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痛恨美国。”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在其间谍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这样形容比尔·海顿，一个潜藏在英国情报机构高层的苏联间谍。最终，他双重间谍的身份被发现，他自称背叛是出于敌意，但不是对英国而是对美国。海顿解释说：“原因之一是审美判断。”紧接着又补充道：“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道德判断。”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是一部描写冷战期间美英苏情报战的著名小说 图片来源：同名电影截图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所引发的抗议和暴力遍及美国、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当我看到这些画面时想到了海顿说的这些话。整件事起初看起来很丑陋——充斥着仇恨、暴力和对抗议者赤裸裸不加掩饰的偏见。美丽的阿美利加似乎消失了，它的乐观、魅力和惬意曾经吸引我们远赴万里投入它的怀抱。
从某种程度上说，评论当下的丑陋似乎已是一种陈词滥调。然而，这却能触及美国与世界复杂关系的核心。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书中，海顿首先长篇大论的进行了一番政治辩解，但在最后，他和书中主角——间谍大师乔治·史迈利都知道政治只是表象。真正的深层动机是：审美，本能。
海顿其人身处上流阶层、有知识、有文化、欧洲人派头，就是看不惯美国。对海顿和其它身处现实世界但同样看不惯美国的人来说，这种发自内心的厌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种厌恶竟使他们对苏联的暴行视而不见，尽管这些暴行可能会令他们更加厌恶。
勒卡雷在1974年小说首次出版时对反美主义动机的反思（这也反映了作者本身对美国的矛盾看法）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当时在位的总统是理查德·尼克松，而现在则是唐纳德·特朗普 —— 一个海顿一干人早就鄙视的小丑：自以为是、贪得无厌、腰缠万贯而又一手遮天。美国的形象体现在美国总统及其夫人的形象中、体现在燃烧的都市和种族隔离中、体现在警察的蛮横与平民的困苦中，这一切都坐实了全世界对美国的偏见。而且这一形象还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可以用来掩饰美国自身的不公、虚伪、歧视和丑陋。
这使人不难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现在是美国威风扫地的时刻。作为美国创造的世界公民，我们已经习惯了听到别人厌恶美国、崇拜美国和害怕美国（有时候这些感觉是同时产生的）。但可怜美国？虽然幸灾乐祸真的很浅薄，但这还真是新鲜事。如果真是审美在起作用，那今日美国根本就不像一个该让别国向往、羡慕和模仿的对象。
即使在之前美国最脆弱的时候，华盛顿也能称雄于世。无论美国面对什么道德或战略挑战，它都给人一种感觉，即它的政治活力与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匹配的，它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文化是如此深厚以至于美国总会浴火重生的。美国的想法好像很重要，它的想法就好比是驱动美国这辆破车继续前行的引擎。
现在，似乎有些事正在起变化。美国好像陷入了困境，它的反弹能力也值得怀疑。一股新的力量“中国”已经登上世界舞台来挑战美国的霸权——而这股力量却配备着之前苏联从未拥有的武器：经济上相互保证毁灭。
与前苏联不同，中国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财富、活力和技术进步（尽管还达不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而且中西方语言和文化上的隔膜也保护了中国不被过度曝光。相比之下，如果把美国比作一个家族，那这个家族就可能是卡戴珊家族（译注：美国一个以表演娱乐秀闻名的家庭），这个家族生活在全世界公众好奇的目光中 —— 它的潮起潮落和缺点矛盾都有目共睹。现在，从外部看，这个奇怪的、失能的、但非常成功的新贵家族似乎正陷入全面瘫痪的状态，曾使这个家族伟大的因素现在已经明显不足以阻止其衰落。
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国必须与我们一道承受这场生存斗争的折磨。美国的戏剧很快变成了我们的戏剧。在反种族歧视抗议刚在美国各州爆发时，我与妻子驾车去拜访一个伦敦的朋友，当时我们驶过一个身穿乔丹23号篮球服的少年，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和妻子那时正在观看网飞公司（Netflix）的《最后一舞》（The Last Dance），这是一部在美国流媒体平台播放的美国球队纪录片。朋友告诉我说他在来时发现了涂鸦：我无法呼吸。在此后几周，抗议者在伦敦、柏林、巴黎、奥克兰和世界其他地方游行，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这反映出美国在西方其它国家仍然拥有非比寻常的文化影响力。
在伦敦的一场集会上，英国重量级拳击冠军安东尼·约书亚（Anthony Joshua）与其它抗议者一道说唱了图派克（Tupac Amaru Shakur）《改变》里的歌词。这些歌词是如此刺耳、有力和美国味，但仍易于转化并看似通用——尽管大多数英国警察执勤时不佩戴武器，很少开枪。
在支持乔治·弗洛伊德运动爆发伊始，欧洲的关注焦点就转身向内。在布里斯托尔，一个老奴隶贩子的雕像被拆毁。在伦敦，温斯顿·丘吉尔的雕像被喷涂上“种族主义者”字样。在比利时，抗议者瞄上了利奥波德二世纪念碑，这位比利时国王把刚果变成了种族灭绝暴行不断的私人领地。也许火花燃自美国，但全球的怒火却因各国的积怨而熊熊燃烧。
对于美国而言，这种文化优势既是巨大的力量，也是微妙的弱点。它吸引了才华横溢的外国人到美国学习、创业和振兴美国文化，它塑造并牵引着世界与美国随机起舞，它影响并扭曲着无法逃离的文化囚徒。然而这种文化优势是有代价的：世界可以看穿美国，而美国却无法反躬自省。现在，美国所展示的丑陋没有被那位美国总统抹去反而被其放大。
为了了解当今美国在世界其它国家眼里是个什么样子，我采访了欧洲五个主要国家的十几位高级外交官、政府官员、政治家和学者，包括两位最有权势领导人的幕僚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从这些谈话中（大部分都是匿名谈话所以可以随心所欲的交谈），一幅画面浮现出来，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正怀着讶异与不解旁观着美国，他们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该如何应对。正如一位重要的幕僚对我所说，他们大都心怀忧虑，并有一种同感，即美国和西方世界正在接近一种日薄西山的状态。这位幕僚说，“时机耐人寻味。我们只是不知道原因。”
今日美国的悸动不安是有先例的 —— 很多与我交谈的人都谈到了之前发生在美国的抗议和骚乱，或美国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衰落的名望（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战争得到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支持） —— 但最近发生的事件和现代力量的汇流却使当前美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过去几周的街头抗议、暴力和种族主义行径爆发的正当其时，此时新冠疫情已经把美国的体制性弊病暴露无遗，又因明显无法调和的两党分歧而使弊病恶化。现在两党分歧甚至影响到美国政治机器某些原本不受影响的部分：联邦机构、外交部门和巩固军民关系的老规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位总统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那位美国现代史上最糊涂、最讨厌、最不受人尊重的总统。
当然，这些事不能全都怪罪到特朗普头上。实际上，我的采访对象说特朗普不过是个继承者，甚至是很多美国趋势的受益者，是见利忘义不问是非的“阳”，即对巴拉克•奥巴马第一次后美式和平（post–Pax Americana）“阴”的反动——美国911恐袭后在伊拉克问题上过于冒进促成了这种“阴”的出现。布莱尔和其他人也随即指出无论白宫的主人是谁，美国仍具有非比寻常的强大实力，而且中国、欧洲和其它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也面临着各自国内的结构性问题。
但大多数采访对象都清楚，是特朗普领导班子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和速度将这些趋势引向了高潮 —— 伴随着经济衰退的压力，中国的崛起，强权政治的重新出现，以及西方精神联盟的没落。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近四年后，欧洲的外交官、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了震惊、厌恶和恐惧。他们都患上了某人所说的“特朗普致昏症”，他们无法轻描淡写那位总统的本能反应，已经开始毫不掩饰的表达自己对这位领导人的厌恶之情。他们也无法找到代替美国力量和领导的办法。对特朗普和其民主党挑战者乔•拜登（声言欧洲搭美国人的便车，要应对中国的战略威胁和有必要解决伊朗的侵略问题）总有一些反复出现的抱怨，对此，他们也无法回应。他们几乎共有的一种感觉是，美国国内问题、新冠疫情、经济和政治等各种力量忽然结合在一起，直接打击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和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