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99%：两版“美国梦”

　　9年前，在纽约下城的华尔街金融区，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表示：“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着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华盛顿的政客都在为这1%的人服务。”

　　最富有的人不仅坐拥巨额财富，还掌握着财富长效保值和快速增值的“通关密码”，这在美国并不稀奇。远有“咆哮的二十年代”，近有“占领华尔街”运动，眼下还有“不平等斗士”桑德斯高呼“痛恨百万、亿万富翁”，年轻的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断言“每个富豪都是一次政策失误”。

　　然而近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从少量巨富力压多数平民的“金字塔”结构，升级为高、低收入阶层均面临内部再分化，居于中产的“安逸阶层”加速萎缩的“双钻石”结构。

　　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政府主张的“市场福利制度”持续加剧劳资失衡和贫富悬殊，不平等早已不局限于物质报偿，而是放大为一种长期的、广泛的、能够自我维系的内生性社会秩序。

　　文 | 王聪悦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环球”（ID：GlobalMagazine），首发于2020年11月11日，原标题为《“1%”和“99%”，差距有多大》，原文刊于《环球》2020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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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与99%：两版“美国梦”

　　大萧条时期，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结合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族裔拼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巧妙结合的特点，首创“美国梦”一词，强调在这里英雄不问出处，任何人只要果敢、坚毅、勤奋、善于思考，都能平等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该信念鼓舞百姓熬过了人心惶惶的经济衰退期，更成为几代美国人凝聚共识、引以为傲的关键。

　　“美国梦”的“鸡血效应”至今仍让许多美国人坚信，自己只是暂处窘境的“预富阶层”。但随着1%和99%之间的落差蔓延至社会各个角落，甚至打造出天壤之别的“两个美国”，人们不得不自我解嘲：“之所以叫‘美国梦’，就是因为清醒的时候你不会相信它！”

　　精英与草根层面的两版“美国梦”，堪称1%与99%的最初版本。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67年的0.397攀升至2019年的0.48，系50年来峰值。最贫困的20%人口的财富总额从2009年年初的3.8万亿美元，缩水至2019年年中的2.9万亿美元。

　　2020年哈里斯在线民调显示，近25%的美国人没有应急存款，38%的人如果不去当铺或举债，连500美元现金都拿不出，意外损失、疾病、教育、住房均会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当下这种差距非但无法缩小，还因种种原因损耗了“回弹能力”。

　　一是高收入区段内部再分化。进入美国收入前1%的“新门槛”已抬高到年收入高于50万美元。而早在2017年美国国家税务局的统计就显示，前0.001%的巨富阶层年收入门槛达到前0.1%的26倍，前1%的123倍，前10%的437倍。富人对财富蛋糕的激烈瓜分进一步压缩了中产和贫困人口的财富增长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对社会起到激励作用的良性分层不复存在，由财产、权利和名望确定的社会地位体系越来越难以被撬动。

　　二是民众对美国社会流动性的悲观预期远高于现实，该趋势不单抑制了一些家庭给子女提供教育、职业投资的欲望，也固化了特权暴利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削弱百姓对社会公平、制度进步的潜在信心。

　　白人与“非白人”的两版“美国梦”，则展示了美国非拉丁裔白人与其他族裔的种族财富鸿沟。2016年数据显示，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财富中位数分别为1.76万美元和2.07万美元，而非拉丁裔白人家庭该数值高达14.36万美元。统计过程中，亚裔的财富中位数与本土白人最为接近，但鉴于亚裔群体内部贫富差距高于本土白人家庭，最富有者拥有财富量是最贫穷者的168倍（本土白人为121.3倍），因此生活优渥只是小概率事件，亚裔总体上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仍在99%之列。

　　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尤为突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黑人的财富中位数接近白人的14%。10年后，尽管黑人的财富增长速度快于白人，但中位数仍不到白人的10%。这既可回溯到长期存在的劳动力市场歧视、抵押贷款歧视、税收优惠储蓄歧视等导致非洲裔美国人获得稳定工作职位、高工资和退休福利的机会很少，也与该群体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代表性严重不足，群体诉求缺乏有效传达和发泄渠道不无关联。

　　性别收入差距依然相当明显。尽管目前女性在全美劳动力梯队中确实占据“半边天”，但在高收入群体中依然占比很小。在收入前10%人口中，女性占27%；前1%中，女性只占不到17%；而在最富有的0.1%中，她们只占11%。《财富》500强公司中，女性CEO仅占5%，2016年的平均收入为1310万美元。而领取联邦最低工资的劳动者中，女性比例高达63%。

　　粗略估算，美国女性收入在各行各业都低于男性。诸如幼教育儿、餐饮服务等女性主导行业在美国的工资梯队中长期处于低端。薪酬差距最大的是管理职位，2016年男性的平均薪酬为8.8万美元，而女性仅为5.5万美元。差距最小的是建筑业，但女性只占该行业工人的9%。

　　如果再将族裔维度叠加考量，则会发现最大的性别收入差距出现在本土白人和亚裔中，这并不意味着拉丁裔和黑人女性在克服歧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只是因为这些群体男性的平均薪酬实在太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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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编码中的人生密码

　　自二战结束至今，普通民众对“美国梦”的典型设想几乎没变，不外乎经济安全、自购住房、家庭美满、良好教育、职业稳定、为下一代提供更多机会和回报、享受舒适的退休生活等。

　　然而当21世纪步入第二个十年后，他们沮丧地发现生活并不像《阿甘正传》里说的那样，“像一盒带来惊喜的巧克力”。相反，那个渴盼已久的“美国梦”正从各个侧面异化为“新瓶装旧酒”式的不平等。

　　美国的“中部塌陷”在经济文化落后和贫富差距拉大的双重压力下愈加显著。

　　大体而言，60%的富裕州位于东海岸的中大西洋和东北部地区以及西部沿海地带，这与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定居沿海城市，而收入较低的家庭要么长期居住、要么被迫迁移到中部腹地或南部州有关。

　　据Bildzoom网站统计，搬到旧金山的人比搬离旧金山的人年平均多挣近1.3万美元；那些搬到底特律或匹兹堡等生活成本较低的内陆城市的人，年收入则最多要少5000美元，且需承担就业市场疲软、投资有限、生活资源不足等风险。与此同时，根据2018年的“美国社区调查”，不平等程度恶化的不仅包括财富高度集聚的沿海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还涉及位于中心地带的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新罕布什尔州和新墨西哥州。

　　鉴于阶层、种族分化形势日趋严峻，居民背景多元的“杂居”社区已成往事，美国的邮政编码如今也揭示着贫富差距的“社会基因”。邮政编码这看似简单的五位数，不单反映着家庭或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就业前景和收入水平，且随着阶层固化壁垒森严，连子女的“人生密码”也一并蕴含其中。

　　美国择校界的“大众点评网”Niche网站会定期公布最宜居的邮政编码、最佳公立学区邮政编码排名，一些组织还会评出监禁率、犯罪率、贫困率最高和最危险的邮政编码名单。前者通常汇聚了白人精英和中产，社区配套良好，熟人关系稳定优质，安全宜居。后者则多处于低收入者聚居的市内贫民区，毒品、斗殴、命案、黑帮暴力比比皆是，教育和就业似乎只是种种乱局的插曲。

　　为了给子女选择更好的成长环境，“孟母三迁”的故事在美国不时上演，一些境遇不佳的家庭甚至冒着“进局子”的风险，试图在孩子的入学申请中谎报对应优等社区的邮政编码和住址。

　　哈佛大学“机遇地图册”项目显示，新生代富豪辈出的100个社区绝大多数位于东岸、北部地区和旧金山这些本就财富集中的地方，同时继续受穷的100个社区也没能脱离中部和南部的“贫困诅咒”。当居所能够决定未来时，美国毫无疑问已经陷入了贫穷“自动复制”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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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时代鸿沟更宽了

　　收入和财富的高度不平等也带来了巨大的数字鸿沟。作为互联网诞生地和人工智能领跑者，美国的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水平参差不齐。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报告显示，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家庭中，44%的成年人没有宽带。而2015年的数据表明，35%的低收入家庭的学龄子女接触不到网络。这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家庭作业表现，故而有学者把横亘于贫富阶层却广泛影响生活细枝末节的数字鸿沟戏称为“家庭作业断层”。

　　究其原因，一方面贫困州大多自然条件不佳、基建基础薄弱，另一方面依照资本的逻辑，因人口密度偏低、收入水平不高，大型网络供应商均担心在这些地方开展业务难以回本或“赚头”过低。即便联邦通信委员会启动了多个助力困难地区宽带普及的项目和拨款，但前期数字鸿沟给贫困人口带来的缺憾是很难快速弥补的。

　　随着技术革新和福利制度调整，全美人口总体健康水平有所改善，但健康不平等却始终未见好转。健康不平等表现在不同群体的寿命、慢性病患病率、能否接触到快捷优质的医疗服务、精神健康状况等多个层面。

　　2017年，16.1%的拉丁裔、10.6%的黑人、7.3%的亚裔没有购买医疗保险，本土白人该比例仅为5.9%。从慢性病防治来看，13.8%的黑人和10%的拉丁裔健康状况不佳，本土白人该比例为8.3%。而亚裔罹患肺结核这种“贫困病”的几率是本土白人的35倍。更糟糕的是，医疗领域潜规则的存在，使得本土白人在获得处方药、享受较好的医疗条件方面具备隐形福利，进一步破坏了卫生公平“以边缘为中心”的核心原则。

　　实际上，美国的健康不平等存在于更为广泛的维度中，社会经济地位、年龄、地理位置、语言、性别、残障情况、公民身份、性别认同和性取向都是导致差异的关键变量。

　　据统计，美国社会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个事实是，最富有的男性比最贫穷的男性平均寿命长15年，女性长1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了该矛盾，那些因贫脱保的黑人、拉丁裔、印第安人，还有本就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大型移民社区、残障人士、流浪者、监狱等均沦为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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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巴特“挽歌”到桑德斯“旋风”

　　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桑巴特提出了经典命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并在其同名著作中将答案归结为四点：

　　一是美国工人彼时被整合和融入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对其怀有善意；二是美国政府强大的公民整合能力达到了“民主消除激进”的效果；三是两党联手、配合无间，第三政党毫无置喙空间；四是工人处于“超级物质环境”，对资本的恐惧和愤怒已被其所提供的物质利好全然抚平。

　　虽然贫富差距始终存在，但那个时候的美国贵在“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民有恒产故有恒心。纵使结果不平等，但机会的相对平等已然传递给民众奋斗的勇气和底气。

　　时至今日，随着美国本土制造业空心化，中下层蓝领很难重拾昔日的自信；政府精英与草根严重脱节导致公信力严重受损，无所不在的商业文化亦强调消费高于公民价值，民主制度的衰败之景使得种种激进主义思潮取代温和共识；两党极化程度前所未有，议题裁夺早已超越了服务公共利益的底线，陷入“逢你必反”的怪圈；以失业救济金、食品券、退休金、平价医保等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也在特朗普任内遭到有意无意的削弱。

　　由此可见，桑巴特的经典剖析在现实震荡下，已化作一曲有关“美好旧时光”的挽歌。而个中激情被高呼用“民主社会主义”拯救美国的“桑德斯旋风”取代。

　　虽然竞选总统屡屡败北，但桑德斯的崛起却恰到好处地迎合了民众厌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渴望根本政治变革的愤懑。

　　正因如此，2020年的总统大选，如何应对“1%与99%”是特朗普和拜登都无法规避的问题。只不过前者以1%的视角回望99%，各项政策难免带有向本土白人、工商业大资本和军工复合体侧倾的痕迹；而后者直面一个被疫情、失业、种族冲突、劳资矛盾同时撕裂的美国社会，难保不回到绝对“政治正确”引发的矫枉过正之中。

　　对于那些栖居美国各地的99%来说，就算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可能缺乏某些美德，但加在一起，却拥有所有美德与智慧，于情于理，未来都应该属于他们。

　　延伸阅读：

　　“前浪”的，还是“后浪”的

　　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一代人出生、成长、奋斗、老去，把接力棒传给已经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周而复始。正因为代际更替，人类社会才能够生生不息。

　　总统是美国唯一一个通过全国性选举产生的公共职位，同时又是美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因此美国社会的代际更替在总统选举中的体现程度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1960年，时年43岁的肯尼迪当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1992年克林顿当选时年仅46岁，而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时也才47岁。他们风华正茂，激情洋溢。从他们身上，美国年轻人找到了自信，看到了希望。套用一句中国俗语来形容曾经的美国，那正是：后浪推前浪，新人胜旧人。

　　然而，面对2016年以来的两党总统候选人和竞选人，很多美国年轻人可能满脸疑惑：“未来还属于我们后浪吗？”

　　文 | 谢韬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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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浪的逆袭

　　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70岁的特朗普和68岁的希拉里分获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成为1896年以来两党年龄最大和第三大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最终获胜，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

　　2020年总统选举的初选阶段，民主党4位人气最旺的竞选人年龄都超过了70岁：桑德斯和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78岁，拜登77岁，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70岁。4位“70后”同台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上绝无仅有。

　　按照正常的代际更替，接替奥巴马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应该比他更年轻才是，并且为了吸引年轻人的选票，民主党长期以来的候选人都比较年轻。然而，在2016和2020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连续两次的候选人不仅都比奥巴马年龄大，而且一个比一个大。参选的拜登，已经77岁高龄。

　　这种不正常的逆向代际更替，其结果就是“老人政治”。

　　在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前浪逆袭后浪并非没有先例，比如1980年当选的里根就比当时的在任总统卡特年长2岁，2000年当选的小布什比离任总统克林顿年长1个多月。但总统选举中民主党的候选人连续两届大大年长于上任总统，却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人口的中位年龄是38.2岁，其中18~44岁的人口占比为36.5%，45~64岁占比为26.4%，65岁以上的占12%。因此可以肯定，仅凭老年人的选票而没有年轻人的支持，特朗普是不可能当选的，希拉里或者拜登也不可能获得提名。

　　年轻选民支持年老的总统竞选人也并非没有先例。1980年总统选举结束后，一家民调机构的选举分析表明，30岁以下选民支持里根和卡特的比例分别为57%和43%。1984年总统选举出口民调则显示，25岁以下选民对里根的支持率高达61%。

　　2016年总统选举中，希拉里和特朗普在30岁以下选民中的支持率分别为58%和28%，在30~49岁选民中的支持率分别为51%和41%。

　　4年后，一个曾祖辈的民主党人又点燃了年轻人的政治激情，他就是78岁的桑德斯。在民主党党内初选中，他的粉丝以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为主。2月初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出口民调显示，他在18~29岁选民中的支持率为47%。

　　不过，这并非桑德斯第一次获得年轻人的追捧。2016年民主党党内初选，他就在年轻选民中掀起了狂热的“桑德斯旋风”，差点击败希拉里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有分析显示，与希拉里相比，他在30岁以下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71%，在这个年轻群体中获得的票数（150多万）远远超过希拉里和特朗普所得选票的总和（12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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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浪追逐的思想

　　快80岁的老人，还能胜任总统职位吗？在一次福克斯电视台组织的选民见面会上，桑德斯针对有关他年龄的质疑如此回应：“最重要的不是竞选人年龄多大，而是他信奉什么。”

　　美国大三学生、“大学生支持伯尼”组织的创始人撰写了一篇评论，为桑德斯的年龄辩护，标题是：“年轻人关注的是候选人的思想，而不是年龄”。与桑德斯的上述讲话，巧妙呼应。

　　那么桑德斯的思想是什么，以至于如此多的年轻人对他不离不弃？

　　桑德斯自称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且大量事例证明，他不是为了笼络选民而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投机主义者，而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就一直坚信和践行民主社会主义，包括加入多个左派激进组织。

　　2019年6月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竞选演说中，桑德斯对自己信奉的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了详细阐述。他说：“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必须肩负起罗斯福新政的未竟事业并为其实现而奋斗。我们必须认识到在21世纪的美国——这个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国家——经济权利就是人权。这就是我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

　　更具体地说，桑德斯最吸引眼球同时也最具争议的政策主张包括免费托儿所、免费公立大学、全民医保、价格合理的公共住房、提高社保、全民就业、大幅增加超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

　　桑德斯追求的，与中国古语所说的“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较为相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21世纪的经济权利法案”。

　　然而，美国主流价值观——尤其体现在《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强调的是政治权利而不是经济权利。美国人常挂在嘴边的“同一条起跑线”，也往往指的是政治平等而不是经济平等。这也是美国政府到今天也没有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主要原因。

　　有分析人士指出，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是要从根本上颠覆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并对美国的社会财富分配进行重大改革。不得不说，桑德斯版的“21世纪罗斯福新政”非常激进。然而，正是这些激进主张为即将进入耄耋之年的桑德斯赢得了大批年轻支持者。

　　美国年轻人被桑德斯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吸引，并非他们天生就有类似倾向。前文已提到，以保守闻名的里根也曾吸引大批年轻追随者。这些年轻人之所以支持桑德斯，是因为他们已深陷结构性因素造成的经济困境，并强烈期望通过政府干预来摆脱这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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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浪弱势的社会根源

　　布隆伯格新闻社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新近毕业美国大学生的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失业率，这是20年来的首次。而且，在新近毕业大学生中，超过40%所在岗位不需要本科学历，并且每8人中就有1人的岗位年薪不超过2.5万美元。

　　该项研究还显示，与30年前相比，排名后50%的新近大学毕业生的中位收入减少了约10%。一方面，美国大学教育的费用在急剧增长，以至于很多毕业生负债累累；另一方面，本科文凭的含金量却在迅速降低。有数据显示，在今后10年中美国就业岗位增加最多的两个职业将是老人护理助手和个人护理助手，而这两个职业的平均年薪只有2.4万美元。

　　一位评论人士在分析了各种经济数据之后这样写道：“你先给一群人承诺，只要按照规矩行事，他们就会有经济安全，然后你给他们提供了4年批判性思维训练——还有世界一流的图书馆——但他们毕业时你不仅不能兑现当初的承诺，还给他们戴上沉重的债务枷锁。这就是培养革命先锋队的秘方。”

　　本应该意气风发、勇往直前的后浪，却被剪断了梦想的翅膀。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年轻人强烈支持桑德斯所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他们自己年龄段的桑德斯？

　　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确实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竞选人，他就是年仅38岁的皮特·布蒂吉格，不过他在思想上一点都不激进，并且他在30岁以下选民中的支持率只有可怜的3%。

　　美国或许有成千上万名民主社会主义的拥趸，但几乎无一能做到像年老的桑德斯那样具备丰富的政治经历、享有全国性的知名度，且能筹集到庞大的竞选资金。

　　换言之，美国总统选举似乎正在经历阶层固化：政治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这些人要么来自政治世家（如希拉里）、要么是从政多年（如桑德斯）、要么是亿万富翁（如布隆伯格）、要么是媒体达人（如特朗普）。

　　如果真是这样，今天的美国就不会出现奔涌的后浪，而未来的美国将属于前浪。这将是美国民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