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表示，聚仙饭店坍塌事故，再次将农村自建房安全问题，特别是从自建房发展到人员聚集的经营场所的安全监管和保障问题，暴露无遗。
记者检索住建部官网通报、天脉电视新闻数据库以及媒体公开报道，梳理此前20年间公开报道过的20起自建房事故（不含聚仙饭店）发现，农村自建房倒塌房屋多数为砖混结构，施工队多无资质，还存在抢建、加建现象。
伤亡人数：20起事故共造成247人死伤
20起农村自建房坍塌事故共造成247人死伤，其中112人遇难，135人不同程度受伤。
2003年，福建省厦门市“8·9”村民自建厂房施工坍塌重大事故伤亡人数最多。据住建部当时通报，厦门市湖里区禾山镇高林村一公司厂区内一栋未办理土地、规划、建设手续且未经勘察、设计，仅凭一张仓库平面示意图即动土兴建的两层仓库，在施工过程中整体倒塌，造成7人死亡，38人受伤。
2016年，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的一起事故中，遇难人数最多，共达22人。当年10月10日凌晨3时25分，鹿城区4间6层农民自建房倒塌，共确认死亡22人
2016年7月9日，青海省西宁市一农户自建房倒塌，造成一家四口全部遇难。据当年报道，当地村民表示，倒塌房屋在原有二层小楼基础上加盖了一层。据官方通报，该房是为套取国家拆迁补偿金私自搭建的，质量低劣。
也有因排查及时，而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2014年，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郑宅村一两幢并排相连的D级危房坍塌事故，因此前已进行危房鉴定，并通知住户搬离，房内人员已在一个月前撤离，所以并未造成伤亡。
房屋情况：七成为在建过程中坍塌 房屋结构多为砖混
据公开数据，在20起自建房坍塌事故中，有14起为房屋在建过程中坍塌，占总数的70%，6起为建成后坍塌。
建成后坍塌的6起事故中，一起为遭雷击坍塌，2起未经批准私自加盖，有一座房子甚至加盖到7层，其他存在地基不牢、年久质量差、房屋结构存在问题等。
坍塌房屋多半为小高层，多为3层及以上，最高达7层。
2011年，广东省珠海南屏镇广昌村一农房倒塌事故中，所涉房屋为一栋农民自建的7层楼房，从开工到主体建筑完工仅用时三四个月。
除擅自加建、楼层较高外，坍塌房屋在结构上也存在问题。坍塌房屋结构主要为砖混结构，建筑材料为砖石和水泥，没有钢架结构，建设成本低，地基不稳，墙体脆弱。
有部分房屋虽然采用了钢混结构，但由于擅自加盖、建造不规范等多重原因，房屋结构并不完善，埋下了崩塌后患。
太原坞城村自建房倒塌事故中，据相关专家介绍，倒塌的房屋曾是平房，房屋建设地基时也按照平房标准。但之后房主在平房上不断加高楼层，不仅没有加固地基，且二层三层四层均采用钢结构，钢结构与一层之间也没有紧密连接，最终导致房屋倒塌。
坍塌原因：抢建加建现象严重，施工队大多无资质
据报道，聚仙饭店为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自建房，至事发前先后曾扩建、加盖过5次。目击者表示，最先发生坍塌的，正是饭店在中后期改建中加盖的预制板房顶。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曾通过调研发现，农民自建住宅质量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大都由个体包工头或农民自发组织的工匠队承建；二是不采用符合设计规范要求的设计施工图纸，仅凭经验自行决定；三是新建房屋完工后，没有安检部门进行验收，缺少必要的监控，房屋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低下。
在20起农村自建房倒塌事故中，有17起披露了房屋倒塌原因。记者梳理发现，造成倒塌的原因较为复杂。无规划、无审批、无设计等，房屋结构、材料问题，加盖抢建、施工队无资质等都占有一定比重。
2003年厦门禾山镇高林村“8·9”自建厂房坍塌事故，两层仓库仅凭一张仓库平面示意图即动土兴建。据当年通报，调查组认定为这是一起因非法占地、违法抢建，无勘察、无设计、野蛮施工，有关单位和部门又未及时发现、制止而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由一些乡村建筑队承担修建的房屋，盖房靠经验、工人靠拼凑、安全靠运气，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2011年，河南延津丰庄镇河道村一户民房在整体抬升施工过程中倒塌，导致7人死亡21人不同程度受伤。调查显示，施工队不具备任何资质，由临时召集的43名该村闲散人员组建而成，最大者65岁，妇女占大多数，达34人。
还有一些房主为了多拿拆迁补偿款，在短时间内加建、抢建，埋下安全隐患。
2016年青海省西宁造成一家四口全部遇难的自建房倒塌事故，据当年报道，当地村民表示，倒塌房屋在原有二层小楼基础上加盖了一层。据官方通报，该房是为套取国家拆迁补偿金私自搭建的，质量低劣。
2016年，山东菏泽单县施庄村房屋垮塌事故，房主找来无施工资质的亲戚帮忙加盖。据当地一村民介绍，“加盖房屋是为了多要补偿款，房屋质量不是太高，一平方米盖房成本在一百五六十元，补偿款可以拿到三百元左右。”
2013年，有调研者曾对广东省五个城市五个村庄1956户房屋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五个村庄中存在质量问题的房屋占全村房屋比例分别为45.14%、39.25%、29.8%、41.7% 和57.7%，多建成年代较远。其中，由户主设计的比例高达70.5%，没有专业图纸借鉴，仅主要依靠自己平时建造房屋所累积的经验。
监管问题：管理存在空白，多地已出台相关政策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代瑞在其论文中曾提到，“农民自建低层住宅”这一概念首次由《建筑法》提出，但目前立法中没有明确其内涵。2019年修订的《建筑法》也明确，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于该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也将农民自建低层建筑排除在外。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罗德胤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农房的基数实在太大——56万个行政村，300万个自然村，有数亿栋农房，需要有相当多数量的专业人员才能管得过来，目前管理上还存在空白。
不过，近年来，全国多地出台了相关条例、办法、通知等政策性文件，对农村住宅建设进行规范。
201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要求村民建房应当取得规划许可，村民建房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同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农村村民住宅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原则上不得超过三层，对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擅自进行建设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停止建设，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并限期拆除等。
今年8月，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住房建设试点示范有关工作的通知》，引导农村居民采用技术先进、质量可靠、特色美观、造价适宜的轻钢框架结构、冷弯薄壁型钢结构等装配式钢结构农房体系。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崇恩等专家认为，除了弥补制度缺失和监管缺位之外，当务之急是出台措施，对乡村自建房等公共性建设场所进行结构问题检测和安全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