋里空荡荡，他们搬来床，领来洗漱用品、被褥、雨衣、胶靴和被子。
王英杰去得晚，只能和9个工友住在附近一个地产项目的简陋宿舍里。宿舍没法洗衣或洗澡，也没有电源可供充电，散发着汗臭味的人们顾不上干净，回到宿舍只想立刻睡觉。
赵全喜从工地走到宿舍需要将近半个小时，他觉得距离太远，住的人也多，建设雷神山医院的8天里，他和两个工友干脆睡在工地安装设备的库房里，铺上纸板，放上行李，度过一个接一个的武汉冬夜。
去武汉前，刘帅帅就叮嘱工友们准备好防护用品和被褥，“我们是去帮忙的，不是给别人找麻烦的，不可能给你照顾得面面俱到。”
本地工人尽己所能，为外地工友提供便利。刘帅帅一双鞋在雨天灌了水，雷海涛从家里找来一双给他换上。本地工人还会从家里拿来充电宝给外地工友用。班组里一位本地工友叫吉祥，大家都喜欢喊他的喜庆名字。
元宵节这一天，吉祥让家人带来了红豆馅的汤圆，疫情肆虐，汤圆并不好买，将近50个汤圆是吉祥让妻子亲手包的，食材还是年前囤的。他父亲开着面包车，用两个保温桶送到工地，大家吃到嘴里时还是热乎的。
日工资1200元，加班还有加班费。平日，工人们挣不了这么多，一天300元已算高薪。赵全喜从不“挑肥拣瘦”，只要有钱挣就干。甘肃工资低，他一年到头在新疆找活儿，一个工程几个月，回家次数屈指可数，常常过完年出去，年底回来。
回家也要算计，请一天假，要扣一天工钱，路费也高，“来回就上千块钱”。“一大家子人要养活，不出去挣钱不行！”他说。
对田魁来说，去雷神山很大的动力是讨生活，“我不去干，这一年啥都没有”。他说，去年家里还剩存款8万元，每月还车贷和房贷共6000元，家里煤气水电、孩子吃零食、自己买烟都要用钱，再不干活儿，钱到疫情结束就没了。在雷神山医院建设的23天，他和父亲挣了不到5万元。
为了挣钱，田魁干过销售，卖过衣服，学过理发，当过厨师，还开过烧烤店。听别人说搞养殖挣钱，他又筹措了100多万元建了养殖场，结果连续两次赶上禽流感。转了一圈，田魁觉得还是工人适合自己——投资力气和时间，只要付出就有收成。他觉得在雷神山，工资一天一结“很爽”，“原来在外面做事，天天要工资，跟着喊爷爷。”
年底的账最难结。去年，田魁给几栋精装修楼房安装水电，包工头到年底拖着不给工钱，脾气火爆的他拿着砖头去找对方要账，“我辛辛苦苦挣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
这不是田魁第一次要账。三四年前，年轻气盛的他没忍住，砸过一个包工头，一砖头下去，对方的脑袋缝了20几针，田魁因此在拘留所待了8个月零3天。1.25万元，田魁记得清清楚楚，自己工资一分未拿到，还赔了对方医药费。
钟巍巍也遇到过不给钱的时候。劳务公司将工钱挪用，他打赢了官司，还是没拿到钱，200多万元成了一笔悬空的账。
近几年，市场环境在好转，工人维权意识也在提高，为了能按时拿到工钱，大家各想各的办法：有的会让对方以文字方式将工资数目、结算方式和结算时间发给自己，有的通过录音将要账过程记录下来作为维权手段，还有的会寻求法律援助。
成为合同工会更保险。田魁也试过给公司干，但公司“条条框框太多”，要穿工装，戴工帽，准时打卡，不能抽烟，相比之下，流动性的日常里能获得一点自由，尽管其中也伴随着危险——脚被钉子扎，手指被锯，手脚摔断，“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建设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的危险是看不见的。泥瓦工骆名良觉得，就像在一线打仗，“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子弹击中”。人群中的一声咳嗽会引起格外警惕，有时面对面说话，大家会不自觉后退两步。
白天没时间胡思乱想，到了夜晚，一个人躺在床上刷疫情新闻时，骆名良会很恐惧，每晚真正睡眠不超过4个小时，甚至会做噩梦。每天还有亲戚朋友不停询问，问得越多，他越忐忑。当初，他在朋友邀请下要去火神山时，家里人觉得“不差这个钱”，不该去冒险。他执意要去。他觉得应该去支持。去了之后，虽然心里恐惧，但他不愿当逃兵，“既然来了就要把这个事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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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抗疫情需要，雷神山医院的规模三次扩大，一度边建设边收治患者。交付后仍需工人负责后期维保工作。
钟巍巍参建的病房区域基本完工后，需要技术熟练、能熬夜、年龄不超过40岁的工人参与后期维保，兄弟俩叫来镇上相熟的工友。钟巍巍把公司跟他们讲过的承诺复述了一遍：如果感染病毒，国家给治；万一不在了，国家给补偿。两天时间有近百人报名。
“感染了就治，人的一生就这样，我感觉没什么好遗憾的。”许新焰被钟巍巍喊去时，他觉得这是看得起自己，“需要我过来，我肯定来。”
有一次，室外排污系统出现故障，需要有人钻到地下将破损管子掏出，但里面散落着病人的粪便。钟巍巍记得，周凯和樊友生师傅什么话都没说，穿上防护服就爬了进去。在地下移动时尤其要小心翼翼，以免弄破防护服。
周凯则回忆，当时班组接到任务，3天之内必须把负责区域内的排水处理好，任务来了就要干，“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
有时，看他们蹲着做事很累，会有护士拿来凳子，送来水果、牛奶和蛋糕。在病房里一个人维修不便，有病人会从床上爬下来递工具。还有人向他们鞠躬，给他们竖起大拇指。
许新焰将自己的作品留在了雷神山医院。他从小喜欢画画，干活无聊时，就画画打发时间，身边朋友、家乡风景、名人肖像，他什么都画，没有老师教，他就在网上看教程跟着学。
看到有医务人员在医院走廊的白墙上画漫画，他也开始动笔。他把新冠病毒画成手持镰刀的怪物，迎战的是工地上常见的搅拌车和挖掘机。还有外地医护人员请他画出家乡的地标建筑，中建三局的工作人员也给他模板，请他给工人们画漫画形象，比如，一群工人手持盾牌，类似“复仇者联盟”，取名“抗疫联盟”。
他在这段时间完成的画作不到20幅，同其他作品一起分布在两三百米的病房走廊里，有工友觉得看着心里轻松，“人走到里头，没有恐惧。”
这些画让徐德军觉得，大家“真真正正地在医院建设中或者抗疫过程中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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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学生要开展“空中课堂”，雷海涛老师2月8日结束了他的工地生涯。但他们的联系并未中断。有工友结束工期后，驱车去找他聊天。
参建的工人最后都需要隔离观察。隔离期间，有人把想看的肥皂剧刷了个遍，有人的手游级别从“青铜”练到了“王者”，还有人每天缠着朋友视频聊天，折磨了一个又一个。雷海涛常常和工友们在微信群里视频聊天，对着镜头喝酒吹牛，展示手里的鸡腿、方便面、火腿肠，互相调侃还有几天“刑满释放”。
起初，刘帅帅担心援建结束回不了家，雷海涛宽慰他说，自己在武汉还有套老宅，供他免费住。隔离期满后，雷海涛又去给正在隔离的外地工友送去烟和零食。
有人在大部队撤离后继续找活干，有人顺利返乡，也有人滞留在武汉暂时无法回家，一位工友说起村里不让他回乡时，酒喝多了，当着雷海涛的面掉了泪。
完工当晚，赵全喜和工友在手机上搜索到一家酒店，定了一个标间，300元一晚，3个人在两张床上挤了一个多月，钱花得心疼，“啥时候一天几百元这样花过钱？”舍不得叫外卖，3人靠方便面充饥。
他们打过市长热线申请生活补助，“这个部门推到那个部门”。后来，中建三局的工作人员联系他们，给每人发放了5000元的隔离费。
在回乡的高速路口，看到武汉警察敬礼表达感谢，想起援建结束后的窘迫，赵全喜的心里五味杂陈。
一位工人记得，曾有孩子打电话问工地上的爸爸“你是英雄吗”？爸爸反问“啥才是英雄”，儿子回答：医护人员。
回家乡后，赵全喜也被几位朋友称赞是武汉回来的英雄。武汉工友听说他们远道而来，特地跟他们道谢，和他们合影，这让赵全喜感动。
“说不定若干年以后，还有个别的啥事情，我们也遇到这种，人家会来帮我们。但是像这种瘟疫，这么一次就够了，希望再不要发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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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参建医院，钟巍巍第一次在电视台的新闻里露了脸。他承认自己高兴得两晚没睡着觉，5分15秒的视频，他循环播放了不下50次。
他的理解是，“一般只有名人、企业家才有资格（上电视），像我们这种普通建筑工人哪有什么资格？”
他是众多默默无闻的工人中的一个。他曾为哈尔滨一家钢厂安装动力系统，为西安的一个垃圾处理站提供照明，还在北京四环的一栋栋住宅楼里安装水电。他建设过几十米高的大桥，也下过地下五层的地铁。
不忙时，钟巍巍会看看自己正在建设的城市，看到自己参建的建筑，心里也会有成就感，“走到哪里都可以说这是我们建设的，相当于我们在城市上的一个证明。”
钟欣欣记得，早年大家还没有私家车，都是背着大大小小的蛇皮袋子坐公交和火车，“别人一看你就是农民工，一车人嫌弃。”有的工人对此会很自觉，如果衣服是脏的，坐地铁有位置也不会坐，“尤其美女多的地方我更不去坐。”
工人们觉得，社会不太欢迎他们的面孔：皮肤黝黑，一手老茧，头发里夹着灰，衣服上常常附着尘土和碎屑。
平时去工地，田魁会另备一套干净衣服，下了工地立马换上，“生怕出来灰头土脸，别人看你脏兮兮的，瞧不起。”下馆子时，田魁感到，两身衣服换来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眼光。
在火神山医院建设7天，泥瓦工骆名良挣了7200元工资和300元车费补贴。拿到工钱，他花7558元买了144箱牛奶，想捐给医院。牛奶装满了车，走到半路，骆名良觉得144这个数字有些不吉利，又返回去买了一箱。火神山医院不接收私人捐赠，145箱牛奶最终捐给了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捐出工钱，是他在工地上临时决定的。本来，他打算挣来的钱补贴家用，出发前，他还承诺妻子，挣来的钱拿出两三千元给她买个新手机。得知他要把钱全部捐出时，妻子跟他商量能不能只捐一半。但骆名良觉得，捐一半买到的牛奶太少，医生那么多，一人可能还分不到一盒。他跟妻子保证，以后做工晚上多做几个小时，再把这个钱赚回来。
骆名良说，自己一直对医生心存感激。十几年前，他施工时不小心被切割机切到了手臂，手臂的大血管断了两根，缝了50多针，差点残疾。这次，他觉得医护人员是“冲锋陷阵扛子弹”的人，想向他们表达一点心意。
此举被媒体报道后，一家慈善平台为他颁发了1万元的“正能量奖金”。他在新闻里看到有护士表示很想吃周黑鸭，奖金还没到，他又花了10350元，买周黑鸭送给了医务人员。
更多媒体开始报道，他受宠若惊，“一个牛奶得到这么多关注”。
所有这些，比不上父子关系改善给他的欣喜。骆名良常年在外跑工地，儿子出生后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父子俩很少见面，关系疏离。
两人会因为小事吵起来，儿子不太情愿跟他视频聊天。儿子在上补习班，老师称赞他父亲是英雄，并要为他免去一年1.5万元的补习费。
骆名良婉拒了老师的好意。他很开心，儿子对他的态度变了。“他说现在同学都崇拜他，说爸爸是英雄。”他觉得，儿子的认可是自己参与援建最大的收获，“这是金钱买不到的”。
田魁也成为了女儿的榜样。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显示雷神山医院的定位后，他获得女儿同学家长一个点赞的“大拇指”，还有两个字：“英雄”。上小学的女儿还对同学骄傲地说，爸爸在武汉。
许新焰也因雷神山的漫画出了点名，不过，他觉得“不会有什么蛮大的改变，我出去照样还是我自己”。
解除隔离后，休息了几天，许新焰又进入新建的住宅楼中安装水电。还在隔离时，已经有工友跟他打招呼，预约了下半年的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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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告别了一个工地，又到了另一个工地。骆名良进入武汉一家商场贴瓷砖，钟巍巍和钟欣欣在商品楼里安装水电，刘帅帅回到了郑州的工地，赵全喜在甘肃老家干活。在微信群里，工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哪里有活儿干。
4月7日，在武汉隔离了50多天，李斌回到桂林的家里继续隔离，还没结束，他就四处打听找活儿。
去年，李斌在一座监狱里安装弱电监控3个月，由于疫情，工程推迟验收，7000元工钱到现在还没拿到。他觉得这种工资结算方式变数太大，联系到深圳的一个工活，开了七八个小时到工地，结果行程轨迹显示他一个月内去过武汉，他又回了桂林。
钟欣欣陆续接到工友找活儿的电话。很多工人反映，去外省找活还要继续隔离14天，有的隔离完又面临工地不再招工的窘境。
5月7日，距离李斌离开武汉已过去一个月。他的疫情行程查询中不再显示武汉，他随即去了广东东莞打工。
王英杰在落实他参建医院时的计划：在网上成立一个“火雷突击联谊队”工友群，方便工友们日后联系，共享招工信息。有十几个工人愿与他长期合作。
经过此次疫情，王英杰发现，紧急招工的情况下存在用工需求和供应不匹配的情况，报名者中有的是非技术工人，有的是其他工种工人，还有人不知怎么报名。王英杰希望能将认识的工友纳入到储备队伍中，“以后万一有这种类似的事情，我们能一起上，会提高很多效率。”平时一些工程，也方便找到工人。
返乡后，工人们陆续接到中建三局的电话，说要给他们发纪念品。有的工友拿到了纪念牌，许新焰特地问过，听说是劳务公司老板在网上定制的。一些工友提议，能不能每个人出钱制作一个，也有人说，自己花钱做的没意义。
“我们曾经奋斗过，为武汉人民做过贡献，也尽了自己的力量。用他们的话说，可以跟自己子孙吹牛的。其实大家也不是说要什么荣誉，我们真希望有一个纪念、有个念想的东西。”雷海涛曾就这个问题跟劳务公司老板交流过两三次，两人达成了共识：以公司的名义为每人制作一枚纪念章。
4月21日，一位工人收到一张明信片，拍照发到了微信群里。长方形的明信片背面是一张标着“致敬最美建设者”的工人肖像，正面写了几行赞美的话，结尾写着：“感谢！火雷兄弟！致敬！平凡英雄！”落款为“中建三局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设指挥部”。
他提醒大家查收这张明信片，“记得开门的时候看门缝”。
火神山和雷神山施工进度最受瞩目的时候，参建者的身影曾出现在几千万人在线观看的“云直播”里。不过，摄像头只能扫见繁忙的工地全貌，看不清黄色安全帽下的面孔。
那段时间，雷海涛不管多晚回家，都会抽时间看会儿直播，他知道摄像头安在工地的哪个位置，认得出自己和工友们所在的区域，观看时他会关心，兄弟们今天是不是又加班了。
有一次，他用手划出一块区域，指给妻子看：“这是我战斗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