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在加速发展中如何守住风险底线？

　　金融服务有别于扶贫和慈善

　　并非客群越下沉越好

　　否则很有可能出现“双输”现象

　　消费金融空间有限，不应过度增长

　　应警惕“不该贷”“过度贷”等客户下沉

　　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本刊记者/贺斌

　　“突然发现花呗额度从两万降到了三千，瞬间感觉自己没钱了。”2020年12月末，不少花呗用户发现自己的额度有所下降，甚至有网友发帖称自己的额度降到3000元以下。

　　花呗此次下调额度的群体主要为大学生和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对此，蚂蚁集团回复称：“花呗近期正在调整部分年轻用户的额度，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习惯。”有市场人士分析，蚂蚁集团下调年轻用户额度主要是出于近期的监管压力，以及控制风险目的。互联网贷款涉及群体广泛，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覆盖面大、普惠性强，但如果监管措施跟不上的话，风险会被放大。

　　由中国银行业协会消费金融专业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0》做过调查统计，部分消费金融公司80后、90后客户占比达到90%以上。其中，90后客户占比普遍在50%左右，有9家消费金融公司占比高达50%~75%，面向90后客户提供专门产品和服务。

　　无论是豆瓣中拥有32000多名成员的负债者联盟，还是蛋壳公寓事件中的租金贷，甚至是最近几年被监管重拳出击的非法校园贷，个人消费信贷似乎已经和年轻人紧紧地绑在一起，变成了冲动消费、过度消费的代名词，曾经自带普惠金融光环的个人消费信贷开始蒙尘。

　　“无节制过度消费必然会造成恶性循环，但这不光是年轻人的问题，即使成年人也会遇到，不必过度解读，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消费贷。”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消费金融40人论坛发起人王红领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线上消费信贷之所以容易出现问题，主要在于无抵押、低门槛的模式，在获客时很难了解借款人真实的还款能力，一旦贷款无法收回，很容易出现坏账，增加不良率。在线上消费信贷中，如何甄别适合的客户才是关键。

　　一路狂奔

　　2020年11月2日，蚂蚁集团一路绿灯极速走完了IPO程序，却在挂牌上市前夕戏剧性被突然叫停。

　　原计划在科创板上市的蚂蚁集团，获得了包括社保基金在内的29家战略投资者青睐，总市值达2.1万亿元，有望成为历史上全球最大规模IPO。但戏剧性的反转发生在上市敲钟前夕，2020年11月2日蚂蚁集团高管被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管局等四部委约谈。

　　金融科技在加速发展中如何守住风险底线？争议在蚂蚁集团备战上市前夕达到了高峰。蚂蚁集团此前公开的招股书显示，包括面对个人的花呗、借呗，以及面向小微企业的网商贷在内的微贷业务在公司业务中占有重要地位。2019年，蚂蚁的微贷业务营收为418.85亿元，占总营收的34.7%。2020年的1~6月，这一比例接近40%。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12个月期间，约5亿用户通过公司的微贷科技平台获得了消费信贷。蚂蚁集团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胡晓明在IPO前的路演中透露，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平台促成的消费信贷余额为17320亿元。

　　“互联网公司之所以热衷在消费贷布局，其原因不在信贷，而在资本市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金融科技概念的估值是建立在流量故事上的，有流量才会有未来增量的想象空间。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从而找到更多贷款用户，客户增量不足以支撑流量的增加，就引诱客户不断地增加贷款。要支撑这样的流量增长，“就不断降低风险要求，引诱用户超越自身的合理需求不断贷款，风险越积越多。“一方面要讲流量，一方面要讲增量，只有实现每年一定的增长，在资本市场才有故事好讲，才能获得更高的估值。”

　　2014年2月，首款依托电商场景的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京东白条”横空出世时，以信用卡为载体的个人消费信贷在中国已经发展了近30年。

　　彼时，大部分以传统银行和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持牌消金）为代表的消费金融，还在按照传统金融的方式布局线下网点，而几乎与持牌消金公司同时诞生的网络小额贷款平台已经成熟地运用互联网技术获客，通过对客户经营、网络消费、网络交易等行为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评定客户的信用风险，确定贷款方式和额度。一笔贷款从申请到审批，从发放到还款，全程都在线上完成。

　　在消费贷领域，持牌消金公司和网络小贷公司的作用不同，面临的监管机构和监管政策也不一样。作为传统商业银行的补充，持牌消金主要面向的是传统银行的“长尾市场”，针对中低收入及新型客户群，提供宽泛灵活的信贷产品等金融服务，准入和监管部门为银保监会及各地的分支机构。网络小贷公司的牌照发放和监管则由各地金融办负责，成立的初衷是为微型企业等主体提供金融服务，随着技术的发展，业务也逐渐延伸到个人消费信贷。由于缺乏消费场景，网络小贷多提供现金贷产品，无法追溯贷款的去向，风险较有场景的消费金融更高。

　　在京东白条推出不久，蚂蚁集团也推出“蚂蚁花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白条、花呗为代表的消费金融平台，凭借丰富的消费场景、股东积累的大数据等优势，在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

　　2016年3月，中国个人消费信贷市场迎来了政策的春天，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出台《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在政策的加持下，消费金融发展进入黄金期，各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金融和科技优势互补，相辅相承，迅速做大蛋糕。一时间，线上个人消费信贷产品层出不穷，消费场景也从零售延伸到租房、旅游、教育、装修、美容等垂直细分领域。

　　短短三四年间，在互联网消费贷的赛道上，既有传统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也有电商平台、其他互联网公司、垂直分期平台和网贷平台等非持牌机构。据国信证券数据，2018年，电商巨头旗下的消费金融平台市场份额为37.2%，稳居第一。商业银行凭借其资金成本优势、风险管控能力等优势，以13.7%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而网贷平台、消费金融公司和垂直分期平台当年市场份额分别是9.6%、9.4%和8.3%。

　　被诱导的消费与风险

　　2020年12月29日，银保监会在官网发布《关于警惕网络平台诱导过度借贷的风险提示》，痛批网贷土味广告，提醒消费者要树立理性消费观，警惕过度借贷营销背后隐藏的风险或陷阱。

　　诱导消费是消费贷被人诟病的主要“罪状”之一，特别是对于无收入来源的学生，标榜无抵押、无担保的消费贷，让本就不具有还款能力或心智不成熟的年轻人在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不知不觉背上巨额债务。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经历过严峻生活压力的年轻人消费观相对超前，而各种低门槛、无抵押的个人消费信贷产品，让年轻人很容易就能获得贷款。”一位不具姓名的持牌消金机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对于机构而言，通过合理的授信策略，避免年轻人的非理性消费问题，是行业的主流观点。

　　除了直接的消费诱导，罔顾消费者知情权，在页面中模糊利率也被看作诱导消费的一种表现，甚至很多贷款页面和消费页面“无缝对接”，消费者甚至在不知不觉间就开通了借贷服务。

　　2020年10月22日，持牌消金头部企业“招联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被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通报，其中一项问题就是在相关宣传页面、营销话术中，未明确说明展示利率为日利率、月利率还是年利率，“超低利率”“0门槛申请”“全民都可借”“随借随还”“想还款可以提前还款”等宣传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存在夸大、误导情况。

　　据招联消费金融回应，“按监管要求第一时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小组，全面开启自查和整改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整改工作。”《中国新闻周刊》在招联金融旗下现金贷产品“好期待”借款页面看到，目前已经标明日利率以及折合最低年化率。

　　微众银行董事长顾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很重要，至少在从一个消费场景进入到消费贷申请页面时，用户必须清楚地了解自己是在贷款。在金融业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大方面，是金融机构首先需要尊重消费者习惯，让消费者能够察觉重要性，也能比较清晰地获得相应的产品信息。

　　标注日利率和年利率，对于现金贷来说，还将面临民间借贷新规利率司法保护上限限制。以花呗为例，按照蚂蚁集团招股书，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12个月期间，借呗日利率可低至约0.02%，大部分贷款的日利率为0.04%左右或以下。但日利率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实际或远高于0.0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开通借呗后查询利率发现，页面显示的日利率为0.055%，如果算成年利率，为20.07%，已超过4倍LPR的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如果逾期还款，贷款利息会更高。

　　培训机构跑路，长租公寓暴雷，消费者既付了钱、背了债，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服务。2020年末，培训贷、租金贷等消费贷顿时成为众矢之的。

　　这一点，在不久前的蛋壳公寓暴雷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业主收不到房租，直接将租客赶走。然而，蛋壳与业主的合同虽因蛋壳违约而终止，但租客与微众银行签订个人信贷合同属于独立的法律关系，债务关系依然存在，租客需如期还款。这对于本就收入不高的租金贷用户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长租公寓让大量的年轻人得以在一、二线城市迅速找到相对稳定的安身之所，在面对房租这类需要集中支付的消费时，租金贷提供了平滑现金支出的方案。租客有租房需求，也有还款能力，为何还会出现问题？

　　“其实是贷款模式的设计出现了漏洞。”刘晓春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租金贷的实质是长租公寓代理金融机构获得客户、安排办理贷款业务，按年向租客收租，按月给房东付租金，赚取时间差，“在这个过程中，真正需要钱的不是租客，而是长租公寓。但缺钱的不仅不贷款，还把钱拿走了。在租金贷这一信贷产品设计中，产品的设计是错位的，风险管理也是错位的。”

　　并非有场景，就无风险，这一点在消费贷中不断被验证。传统认为，以借呗、京东金条为代表的现金贷被认为是消费金融的一个分支，这类贷款没有具体的消费场景，无法追溯资金去向，但由于可以提现，或造成多头贷款的局面，风险远远高于消费贷。

　　相较于无场景，场景消费金融似乎显得更为稳健，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线上消费贷产品首先出自于电商平台，正是由于具有消费场景的天然优势。而没有电商平台的互联网企业，则选择和垂直细分平台合作，开发出培训贷、租金贷、美容贷、旅游贷等一系列消费贷产品，而培训机构、长租公寓、美容场所和旅游公司不但提供了消费场景，也在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牵线搭桥，甚至直接前台代理。

　　在顾敏看来，长租公寓业务模式真正的风险是预收租金机制，即租客一次性支付数月的房租，但平台的稳定性可能导致未来服务的不可获得。一旦资金链断裂，房东收不到房租，就会收回房子驱赶租客，在这一层面，租客用租金贷支付，还是用自己的钱支付实际上已无差异。在此次蛋壳事件中，与其说是租金贷的风险，不如说是整个预收预付模式下资金池的风险。

　　统一化监管是方向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报告显示，近两年，中国居民部门债务率（信贷余额/GDP）存量、边际都呈现快速攀升态势，从2015年末的39%一路攀升至2019年年中的55%。通过对居民债务来源进行划分，可以看到2019年上半年末，消费类债务率为44%，较2015年上涨16个百分点。

　　从美国数据看，历次金融危机都发生在居民部门持续加速加杠杆之后，“消费贷”“现金贷”若继续膨胀，是否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王红领看来，金融风险分为微观风险和宏观风险，微观风险主要是对企业自身，不波及行业，不需要太过担忧。而宏观风险是系统性风险，必须要控制住。对于消费贷而言，一方面控制住资本金和额度的比例，另一方面控制住资金的来源，基本能防范系统性风险。

　　和传统银行不同，消费金融公司无法吸收存款，在资金来源上，主要靠同业拆借、银行授信获取资金，或通过信托、股东存款等渠道实现多元化融资。此外，通过资产证券化（ABS），将底层资产的债权转变为证券发行，或发行金融债，也是消金公司获得资金的渠道。

　　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报告，2019年，消费金融公司中发行ABS和金融债的占比显著提升。仅2019年上半年消费金融类ABS共发行34单产品，发行规模为959.78亿元，较2018年上半年发行数量增加1单，规模同期上涨14.94%。

　　而对于互联网公司和部分小贷平台而言，通过资产证券化放大杠杆进行表外融资，不但降低资金成本以实现规模的快速扩张，还可能规避资本金监管。因此，2017年12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禁止通过互联网平台或地方各类交易场所销售、转让及变相转让本公司的信贷资产，以信贷资产转让、资产证券化等名义融入的资金应与表内融资合并计算。

　　ABS受限，随着消费金融需求快速扩张，资本金受到约束，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始利用在获客和风控上的优势，加强与传统商业银行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合作，由银行提供资金而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提供客户和风控的联合贷款和助贷模式开始盛行。

　　由于互联网平台在获客和风控等核心环节上具备明显优势，因此一般可以分享到比出资比例更高的利润。2020年7月，银保监会正式公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在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时，应当按照自主风控的原则审慎开展业务，避免成为单纯的资金提供方。

　　针对消费贷，持牌化、正规化或是大势所趋。2020年以来，监管部门发放了包括重庆蚂蚁消费金融在内的5张消费金融牌照，重庆银保监局也原则上批准了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申请，A股或迎来消费金融第一股。

　　同样属于消费金融范畴的信贷产品，消费贷和现金贷，一个由银保监会系统监管，一个由地方金融办监管，具体采取的监管尺度、惩罚力度乃至执法成本都存在较大差异。“对于消费金融类信贷服务，我们建议采取统一的监管体系。”王红领表示，随着对消费贷的监管加强，会促使小贷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的监管朝着统一化方向发展。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每年会发布《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报告，从目前的数据来看，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整体消费信贷出现较大萎缩。“在统一的监管体系之下，监管方的责任是想方设法堵住漏洞，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对于消费贷提供方，主要是利用更合理科学的手段去甄别客户”。

　　“普”“惠”难全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以LPR的4倍为标准来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来“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按照12月21日公布的最新LPR，一年期LPR为3.85%，也就是说，年利率超过15.4%就被视作高利贷。

　　“15.4%的年利率标准过低。”王红领曾作过测算，在消费信贷领域，由于大量坏账带来的风险，即使将坏账率控制在4%以下，如果年利率达不到24%以上，将很难获利。

　　消费金融的价格受获客成本、资金成本、风险成本影响较大，其中风险成本占据较大比例。从降低普惠金融成本的更长远效果看，招联金融相关人士认为，贷款利率可调整为“LPR+”的科学定价方式，即通过“LPR利率+风险损失率成本+整体运营成本+可持续经营的微利空间”的模式综合确定。

　　“普和惠其实是一对矛盾，如果想覆盖更广大的群体，就必须提高利率，否则，在较低的利率之下，金融机构只能提高门槛，选择优质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在王红领看来，线上消费信贷无抵押、低门槛的模式，对借款人真实的还款能力估计不足，容易增加不良率和坏账风险，所以，在线上消费信贷中，最具有技术含量的就是甄别适合的客户，成本相对较高。

　　目前的技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此外，随着个人征信系统的完善，也大大减少了获客甄别的风险。前述不具姓名持牌金融机构人士表示，目前，持牌消金公司和银行已经被纳入央行征信系统，在贷款审查时，除了个人征信，还会对客户授权的数据信息进行审查，综合评估后才能授信。

　　现金贷更是加强了贷前审核。“一般是基于大数据做一个风控模型，然后不断加入各个维度的数据，不断校验这个模型的准确性。”前述现金贷从业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贷款审核上，各家都有各家的数据特色和属性，在贷款之前评估是否多头借贷，以及用户的偿还能力如何，但是到最后，大家的数据基本是一致的。“挣的就是这个钱，不然坏账率就把公司拖死了。”

　　降低风险的同时，也提高了门槛，让天生自带普惠金融基因的消费贷变得有些尴尬。在刘晓春看来，普惠金融是指对一些相对弱势的群体提供可负担的适当的金融服务。所谓的“可负担”，一方面贷款成本应该是享受服务的群体能够承担的；另一方面，作为供应方，金融机构也应该能够承担，不然就无法持续。

　　而“适当”是对需求方而言，“对于弱势群体，普惠金融的意义并非只是能贷到款。”刘晓春进一步解释，比如一个人没有收入或者低收入，对于这类群体，救济、补贴和保险可能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如果给他们发放贷款，非但无法帮助他们解困，可能还会加重家庭负担。

　　“金融服务有别于扶贫和慈善，并非客群越下沉越好，否则很有可能出现‘双输’现象。”招联金融相关人士认为，消费金融空间有限，不应过度增长，应警惕“不该贷”“过度贷”等客户下沉过程中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