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接连表态，传递民生利好
全国两会期间，围绕民众增收话题，多位部委负责人纷纷表态，传递出积极信号。
在首场部长通道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称，2021年将推进国内消费。主要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升国内消费的能力和水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亦强调，要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要基本同步，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创新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多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胡祖才对此解读称，紧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主要矛盾，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为主攻方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具体而言，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要“切好蛋糕”。要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各方面的民生福祉工作，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民众倾斜。
减税与增收密切相关，要不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也不会连续多年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财政部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2020年新增减税降费的规模超过2.6万亿元。财政部部长刘昆在部长通道上表示，今年，深化增值税改革、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制度性的减税降费政策继续实施，政策叠加效应持续释放，群众和企业的减负会越来越明显。
就低收入群体来说，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已明确定调，农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实行分层分类帮扶。
同时，刘昆部长也说，将落实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支持防止致贫返贫监测预警，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力度，支持脱贫地区产业发展，稳定脱贫人口就业，帮助持续增收。
如何增收？多位代表委员“支招儿”
全国两会期间，“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成为多位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他们就如何实现增收积极建言献策，亮点颇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必须缩小低收入群体规模，低收入群体的形成有先天的制度因素。例如，现有的近3亿农民工，难以享受同城待遇。要像脱贫攻坚一样，打一场以同城待遇平等化为核心的社会改革攻坚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农民收入是根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的，增加人均收入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通过城镇化减少分母，农村人口减少了，剩下的农村人口发展机会就多了，有利于土地规模化企业化发展。二是从分子角度来看，通过改革创新激发农民内生的收入来源，促进本地产业的发展。过去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加主要是靠农民到外地打工，但地方没有相应的产业支撑，长远下去可能会带来乡村的产业衰败。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则建议，在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脱贫地区农村低收入人群帮扶机制。比如，探索教育发展、医疗卫生、文化振兴、科技转化等专业化、针对性帮扶机制。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说，所谓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三口之家年收入处在10万到50万人民币的人群。目前我国这一群体的规模大约为4亿人左右。中国应争取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中等收入群体将增长到8亿-9亿人，占总人口60%以上。刘世锦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重点要放到2.8亿进城农民工身上，这部分人是现阶段最有可能由较低收入水平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建议，可以从加大创新投入，扩大内需政策，改善营商环境和促进消费升级，提升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层面着手。
扩大就业，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实现稳步增收，扩大就业是重中之重。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中新经纬记者表示，“只有就业，居民才会有收入。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分配的比重，也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此外，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同时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也可以实现增收。”
温彬认为，应增加居民的财政性收入。因为过去房产在居民财富中占比较高，下一阶段，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居民的财富结构也会进一步优化，金融资产在居民财富中的占比进一步提高。“要引导居民储蓄通过中介机构配置到资本市场，这一方面有助于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个人财产性收入增加以及财富结构的优化。”他说。
不得不提的是，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增加居民收入是十分迫切的。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我国人均年收入已达3万元，但是仍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1000元出头，加上近年来人群总量约4亿的低于中产阶层收入水平的“夹心层”，这合计10亿人的消费能力仍然相对有限。
在贾康看来，如何提升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即提高低收入劳动者收入，缓解消费分化，需要加以重视和解决。一方面，正面鼓励就业、提供更好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优化、强化政府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其扶助对象通常为各类弱势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