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以为自己拳头大就可以无视和破坏国际规则的人，终将被时代所抛弃。”
9月28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举行的“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蓝厅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如是说道。
王毅在会上指出，在近期举行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各方普遍认为，疫情虽然凸显了全球治理的短板和不足，但联合国依然是当前国际体系最完备的机制平台；多边主义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根基和支柱，不应受到质疑和挑战。此外，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走向复苏的唯一出路。
如何“重振多边主义”
此次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正是今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关注的焦点，这表明联合国及世界多数国家仍旧希望通过更高效的多边主义去迎接“后疫情时代”，去化解全球性挑战和难题。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于二战废墟中诞生的联合国本身就是多边主义的产物。尽管新冠疫情对国际合作造成了巨大冲击，各国普遍认为，联合国依然是当前国际体系最完备的机制平台。
9月21日，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通过了《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宣言》，宣言中特别强调“我们面对的挑战是相互关联的，只能通过重振多边主义加以应对。”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在28日的蓝厅论坛上指出，回顾历史，人们推动多边主义的初衷是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和平与战争”这个困扰世界的重大命题。多边主义的基准点是各国共同利益，其持久活力源于这种在“利己”的同时也要“利他”的价值取向。唯此才能对偏激、倒退的力量形成制衡。
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除联合国高官之外，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多国首脑都在峰会上表达了加强多边主义、增进理解与合作的愿望。习近平还提出了“主持公道”“厉行法治”“促进合作”“聚焦行动”四点建议。新华社报道称，这些重要建议抓住了联合国所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在重要历史关头为联合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
9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最高级别辩论会上，呼吁国际社会以创新方式思考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以适应21世纪的需要。
傅莹在蓝厅论坛上表示，许多国家围绕推动多边机制改革、调动新的活力提出主张，归纳起来包括三大要素：一是如何容纳更多的治理主体，二是如何确保更平等的发言权，三是如何形成更系统和有效的治理方式。这三点也构成了21世纪人类的“自我革命”需要体现的内容。
古特雷斯则在联大的发言中提出，我们需要“网络化”和“包容性”的多边主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则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表示，这表明我们现在正在积极认识到国际社会和人类发展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要把这种变化整合进我们对多边主义新的认识中去，因此就需要我们在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广泛而且非排他性的共识。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看来这是一个完全符合多边主义原则的一个积极建设性的方案。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一倡议在一些国家受到了一些曲解或者说误解。但我不认为中国就会因此本能地反对和抵制别的国家提出的类似的倡议。”崔洪建称，中国更多的是希望各国的倡议能够实现对接，实现共同的发展。而这实际上正是我们接下来重振多边主义所需要打破的一些思维上的桎梏和束缚。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曾断言“新冠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英国王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对目前多边主义则不乐观。他认为短时间内很难再看到一个强劲的多边主义的回归。
“美国正在调整，它可能需要去适应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可企及的‘超级大国’，目前也暂时没有其它大国有能力或者有这个愿望去获得这个世界的领导权。”尼布莱特在蓝厅论坛上指出，所谓的领导权指的是大国愿意为全球利益牺牲一些自己的福祉。
这一点与崔洪建的看法不谋而合。“大国如果真的要推动多边主义，就要有做出牺牲的准备。”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也在会上指出，发达国家将自身利益置于共同利益之上，才导致单边主义出现。他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句中国古话表示，各国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捍卫我们的多边主义。
近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崔洪建认为，从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需求来看，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克服很大的困难，但是中国作出的这一承诺，本身就是大国对多边主义建设的一种贡献和牺牲。
正如王毅外长所说，这是中国致力于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举措，也是中国愿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的重大宣示。
蓝厅论坛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和尼扎米·甘伽维国际中心共同举办。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院长陈冯富珍等近百名中外专家学者出席，围绕“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经济恢复与国际合作”“可持续发展与脱贫”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