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日本奉行的信条之一就是“各得其所”，而其中所包含的正是日本人刻在骨子里的等级观念。
等级观念的现实反应
日本的等级制度由来已久，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大约在公元七世纪），等级观念就逐渐成为了日本人的生存准则。同时期，日本大规模地学习中国文化，经封建制度的传入，从此成为了一个标准的律令制封建国家。不过日本并没有全盘照搬中国制度，其封建制度中包含着鲜明的本土特色。
我们对二者进行一下比较：（一）中国通过科举考试等将官职授予相当一部分出身卑微但学识才能出众的平民百姓；而日本则是授予了那些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官职向来与出生卑贱的平民百姓无缘。
（二）中国人并不反感世俗皇帝，只要能给他们稳定的生活，谁当皇帝都是可以的；日本却将天皇称为“云上人”，其含义是只有皇室即神武天皇的后人才可以当天皇。于是就导致这么一种情形，中国经常改朝换代，而日本则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日本国歌《君之代》中的“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看出。
在日本，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可以玷污。但换个角度说，只要用不侵犯天皇神圣性的手段夺取政权，就都是合乎情理的，就会得到众人的支持。故而大化改新后数百年中，天皇并无实权，朝廷上大名与家臣争权夺利。
八世纪末，“摄政与关白”专业户藤原氏掌握了国家大权，封建领主纷纷起兵反对。最终源赖朝击败所有对手成为“征夷大将军”，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但是，无论将军如何强大，如何专制，却始终不敢对天皇下手。于是乎，将军始终要毕恭毕敬地接受册封、朝见、献物等等，并保障天皇的人身安全。
日本第126任天皇
时间来到16世纪，即日本的战国时代，当时的日本处于群雄割据的局面，各地的大名们征战不断，逐鹿京都（天皇所在地，明治维新后迁往江户并改名为东京，后改为首都）。
但他们的最终目标却都是当将军，而不是成为天皇。大名们，不管多么强大，都要向天皇献上钱财以谋求官职。官职越高，也就代表天皇赋予的“神圣性”越多，获得者在战争中也就越有利。
到了德川幕府时期，等级制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幕府建立之初，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即如何处理各个藩国。由于藩国是幕府建立的强力支持者，但同时又是覆灭幕府的最强大力量，处理不当极易埋下祸患。因而对于藩国的拿捏，德川幕府慎之又慎，故而将藩国分为“外样”和“谱代”两种。
“外样”即在战争中与德川家康死磕到底的藩国，这些藩国的大名虽然可以保全自己的领地与家臣，但不能担任德川幕府的任何重要职务；“谱代”指那些全力支持德川的藩国，德川幕府的重要职务都是被这些藩国的大名所垄断。
这一制度似乎与罗马的行省制相似，但不同的是，罗马是一个幅员辽阔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而日本地域狭小，采取收兵集权的专制政策就行不通么？不，藩国有其特定的等级，不可随便剥夺，不然极易引发混乱。而日本的封建等级十分复杂，各个等级犬牙交错，如何保障等级稳定呢？答案是－ 世袭。各个等级之间都有明确的界定，人们的衣着、饮食、屋舍等都要遵循等级规范。故而在这种情况下，阶层固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战国时代割据图
等级观念贯穿于整个日本社会之中，甚至成为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即使是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农民的请愿和反抗也是有序的。农民会先写好请愿书，交给藩主（大名）的管家再交由藩主，如果大明拒绝接见他们，他们就会上书江户即幕府将军。这样做尽管有极大的风险，但最终得到的结果却是好的，幕府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但不要以为农民们就可以全身而退，请愿的领导者必定会被处死，因为他们违背了等级制。在当时人看来，一个农民居然敢反抗藩主（大名），这是决不能被允许的。而农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甚至连领导者们自身都不会反抗！从这种情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当时的日本，不管是谁都不能违反等级制。
后来的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但天皇犹在，等级观念犹在。即便是在现代日本社会，情况也是这样。
这点在日本职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日本的年轻人要想成为经理就必须按照等级秩序来努力，不可能一步登天。日本企业的年资制度决定了不同年资（年龄和资历）的人会分为不同等级。提拔人才自然也是按部就班的，并不是完全参照个人能力。如果破格提拔，那么企业内的等级秩序被破坏，混乱也就会滋生。
日本企业内部的等级的等级结构
在日本的家庭生活中，等级观念体现得更为明显。长者在家庭中占据着绝对权威，一般来说，家庭中的琐事由长者决定，但这也并不是说是个人独断。如果遇到大事，长者也会召开家庭会议，并尊重每一位家庭成员的意见。
在家庭生活中，性别不平等也是等级观念的充分体现，男女终究是不平等的。也许你在街上会看到穿着西装、谈吐大方的日本女性，但那仅仅是表象。一旦穿上和服，女性就成了个遵守各种繁文礼节的家庭主妇。她们总是跟在丈夫后面，并且逆来顺受，每天奉行家庭生活的准则。但如果一个妻子顺利地成为了婆婆，那么就代表她的等级得到提升，这时候在新儿媳面前，她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咄咄逼人的婆婆。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自战国时代起，日本就产生了“下克上”这么一种反常但又合理的现象。日本是个面积狭小的国家，自然资源尤为匮乏，很多矛盾无法避免，因而只能直面。所有社会阶层中，尤以日本底层被压榨得尤为凶狠。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促成日本近乎成为世界上最早权力集中、阶级固化的国家，有限的资源必须集中分配，掌握分配权力的阶层一旦稍有偏颇，被压榨到生活底线的底层民众就只有造反一条路可走。
日本社会形成了保护分配权力的武士阶层，以及可以凭头脑更合理分配资源并且自己还可以从中渔利的财阀阶层，但最高层需要这两个阶层协助自己分配资源，却没能力供养这两个阶层，收回分配权力，该怎么办呢？答案只能是--给政策。
在保证最高层利益的情况下，给他们压榨权。他们只要压得住最底层，那么在征收和上交之间，怎么渔利，就是他们的权力。高层试图染指中层这种压榨的权力，中层就会开始反击。重点来了，实际上，“下克上”正是日本社会保持阶层平衡、维持阶层固化的切实手段。
日本历史上的数次大米骚乱就是社会底层被逼上绝路的殊死反抗，客观上促使统治者反思自身统治，进而稳定日本社会秩序。
大米骚乱
从以上史实和现实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于等级的适应是如此自然。日本的等级制度保证了每个阶层都能有所依靠，其规定了各阶层的义务和权利，从而使它们形成了一个整体并保持团结统一状态，较好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并延续发展了千百年。
任何社会观念的产生与存在，都有其历史合理性。从日本社会一直存在着的等级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对于传统的延袭，以及其中饱含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