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最新研究显示，过去40年，美国极少数人与大多数人之间的收入鸿沟越来越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越来越大。不少学者指出，美国已经处于一种发展失衡状态，正在破坏社会的凝聚力，加剧分化。
● 收入差距持续恶化四十年
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署 （SSA）本周公布的数据，美国人的工资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分析数据认为，从80年代开始的“富者恒富、富者愈富”的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
从1979年至2019年之间，1%的人工资增长了160%，而90%的人工资仅增长了26%；即使是顶端的1%人口，其收入差距也很大，位于金字塔顶端的0.1%人口工资收入激增了345%。（上图）
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指工资（Wages）等报酬收入，并不包括股权、资本收益等。如果按照资产来计算，收入差距更是天量数字。根据“政策研究所（IPS）”等多家机构11月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在美国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数千万人失业，而富人的财富却在暴增。从3月中旬到11月17日期间，美国647位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近9600亿美元；3月份以来，美国新增亿万富翁33人。
部分左派学者认为，美国收入差距的根源是在八十年代初里根总统执政时埋下的。里根大刀阔斧减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特别是减税，使富人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实践了所谓“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的理论，即给富人和企业减税可以改善整体经济，财富如同向下渗透的水，最终惠及穷人。
里根的强力改革，确实带领美国经济走出了70年代的滞胀，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也给美国留下了贫富分化的副产品。
美国经济史学家约翰·科姆洛斯（John Komlos）计算，在1985纳税年度，减税使顶端1%的人增加了35万美元的收入，普通家庭增加了3500美元，而穷人只增加了数百美元（以现在的美元购买力计算）。
在这个过程中，富人们增加的不仅是财富，还有政治影响力。这也导致近四十年来，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上台，经济政策也有很大差异，但富人的蛋糕却越来越难撼动，成为美国经济社会的一大隐患。
●发展失衡助推政治极化
美国有3100多个县级行政区。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统计，今年大选投票，拜登赢得了477个县，特朗普赢得了2497个县，看起来数量差距悬殊，但是如果按经济体量对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拜登赢得的这477个县经济总量占美国的70%，而特朗普赢得的2497个县仅占30%（下图）。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新现象。从2000年大选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赢得的县约在472至666个之间，但支持民主党的县占全国GDP的比重已经从55%上升到了70%。
美国作家和时评人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Hugh Smith）认为，这看似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地图，而真正的两极分化是经济和金融：美国本身分化成了两个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几乎没什么共同点。生产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和少数地区，而且收入和政治权力为资本所吸引，因此，金融差距/不平等现象远远超过了政治地图上所描绘的70/30差距。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认为，美国正向知识和数字经济转变，政治版图似乎也在随之变化。自2000年以来，几乎在每次选举中，民主党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的选票份额都在增加，而共和党人则日益成为小城市和农村地区选民的主要选择。有人称其为城市与农村的鸿沟，但它其实也是数字经济与蓝领经济的鸿沟。
“蓝色美国（支持民主党）”的人口越来越多元化，普遍受过大学教育，并大量投资专业和技术企业；相比之下，“红色美国（支持共和党）”则更多是白人，上大学的可能性更低一些，而且依赖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制造业、建筑和能源等。
距离记者驻地仅20分钟车程的弗吉尼亚州劳登县（Loudoun）是美国著名的数据基地，包括亚马逊等大企业都在这里建有数据中心，美国媒体估计，全球70%的互联网流量都要经过该县的数据中心。劳登县是数字经济典型的受益者，家庭收入中位数多年排名全美第一。
和劳登县形成反差的是美国最近热播的一部电影《乡下人的悲歌》。这部根据自传体小说改编的作品引起美国舆论的热议，讲述了美国东北部“锈带”地区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底层白人不得不在贫困、吸毒、酗酒的困顿中挣扎，失去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
这两个极端典型仿佛是对“红蓝美国”最好的注解——今年大选，拜登在劳登县赢得了超过60%的选票，而2016年，宾夕法尼亚等“锈带”三州的支持则直接将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
劳登县先进的数据中心（左）和“锈带”衰败的工厂（右）似乎是对“红蓝美国”最好的注解
● 美国经济社会呈现断层 中层弱化下层绝望
经济史学家约翰·科姆洛斯指出，美国经济的错位体现在：“锈带”等地区停滞不前的低工资、人们负债增加、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随之而来的是绝望；而在另一些地区和领域，经济简直是“蓬勃发展“。
但问题并不是里根一届政府造成的。克林顿政府时期大举放松金融监管，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消了高风险的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隔离，无异于给资本从事投机松绑。正是华尔街的贪婪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随后的布什政府继续给富人减税，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用纳税人的上万亿美元救助大银行。在美联储的支持下，奥巴马政府继续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向华尔街提供慷慨的支持。2009年3月，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市值加起来跌得仅剩240亿美元。如今，仅花旗银行一家的市值就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但当年救助它们的纳税人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资本收益。
科姆洛斯认为，对华尔街的救助，可以看作“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财富转移”。而美国公共电视网 （PBS） 2016年在分析“特朗普现象”时就指出，这是对美国中产阶级的一次巨大打击。1979年至2011年，美国中间阶层（收入水平20%至60%的人群）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收入最高的1%人群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下图）
中产阶级这一社会稳定器失灵，无疑加剧了美国的极化。
查尔斯·史密斯认为，美国社会和经济现在已经分成了两个层级，下层的民众缺乏向上流动的渠道。“美国经济的下层已经 ‘去资本化’，取而代之的是债务累积。资本只流向日益集中的上层经济，上层从不断上升的债务潮中获利，而债务潮在过去20年中一直维持着下层经济的活力。”
掌握资本的富人和借债度日的穷人差距越拉越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史密斯期待新一届政府能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