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医师为什么离开儿科？

　　冬夜，晚上9点，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急诊内，小朋友的哭嚎声、尖叫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抽血窗口，有小男孩一见针头就哇地一声大哭，家长使劲拉住、医生不断劝说，一个常规检验才得以完成。

　　如果没有哭声，你会以为自己误闯游乐场——为了稳住因等待时间过长而渐渐丧失耐心的小朋友，家长们把小猪佩奇、hellokitty、小恐龙等等卡通气球塞到了孩子们手里，有的还得再加上动画片、电子游戏来镇场。欢快与苦痛在这里产生奇异的重叠。

　　晚上10点半，一对夫妻等了将近两个小时后，终于听到叫号。看诊时间不超过两分钟。整个上半夜，急诊候诊大厅门口持续有三五对家长排队等待进入，上百位家长和小孩在候诊区等待。一场“混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然而，对一名儿科医生来说，这已经算不上繁忙。

　　受疫情影响，全国各地儿科的就诊人数都有大幅下降。仅以上海为例，各大儿科医院因呼吸道疾病前来就诊的患儿就诊量基本都下降了30%左右，在复旦附属儿科医院，内科、感染科门诊量同比下降50%左右。

　　工作量变少却并不意味着儿科医生们身上的担子更轻松。接诊量、治疗费等与绩效挂钩，患儿少，医生收入就低，儿科长期以来的问题被更直接地暴露出来。在安徽宿松县人民医院，今年9月，儿科医护绩效不足后勤岗的1/5，整个科室要求集体转岗。

　　儿科医生易流失、工作强度工作压力和收入不匹配，是儿科的“顽疾”。中国儿科医生的缺口一度达到20万。随着近几年国家、政府层面的关注，问题已经有所缓解，截至2018年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92名，不过这与发达国家1.5名的配比尚有差距。

　　年轻医师为什么离开儿科？如何吸引青年医师、留住儿科医师？依旧是需要不断寻求答案的问题。

　　为何逃离：“做儿科医生，情绪崩溃的瞬间太多了”

　　学了8年儿科，29岁的张欣（化名）最终还是当了“逃兵”。2020年，她换了跑道，从儿童心内科转向成人心内科，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我已经下定决心，我想我以后几乎没有可能再回到儿科。”张欣想了几秒，斩钉截铁地说。

　　“忙的时候，整个科室就像菜市场一样，互相之间说话都要靠吼。”张欣说。儿童习惯用哭来表达，有数据显示，儿科医生经常在85分贝以上的环境下工作，而75分贝已经是人耳舒适度的上限。

　　除了哭泣，儿童也难以像成人一样，较为清晰地描述自己身体的状态，张欣在上海新华医院儿童肾脏科轮岗时，因此遭遇了一场乌龙。

　　当天张欣值夜班，有小朋友反馈肚子疼，她立即查看但没发现问题。从凌晨1点起，张欣始终关注着患儿的各项指标、身体状态，直到凌晨4点，未有异常。“我打算离开，但孩子妈妈一把拉住我，一定要让我一直看着她家宝宝。”一整夜了，基于医学的判断，她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身体疾病。

　　疑惑中，她忽然想到：“你家小朋友晚上吃了什么？”孩子家属说，晚上小朋友嘴馋吃了块牛排。“原来小朋友是吃太多了！我继续问小朋友是不是肚子胀。但是他不能理解，就是说肚子疼很难受。后来吃了健胃消食片，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张欣和其他儿科医生都告诉记者，在儿科，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小朋友只会讲疼、难受，到底是什么情况，需要儿科医生用极大的耐心去找出真正的原因，也需要大量积累经验才能快又准地看出问题所在。没有个三五年是不行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惠锋说。到今年，他已经干了18年儿科。

　　手术台上，高年资的医生压力也相当大。小朋友的心脏只有鸽子蛋那么大，要在上面操作手术需要非常精确、非常精细，好比在一粒米上做雕塑。张惠锋说：“就算我们做了将近20年的医生，也不敢给家属拍胸脯保证。一个孩子做手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外公外婆6个人盯着，有时候要出动4代人马。压力真是非常大。”

　　人手紧缺是另一个关键问题。最忙碌的一个月，张欣上了14天夜班，几乎隔天就得连续上24小时的班，白班夜班连在一起，并且在这24小时内必须保持很清醒的状态。“有时夜里一个人管60个床，实在顾不过来。”张欣说。

　　压力大、难度高，人手又紧缺。张欣回想起曾亲眼看见高年资的医生有好几次偷偷在哭、年轻住院医没有征兆地就被家长扇了一个大耳光，眼里还会泛泪，她说：“做一个儿科医生，情绪崩溃的瞬间太多了。”

　　这种情况下，收入并没有成比例提高，反而儿科的工资比其他科室都低。“至于低多少，我们就不谈了。”数位儿科医生在接受采访时，无奈回答。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公立三级医院各科室中，放疗科成本收益率最高为20%，而儿科的这一数据为-14%。科室收益入不敷出，儿科医生的收入自然少。

　　公立医院也需自负盈亏，医生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两个部分。而儿科医生绩效考核因素里，患者接诊量指标为众多考核项的大头，占55%。就诊人数的减少将直接导致绩效下跌。

　　另外，治疗费、检查费都是科室创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给儿童开药，得按照患儿情况等比例换算，相比成人剂量大量减少，绩效难和成人科室比肩。

　　理想遇挫：“从成人进入儿科，知识体系要全部更新一遍”

　　对一些年轻医生来讲，压力和低薪不是最难承受的。他们带着“情怀和理想”出发，追求职业成就感和学术上的精进。但有时，儿科会让情怀失落。

　　“儿科和成人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两者的培养体系太不一样了！”郭松今年33岁，现在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成人脊柱科的医生。郭松2017年博士毕业，2018年以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儿科，偶尔的机会，毕业后他进入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工作。

　　郭松很快发现，小儿科，一点也不“小儿科”。“到了儿童医学中心之后，很多很多都不一样，即使我从骨科转到骨科，一切都需要重新学起。”郭松说，自己以前接触的成人脊柱科病人，很多疾病都是退变性的，一般50岁以上才发病，而在儿童脊柱科，他要面对的问题完全是另外一个性质的。

　　“到了儿科最大的感受就是实在非常非常累了。对我来说，更关键的是挫败感很深。”郭松说，“你想想看，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你学了也至少十年了，但那些知识完全用不上，很不舒服。”

　　“所以要想培养儿科医生，必须专业化。”这是郭松在痛苦的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儿科工作一两年后，他找到了新的工作机会，离开儿科回到了成人科室。“现在我工资虽然和以前差不多，但工作量少了三分之一，还能有一点时间来做科研。”

　　另一方面，成就感的确说服了一些儿科医生留了下来。

　　“张医生，还记得我们哇！”来张惠锋医生看专家门诊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心脏手术后复查的小朋友，术后恢复不错的患儿家属满面喜悦地推门进来。“啊呀，我们人实在太多了，不好意思啊。”张医生有点抱歉地答，同时开始询问相关的情况，没一会儿想了起来，“对对，这个小朋友当时比较危险的。”

　　“是啊！是您救了我们宝宝。”查看完毕，张医生告诉家长，目前孩子恢复的情况相当好，接下来记得定期随访，小朋友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照顾，不需过分限制活动。“我们现在就是正常宝宝咯！”孩子妈妈高兴地抱起宝宝。

　　这种时刻常常给如履薄冰的儿科医生很大的温暖和安慰。这也是石奇琪、陈博等年轻儿科医生的初衷和理想。

　　2019年，27岁的石奇琪从无锡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攻读儿科的心胸外科博士。更多时候，当儿科医生的那种“浪漫情怀”令他不能割舍。在小儿心胸外科，随着科研和医疗水平的发展，绝大多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都能得到治愈。

　　“你看，那么小的一个小朋友，他们本来可能只有最长两三年的生命。但是通过治疗，大部分小朋友就能和正常人一样，长大、结婚、生小孩，然后慢慢变老。”石奇琪说，“这种浪漫情怀确实很吸引人。”导师贾主任是他留在儿科的最大动力，石奇琪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一样，能做非常复杂的手术，又能把病人的细微情绪都照顾好。“他会鼓舞你。”

　　正在新华医院儿科轮转规培的陈博也一样，每到满月、中秋或者感恩节，患儿家属会给他短信道好，也会发孩子近期的照片，给他分享成长的喜悦。“就像见证着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这在成人科是感受不到的。很有成就感。”陈博说。

　　“我们的规划，儿科医生是肯定会做的。”石奇琪的妻子今年也考进了复旦儿科的医学博士，“但家里两个儿科医生，我们对未来也有点担心。首先肯定是没法响应国家号召了，到现在我们也不太愿意生小孩。经济、时间都得不到保障。”

　　儿科医生，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情怀留人，一定不是个稳妥的选择。

　　“儿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够。”张惠锋回想起1997年他选择学医时还很吃香，“稳定、地位高。找对象也好找。”张惠锋也心疼年轻医生：“小医生的收入是非常低的，我相信对很多年轻医生来说，他首先要考虑养活自己，要有一定的收入，要考虑是否背得起房贷车贷。”

　　今年刊登的一份《中国儿科医生工作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显示30~39 岁、任职年限 6~10 年、中级职称的儿科医生工作满意度均为最低，与既往研究结果相符。研究认为“中青年儿科医生是儿科人力资源的中间力量，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部分群体的离职倾向偏高，不利于儿科医学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一名合格医生的培养需要花14年时间，对儿科医生来说14年才是刚刚起步。

　　张惠锋说，“本科5年、硕士3年、博士3年、规培3年，这14年整个家庭都要支持着一个医学生完成学业，接下来才能再步入医生的正轨。儿科医生需要更精细、更长时间的培养。要学会看孩子的脸色、表情，捕捉一切蛛丝马迹，才能大概看到问题在什么地方。这样有个两三年的经验，才能看些初级的疾病。”

　　“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张惠锋说。

　　1999年，儿科本科专业一度被取消，直到近几年，陆续有高校恢复儿科本科招生。有关部门也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儿科。

　　2016年，国家发布《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42所高校获批设置本科儿科学专业，并择优遴选儿科（含儿外科）专业基地586个。同时，中央财政按照每人每年1.5万元的标准，支持中西部地区开展儿科医师转岗培训。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今年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分级诊疗带来的效果比较显著。“近年来，北京儿童医院京外患儿门诊占比由过去的一半以上降至一半以下。”

　　北大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武也表示，分级诊疗是是解决儿科医生人才匮乏最快的办法，而若想分级诊疗的关键是对基层医生的培训。

　　某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医师张晓燕还提出应该“落实人才自主招聘”。张晓燕认为，仅靠医院的力量还难以达到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目的。“医院在招聘人才方面缺少自主权，需要相关部门层层审批，程序繁琐。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在人才引进方面给医院更多的自主权。另外，对于落实儿科医护人员待遇能够保障其收入不低于同等水平其他专业人员，希望相关部门也能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

　　张欣告诉我，她的老师40多岁了，曾经的儿科班100多人的群，毕业十几年后问一声，居然没人能答得出儿科疾病的问题——大家都不做儿科了。而她自己的班上，基本上“能换方向都换了方向。”她说自己做了“逃兵”，但还是希望有更多儿科医生。“不想万一自己以后小孩生病了，抱着孩子没有地方去，没有医生找。”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欣为化名）

　　后记

　　采访过程中，我常感受到儿科交织的矛盾。孩子天然令人心生喜爱，但给儿童治疗，颇为费力耗尽心神。我接触的年轻儿科医生，每一个都辛辛苦苦念到了博士，但所得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有的甚至于需要父母继续支持才可安心从医。

　　矛盾中，有困惑，难道“不差钱”才能来当儿科医生？儿科的困难早就被看到，有政策调整有方案出台，效果一点一点地实现，需要等。但是不是还能再多做一点？什么时候，我们能不再讨论儿科和成人科的收入差异，让医学的归医学？期待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