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前几天还跟韩国大使馆的一个参赞座谈，他就问：‘中国的防疫为什么需要中央来做？你看我们首尔就交给了首尔市政府来做，国家基本上不管，也处理得不错。’我说：‘中国不行，因为中国太大了。它涉及到地域之间的这种复杂的高频度的人口流动，还有我们的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疫情爆发的多点式特征等等方面的挑战。’”
观察者网：如您所说，今年年初的新冠疫情对政府的风险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从制度因素考虑，您认为中国能成功战胜疫情的关键在哪里？从应对突发事件的角度来看，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 樊鹏：先说第一个问题，这次疫情在初期是出现了一些混乱，这个是我们在总结这次疫情的经验和教训的时候能看到的，我们也毋庸讳言。但是，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在于说，在经历了一个很短暂的混乱无序之后，很快进行了一次高效有序的反应。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里边应该讲有很多优势。比如我们从宏观上看，在中央地方关系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哪些中央管，哪些地方管，这个应该说配合得很好，收放自如。因为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地方更有信息优势，该放权就得放权，但有些重要的事情，中央要做。
整个地方治理体系中间，我们也有比较好的做法。比如说中央把关口前移，不只在北京坐镇指挥，国务院的协调小组，还有中央的决策机制都到了湖北武汉。这个时候就使得地方应对危机的这些机构、人力资源很好地形成了一盘棋。
另外，我们这一次也比较大规模地把社会专业力量用上了，这是中国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积累的社会力量。在98年抗洪救灾、过去一些年的地震救灾中，我们都能看到，但这一次规模更大。
中国实际上是国家社会双轮驱动的一个公共危机的应对机制。我们的技术群体、国内的新技术企业，像腾讯、百度这些企业，不管是在信息的收集，还是物资的调配，甚至在对接国际资源方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基层的社区管理，我们也做得不错。
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什么，如果你要讲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是关键的变量，我觉得这次中央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因为我前几天还跟韩国大使馆的一个参赞座谈，他就问：“中国的防疫为什么需要中央来做？你看我们首尔就交给了首尔市政府来做，国家基本上不管，也处理得不错。”我说：“中国不行，因为中国太大了。它涉及到地域之间的这种复杂的高频度的人口流动，还有我们的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疫情爆发的多点式特征等等方面的挑战。”
中国一定要有中央政府在危机防控中的参与和干预。全国性防御战略的制定是由中央做的，疫情期间不仅要控制疫情，还有很多次生灾害要控制，你还要有生产，你不能不吃不喝，你还要有公共安全、物资的调动，各个方面，中央是少不了的。我们还要损有余而补不足，中央政府在关键的时候紧急调拨了10亿资金给武汉。另外在很多环节上调拨物资，包括动用军队来援助湖北，这都是中央政府在发挥关键角色。
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人事布局和重要激励机制的调整，比如说针对前期的一些情况果断换班换成员，这都是中央通过它的人事组织制度进行果断的出手。又比如说高强度的科研攻关，医疗物资的全国统一调度和确保绿色通道物资，中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疫情爆发的时候，各地会强化自保，甚至还出现了云南截留物资的一些情况。这样的话，全国怎么样打通一盘棋呢？所以，这些我就想着都是由中央出手解决的。
当然，疫情期间的经济生产、舆情引导、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甚至还要对接国际上的一些需求，中央政府在这些方面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在处理政治和科学的关系上还有一些值得检讨、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在信息的上报方面，我们还存在一些问题。还有，中央、地方的事权划分不够科学等等。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信息孤岛的问题，我们的预警能力还值得提升，也就是中间的各种信息成本还比较高。这背后，我觉得蕴含的问题就是怎样更好地协调政治和专业的关系。
政治很必要，因为中国的事情是我们的党和政府负总责的，所以重大的决定必须由它来做。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决定过程中，怎么样更好吸纳专业力量、专业意见，使得科学的专业力量可以在关键的决策环节上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改善。
第二个就是在央地关系和政府层级间关系上，我觉得还有值得调整的地方。因为地方爆发疫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地方形成一盘棋。比如说我们要一位省委书记、一位市委书记，能够统合所有部门、所有力量。
但是，我们过去这几年改革比较强调集中统筹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指导干预。这是由我们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决定的，我们现在不是单打独斗，我们需要从总体上应对问题，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凡事我们要辩证统一地看，这样的安排有好处，但也造成了问题。也就是，地方的一个机构、一个部门，要同时对上负责，还要同时对地方负责。如果地方应急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命令，他就要考虑这个命令，是不是跟我上面的要求打架，他就容易配合衔接不起来。
我们在武汉疫情初期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建方舱医院的时候，很多拖拉机进不去，因为交通部门不放行。一开始，磨合的制度成本很高。因为中国是一个条块分割的体制，实际上这种体制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是要付出制度成本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常态情况下怎么管理，以及非常态情况下，上面的权力是否可以向地方让渡。比如说，《紧急状态法》启动之后，我是不是可以不按照上级的要求，而主要是围绕地方的疫情防控的要求来做事。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比较值得改善、值得思考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在处理中心化决策和处理分布式管理、临机决策之间，中国体制的这种效能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我觉得如果再加一点的话，就是基层治理问题。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强化基层能力建设，甚至在街道社区层面，全国各地都进行了很多探索。目的实际上就是增强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创新基层的社会治理方式，让基层的能力能够得到盘活。
这次疫情总体上看，我们基层的管理是有效的，但是也暴露一些问题。我们的基层在处理一些问题上法制资源不足，很多手段都是我们临机性选择的，它的法制依托不足。比如说，我要用什么方式管理这个社区，怎么在法治轨道上管，而能够不侵犯居民的一些权力？我觉得可以利用这次疫情来补齐短板。
我们基层还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专业化防控能力是不足的。在武汉疫情最凶猛的时期，社区承担了巨量的工作，但是他没有专业化的力量配备。比如说这些发烧的病人到他这儿之后，怎么样很好地分流？他没有办法判断，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让很多的医生下到基层。所以围绕重大风险的防范，强化基层的管理能力以及增强一些基层的专业化配备，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必要的。
樊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