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由于怀疑美国科研领域的知识产权成果正面临被窃取的风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针对其资助的研究项目展开了调查，其重点在于排查研究人员是否与外国势力存在未申报的财政联系。NSF于近期首次披露了他们针对那些未申报外国财政联系的研究人员的处置措施。据悉，因该违规情况而遭到处置的案例达16至20起。
根据NSF监察办公室（NSF's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负责人Rebecca Keiser提供的信息，自2018年以来，NSF已经对违规项目的资助资金采取了重分配、暂停或是终止等措施，甚至还有部分机构被要求退还资金。而在这16至20起违规案例中，研究人员或将被禁止再次申请NSF的资助。
NSF监察办是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专门负责对NSF及其资助接受者进行监督。监察办这些案例进行了调查，并就如何处理违规人员提出了建议。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处理的违规案例并不等同于犯罪行为。至于那些可能涉及到欺诈等刑事犯罪的案件，监察办形成了另一份未披露的独立资料，并将其转交给了FBI。
监察办声称，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有七所大学直接与NSF取得了联系，反映了可能存在的研究人员违规情况。而在其本次披露的调查详情里，除了两个案例与中国无关外，余下所有的案例都与中国有着联系。这些涉嫌违规的科学家大多数为美国公民且并非华裔。
NSF研究安全策略和政策负责人Rebecca Keiser
Keiser表示，大多数案例都与各领域内的“明星学者”有关，这些学者凭借领域内的非凡造诣而获得了相当的资金与地位。在本次被披露的这16至20起非犯罪案件中，一些研究人员每年要在美国境外度过几个月，这明显地透露出其存在的未申报境外关系。而另外一些研究人员则“两面吸金”，在接受NSF资助的研究项目上还接受着境外的其他资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例都报告至监察办了，NSF仅需要澄清那些潜在的资金重叠部分的细节。
为了保护涉事人员的隐私，Keiser拒绝进一步提供有关人员的详细信息或针对每种情况采取的具体措施。她仅表示，一些调查工作导致大学中止了与研究人员的雇佣关系，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如实申报与外国的联系。但是这种情况具体发生频率NSF并不清楚。
近几年来，美国的大型研究资助机构一直高度关注外国政府对其资助的基础研究所施加的影响。他们认为，美国学界的知识产权（如基础研究等领域）正在面临被他国窃取的危机。
因此，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以及其他科研资助方多次敦促大学和各被资助方和科学家公开研究项目相关的资金联系（尤其是与国外发生的）。FBI也一直在进行着相应调查，许多与中国方面存在经济联系的科学家都遭到了严格的审查，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了中国某些高级引才计划的科学家。FBI强硬的调查举措导致许多研究人员被解雇，甚至有学者因此被高调逮捕（美国三院院士哈佛大学Lieber教授因中国合作被捕）。这些调查案件大部分与中国相关，以至于有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一场‘针对性突袭’。NIH在今年6月表示，有189名研究人员可能违反了学术诚信和资助资金的相关条例，而其中93％的研究人员接受了来自中国的资金支持。
哈佛大学纳米科学家Charles M. Lieber
监察办估算了他们在受外国资助影响的研究项目上资助的金额，这也是NSF第一次公布该类型的数据。但是该金额远低于NIH的统计金额。华盛顿特区美国科学协会前顾问Kei Koizumi表示，这一数据是合理的，因为NSF的年度预算本来相对NIH较小。华盛顿特区美国医学院联合会的顾问Heather Pierce则认为，知识产权盗窃是这类调查的核心关注点，而知识产权盗窃往往在学科上有倾向性。她补充道：“NSF资助的研究包括一些不太具有商业化潜力的领域”。
对于NSF的资金排查，部分科学家表示NSF的相关规则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厉。诺奖得主朱棣文说：“规则正在改变。”但是，曾于1998年至2004年担任NSF负责人的微生物学家Rita Colwell却表示，这些条例已经存在并被遵守了数十年。可能是当今的研究人员对这些规则缺乏了解，他们需要更多的培训。她称“自己十分惊讶，会有人故意隐瞒不报”。
还有一些人主张提高调查的透明程度。纽约市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 in New York City）董事Jeremy Wu表示，NSF或其监察办应该发布更多信息，例如受到审查的人数。Wu担心担心对外国影响力的调查可能会不公平地指向那些与中国有联系的研究人员。他质疑道，“尚不清楚这些调查是根据研究人员的个人实际来进行评判，还是直接依据群体标签把一些研究人员划作整体目标。且没有更多细节，很难知道相关处置是否适当。”
对于外界的讨论，Keizer表示，监察办会用数月的时间对这些非犯罪案件进行详尽调查，然后再向NSF提出相关建议。监察办认为，如果公布了所有接受调查的人数，将会引导公众对问题的严重程度过早给出结论，而这并不是他们希望的。她同时也表示，由于调查导致监察工作量在过去两年中增加了20％到30％，因此监察办要求更多的人力与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