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之下，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难免陷入停顿。在“保命优先”的关键时刻，“前线上时代”的教育、文化艺术往往因其必需人流集聚而无奈让位。当疫情得到或有望得到控制，那些早先被按下“暂停键”的公共事务开始重归社会聚焦，教育界的复课在其间颇受关注。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各级学校在面临大流感浪潮时亦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安全挣扎”。这段罕为人知的美国学校抗疫史，始于教育界、社会公众对学校安全与否、开学是否必要的细致观察及真切倾诉。
“危险的学校”与“必要的开学”
1918大流感在美利坚肆虐之际，绝大多数美国学校也未能幸免。虽然经历了20世纪最初几年的卫生改革，美国公立学校的防疫形势仍极为艰难。翻阅当时出版的报纸，诸如“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女儿感染了严重流感”、“小伊芙琳和她几位同学都在学校染上了流感”等新闻此起彼伏。不得不说，在易感人群保护、疑似病例检测条件几乎为“零”的1918年，人员集中的学校确实容易孳生“毒窝”。同时，在1918年10月，也即美国大流感高峰“黑色十月”的新闻里，校医、学校护士因患流感而外出就医之事屡见不鲜。1911年前后，美国公立学校卫生工作较之先前的最大进展便是全面增配校医。由此可见，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学校医护人员大量患病带给学校防疫的危害难以估量。
图1 着制服的美国学校护士（1917年）
流感暴露之下，美国各级学校纷纷停课休假。很快，教育专家们就对流感闭校忧心忡忡，这种连带冲击完全溢出了卫生事件的边际。1918年11月，威斯康星州教育部门长官向媒体感慨：“流感肆虐改变了许多先前计划……封校将对孩子们产生很大影响。”两个月后，内华达州卡森市雷诺学校短暂复课即被迫再次因疫情停摆。学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目前本市大约有43%的在校生被迫离校，其中不少人对大流感这种疾病甚感恐惧。”那么全面复课是否可行？显然大流感疫情并不允许美国教育界如此操作：据医生报告，自雷诺学校恢复开课以来，罹患流感的学童数量就出现了明显上升。
一些管控较松的学校在1918年底选择继续教学，然而由此带来的流感校内传播问题不容小觑：1918年12月，西弗吉尼亚州各市初等学校的到课率为62%至85%不等，当地报纸就此给出了“在当前形势下学生到课率已很不错”的评价。此外，大流感冲击还增加了学龄儿童家长是否送孩子入校的疑虑。1918年末，美国“免费鞋子”基金负责人惊讶地发现，近期募集给贫困儿童的鞋子数量与日俱增，他解释称“流感是造成该变化的主要原因”，“捐赠者捐出了本为孩子上学准备的鞋子”。
与此同时，教师因躲避流感而逃离单位的问题，使得教育界孜孜以求的复课难上加难。1918年10月10日的《每日时报》简讯称，三一学院两位教师因“学校里出现了一些流感病例而回家休息”。而到了十月下旬，一些定居城市的教师因学校关闭，同时担心疫情而返回小城镇、乡村家中。北达科他州魔鬼湖区的地方媒体就连续发布了本乡在外教师贝茜、弗罗内、安德森、阿布雷赫特等四人归家赋闲的消息。有些地区自十月停课后因疫情形势严峻，反复推后开学时间，部分学校在十二月初便已联系赋闲老师，通告“流感假”至少延续至圣诞节后。可见，“师生皆散”的美国学校，在大流感“复学路”上可谓举步维艰。
1918大流感期间的美国学校是危险的，但综上所列史料，那一刻美国社会不仅面对着“危险的学校”，更呼唤着“必要的开学”。当历史翻过1918年最后一张日历，崭新一年里美国教育如何渡过疫情停课难关成为了更多利益关切者的敏感话题。1919年1月24日，《肯德里克公报》文章《致学校赞助者》惋惜而焦急地写道：“流感横行与学校关闭已造成了一种我们必须直面、解决的状况。时间损失是如此之大，我们必须作出特别努力，使学校在今年余下时间里能够顺利开展教学工作。”不独把持学校管理权力的成人力求迅速解决“流感后遗症”，年幼的学童们也对走出流感阴影、回归校园满怀期待。1919年4月，《时代先驱报》在消息栏记录了俄勒冈州乔治·西蒙斯先生小女儿的疫期体验：“她已经在城里待了几个星期，很想去上学，但由于流感横行，学校停课了，她非常失望。”
既然非开学不能解决流感与教育间矛盾，那么，选择最妥善的疫期校园管理，已成为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教育“自救”的关键一环。
图2 正在服务儿童的美国校护（1903年）
“安全岛”：关紧的校门与紧盯的健康管理
1918大流感一贯被医学史描述成出现在军营、战壕、繁华城市等人流密集空间的“拥挤病”。此言不差，然而深挖1918大流感防疫历史，我们不难觉察到：同样是人流密集空间，美国学校却在这场旷世大疫中屡现奇迹。得益于妥善管理，一些周遭环境流感肆虐的美国学校竟然化身疫期“安全岛”。
1918大流感疫期美国学校构筑“安全岛”的第一策略便是封闭校园。圣玛丽学院学生南希·哈里斯曾就此类措施致信当地媒体，惊喜地谈到：“本市有许多流感患者，但到目前为止在学校没有出现病例。我们学校已经被隔离到没有人可以进出的程度，这样学校就有效防范了流感。”同样，西弗吉尼亚州法斯芬学校在1918年圣诞节前后启用了学校检疫严管措施：“禁止游客入校参观，校内人员不得随意进出，不得外出购物，禁止走读生入校。”至1919年1月底，该校区未发现任何流感病例，因而被地方社会奉为学校防疫圭臬。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即便是在“黑色十月”这样流感爆发期，美国学校的封闭举措也能起到极为突出的积极效果：北达科他州梅维尔师范学校那段日子里“一直正常运营，没有任何学生染上流感。学生和老师们均未离开这片校园，并已经采取一切措施预防此病”。
部分美国学校在1918大流感期间形成“安全岛”，还得益于强化了人员健康信息管理。1918年10月30日，贝尔丁市卫生部门发布告示，要求学校严格管控流感疫情，明确“因患流感而被学校送回家的儿童至少在家中居留五天，如果卫生部门没有提供官方签署的“许可证”，那些患儿将“不被允许返回学校”。
爱达荷大学则于师生健康信息采录方面率先增强应对。1918年11月15日，位于美国莫斯科的爱大计划恢复课程。在题为《做好准备重新开启大学》的采访实录里，校领导卢瑟宣布爱大重开后将就校园管理“执行严格的军事化纪律”，具体措施主要针对师生健康信息实时更新：
1、除总医官给予书面批准者外，全体师生均需及时向组织汇报健康状况
2、在校师生一旦感觉身体不适，需第一时间向医务部门报告
图3 1911年爱达荷大学行政楼，此校堪称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大学的“抗疫标兵”
无独有偶，时任爱达荷大学体育课程主管的布莱·马斯特也积极联合几位同仁，本着“和平时期要准备战争”的原则，为“防止流感再次侵入这所大学校”，制定了一套面向校内外公众的防流感健康指南。在“保持健康（环境）”、“温暖地饮食（生活）”两条总纲之下，该指南囊括的部分规约至今看来仍较为合理：
1、自习室、图书馆和教室应该通风良好，管理教室的职工有责任确保这点。同时，校舍室内温度不应超过华氏65度（35℃）
2、室内不要穿太厚的衣服，在室内穿毛衣是学生患感冒的最常见由头
3、晚上就寝时保持窗户开启通风
4、冬季午餐不要冷食，午餐时间一定要享用热餐，哪怕只是一盘浓汤
5、缺乏适宜运动以及过度饮食都会为流感创造滋生条件
6、在运动之后避免突然乘凉
爱大体育专业教师们的上述提议为该校乃至更多借鉴本方案的学校提供了“下沉”防疫良方。此方案的优势在于不仅管住了学校空间，更通过科学关怀学生个体健康，筑牢生与生之间的疫期“安全岛”长城。在1918大流感期间，也有美国高校及时提出了保持社交距离要求：1920年2月，阿肯色州立大学900名在籍学生中有15人罹患流感。校方旋即强化了疫情防控要求，命令全体师生“除了常规课程或有严格卫生措施保障外，一律不准以任何形式扎堆聚集”。合理管控校内人员，为疫期学校“安全岛”的诞生夯实了基础。
1919年1月，新闻撰稿人颇为赞许地评价了列克星敦地区的高校防疫成绩：
“流感在列克星敦并不像许多其他地方那样严重。由于那里坐落有许多大学院校，而且大学好像军营一般，所以我们采取了额外预防措施。严格管理与列克星敦受流感冲击较小之间可能有显著联系。”
图4 1920年美国媒体刊登的日本女学生戴口罩上学照片， “流感面罩”在1918大流感疫情期间的美国学校也有推广
可见，1918大流感疫期美国学校的“安全岛”既“独善其身”，也能帮助属地提高防疫效率，从而“兼济天下”。上述“安全岛”案例，为我们呈现了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学校抗疫的积极一面，其中某些史实甚至是绝对乐观的。然而，点状的学校“安全岛”断不能彻底释放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社会的重重重压。为此，习惯于炒作包装的美国舆论，开始为学校防疫局面“制造乐观”。
制造乐观
绝大多数传染病的疫情发展不是“垂直上升、垂直下降”，而是在波峰与波谷间徘徊往复。在疫情处于相对波谷阶段，全社会亟需填补疫情波峰时推迟的各项正常工作。政府官员、团体领袖们明白：在这个时刻，他们理当向“恐疫”公众注入乐观，帮助社会成员重树生活信心。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舆论、教育管理者正是在如此“制造乐观”气氛下，积极淡化学校防疫困难，一幅有意为之的“平安学校图”徐徐展开。
在1918大流感爆发前夕，美国教育界及相关舆论就已错误认为学校流感尽在掌控。1917年4月，教育部门专职医官、医学博士罗兰·克罗斯在接受《奥格拉拉光明报》访谈时高度乐观地表示：
“（学校卫生）条件已焕然一新。近年唯一见于在校儿童的流行传染病是流感。不过，凭借迅速隔离、医疗护理，流感传播得到了一定遏制。学校拒绝让流感患儿进入教室，这种‘机构型’传染病因此得到了有效管控。”
可惜正如前文所言，当不久后1918大流感席卷而来之际，罗兰所谓“有效管控”迅速败下阵来。可能是因为意识到盲目自信实有风险，也或见识了此轮疫情的来势汹汹，“黑色十月”到来后，美国教育界、舆论不再一昧宣扬学校抗击流感能力。但为学校安全“制造乐观”的行动不曾休止，有关舆论采取了尽可能克制的学校疫情表达，以此“柔性策略”替代大张旗鼓宣传。
1918年10月18日，肯德里克中学校方向媒体透露：“虽然有些学生因染上流感被迫离开学校。但仅在此病引发任何危险之前，学校才会及时关闭。”差不多同一时间，康涅狄格州公立学校的管理者们与地方卫生官员举行了专题磋商，综合考虑疫情形势后，康州教育管理者们公布：委员会决定暂时关闭学校一至数周，但无意终止学期课程。即便是疫情扩散苗头明显之时，部分美国学校仍在尽最大努力压低舆论紧张：1919年1月21日，《密苏里晚报》在报道高中流感疫情时引述校方意见，对两位教师、21名学生感染并休假的严峻情况施以遮掩：“比前一周更差但尚未构成紧急情况。”撰稿者在事实陈述后坦白己见，往往是有意规避读者意见走向与写作设想相反之径。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教育界、舆论淡化学校防疫困难，并非出于恶意，因而我们也不能冠之以“欲盖弥彰”之罪。但是，疫情警报之下为学校披上“安全马甲”的做法，难免会损害师生安全利益。用“不知情”换取“不恐惧”的“鸵鸟策略”，并无法根治1918大流感中美国学校的“防疫之痛”。
在疫情波谷阶段，美国教育界、舆论更是朝着复学总目标，踊跃地为学校安全“制造乐观”。1918年11月28日，密苏里州一文法学校登报介绍近期办学情况，主办方对大流感疫情抱持极乐观态度，对接下来的教育工作满怀期望：“参与本课程的人数增长很快。大流感已经过去，许多因为这个原因而不得入学的朋友正在重归课堂。”图5是北亚利桑那州师范学校斥资在报纸刊出的巨幅广告。图像中部醒目地印刷着“学校里没有流感了”一语，并环饰边框以显强调。学校为揽回老生、招募新成员而被迫特别声明“没有流感”，一来直观证明了1918大流感对教育事业冲击之大，另一方面也充分写照了美国教育界争取克服流感冲击，使学校回归正轨的极大决心。
图5 招生广告：“学校里没有流感了”
图6 1955年美国学童准备接种流感疫苗
疫情之下，人数众多、人员聚集频繁的学校难免会为病魔“光顾”。随着医疗技术飞跃，流感疫苗等新一代防疫物资逐步充实了“二战”后美国学校的防疫“武器库”。宏观地看，美国教育机构，尤其是中小学已与1918大流感窘境渐行渐远。不过历史已然证明：没有一种防疫手段是万全万能的，只要人类教育体制不发生全局变革，疫情之下的学校“安全挣扎”还会照搬旧例上演。近日各地高等院校、中小学陆续开启秋季学期线下教学，学校新冠疫情防控成为社会敏感话题。大洋彼岸的美国教育界也“同面一敌”：截至2020年9月初，美国已有1500所大学爆发新冠疫情，校内总病例逾5万。在全球疫情进程尚不稳定的今日，我们很难预计世界各学校还需经受“安全挣扎”多久。但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教育先人留下的记忆已在启示我们：疫情相对可控阶段，我们应当对学校、线下教育给予更大信任，同时对学校防疫工作长期重视、科学调度、充分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