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图：Getty）
海外网9月15日电 美国《国会山报》14日刊登美国外交与安全领域的资深研究员詹姆斯·多宾斯（James Dobbins）和政策分析师加布里埃尔·塔里尼（Gabrielle Tarini）的合著评论文章，回顾美国过去二年的外交政策，并认为，美国国际成就的急剧减少，与中国发展无关，“对于美国的影响力下降，最好的解释似乎是因其自身狂妄自大而遭受恶果。”
文章摘编如下：
过去二十年，美国的国际成就急剧减少。这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变得更加明显，但衰退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就已开始。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最近一份报告发现，在二战后五十五年时间里，美国历届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都取得了成功，美国为和平与繁荣做出持久贡献的行动，平均每年有一次。而自2001年以来，外交政策取得进展的速度已降至每四年一次。
外交事务专家和评论员几乎普遍承认美国的“衰退”，但对其原因又各有解释。有人将原因归咎于一系列糟糕的政策选择；也有一些人认为是党派僵局和国内政治日趋孤立；还有人认为，美国影响力的减弱仅仅是因为全球力量平衡的转移，尤其是中国的发展。
然而，将全球力量平衡转移作为原因似乎最说不通。苏联实力的增长是对美国成就的鼓舞，而不是美国缺席的借口。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是关乎未来的问题，并不能用来解释美国过去二十年外交政策的挫败。中国不对911事件、全球反恐战争、未能稳定阿富汗和伊拉克、伊朗核计划、大萧条、“伊斯兰国”的出现，叙利亚和利比亚内战等问题负责，中国甚至没有阻止美国应对这些挑战的努力。
对于美国影响力下降，最好的解释似乎是因其自身狂妄自大而遭受恶果。冷战的胜利鼓舞了美国人的“全能”意识，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随着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胜利、巴尔干半岛问题的平息以及经济的普遍繁荣，这种意识被不断加强。
在911袭击的刺激和塔利班倒台的鼓舞下，美国领导人宣布了一场全球反恐战争，采取先发制人政策来对付核扩散者，入侵伊拉克并意图将伊拉克转变成为其他中东国家的“民主典范”。
这些多重任务损伤了美国的能力，且没有一个完成得令人满意。相反，美国人发现自己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被中东和北非越来越多的小冲突缠身。接着，2008年发生了大萧条，在左翼和右翼两边都引起了民粹主义的反应。“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在两个主要政党中被重新吸收，使两者之间进一步分离。2016年，在民粹主义、反建制派和反全球主义的环境中，新任领导人上台。
美国这一系列的成功、过度自信、过度扩张、失败和退缩，说明了其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和外部事件是如何相互作用减少了美国的影响力。然而，这些因素并不能充分说明美国衰退的深度和持续的时间。
越南战争以颜面尽失的损失而告终，并伴随着经济冲击和石油禁运所带来的的全球经济增长减缓。在失败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之后，美国外交迅速恢复势头。虽然越战的损失证明其只是短暂拖累了美国的全球地位，但本世纪的挫败却让许多美国人质疑现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基本原则。
越战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许多美国人开始感觉美国的全球参与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他们也没有分享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任何成果。他们的观点并非没有根据。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提高生活水平的步伐已经放缓，有些人的步伐则完全停止，这打破了二战后三十年繁荣时期所设定的期望。过去四十年中，90%美国人的个人收入增长速度比整个县都要缓慢。
为了维持公众对建设性国际交往的支持，美国领导人必须做得更好，并确保由此产生的物质利益得到更公平的分配。新冠病毒造成就业和经济活动的衰败，其规模堪比大萧条时期，美国人的生命损失比1945年以来任何一次战争都要大。这种局面为转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起点。
为了重新获得国际伙伴的自愿合作，美国领导者们将需要再次将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视为一体，他们将需要实践出色的治国方略，采取审慎的政策，并追求切实可行的目标。与此同时，因为持久的成就很少能在一个总统任期内得到巩固，他们还将需要证明历届政府之间政策的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