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开始，一场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
扫黑除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对黑恶势力重拳出击，但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黑恶毒瘤往往不同程度地死灰复燃。新时期的黑恶势力及“保护伞”变得更为隐蔽：
比如，侵占农村资源、侵害农民利益；侵入基层操纵自治组织、渗透基层政权；或是利用套路贷、裸贷等新手段，在新行业、新领域悄然扩张等等。
如果任由黑恶势力蔓延，势必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动摇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把扫黑除恶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是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鲜明特征和主攻方向。
“苍蝇乱飞也要拍”，本文谈的便是四川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扫除“村霸”的案例。
“村霸”堵路、民警受袭
“前往砥坝街道的公路上有人放了石头和长方木堵路，具体原因不清楚，已经堵起几十辆车了。”
2018年2月14日上午，当大多数人沉浸在新年将至的喜悦中时，四川诺水河派出所的四位民警正奔赴事发现场，当时的他们并不知晓今年的除夕将在医院中度过。
报警人是返家途中、路过砥坝街道却遭村民堵路的一名驾驶员。民警到达目的地时，该路段已经拥堵了20多辆车，路面被完全堵死。因为第二天就是春节，归家心切的车主们心急如焚、情绪激动。
民警回忆：“我到中心现场，看到路面被2块大石头和长木方挡住，几个壮汉坐在木方上，旁边围了一些人。我们询问堵路原因，付某说是自家土地被占用后没有得到政府的补偿，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村组干部急冲冲地赶来，与民警一起劝阻付某、希望协商解决。多次劝说无效后，民警告知付某非法阻拦道路系违法行为，责令其迅速清除道路障碍物、恢复交通。
“付某叫嚣着问题不解决，道路别想通。还纠集了一大群人，上来抢夺、摔坏了我们的执法记录仪，十分猖狂。为了避免事态失控、殃及围观群众，民警依法口头传唤付某等人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听到要强制传唤，付某团伙忽然袭警，造成4名警员不同程度的受伤。”派出所教导员说。
“我正在家里劈柴，听到那边声音闹得凶就过去查看。正好看到付家三个大汉一窝蜂冲上去，把一个警察从路上推到油菜田里去了。他们三爷子又（跳下去）拿起大木棍，劈头盖脸地朝警察头上打！”在现场的村民回忆，付家人多势众，轮番对四名警察发起攻击。
一位民警因失血过多出现晕厥，现场的村干部见状，多次试图将民警抢救出村送往镇医院救治，却遭到了付某团伙的蛮横阻拦。
受伤民警 受访者供图
趁村干部们与付某僵持之时，另一位受伤民警悄悄掏出电话向县公安局汇报，请求紧急支援。县公安局接报后，立即调集刑侦大队、巡特警大队等50余名精干警力，火速驰援60公里外的案发现场。
增援警力抵达时，嫌疑人如惊弓之鸟四散奔逃，民警现场抓获参与堵路和殴打民警的9名犯罪嫌疑人。另有几名嫌疑人早已提前离开现场，驾车逃逸。专案组穷追不舍，最终在一条僻静乡道上逼停逃窜车辆，并将车上的几名嫌疑人成功抓获。至此，涉案嫌疑人悉数落网。
抓获犯罪嫌疑人 受访者供图
“村霸”背后的宗族势力及农村扫黑难点
嫌疑人团伙如此嚣张，绝非一时脑热，也非一朝一夕养成。专案组分析，目无法纪、横行当地的“村霸”，背后很可能是盘踞多年的宗族式涉恶团伙，其手上必定还沾染着诸多受害村民的血与泪。
付某到案后，通江县公安局立即对嫌疑人进行审讯。审讯中，民警了解到付某是土主庙村村民，土主庙村坐落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辖区的崇山峻岭中，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是典型的村民委员会管理的基层自治村落。
那么，付某提出“政府拖欠的土地补偿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2003年村里新修道路时，按照道路规划会占用付某家一亩田地，村委和付家协商，用其他地方的土地进行替换。
“当时还给他家的土地，肥度他不满意，要求换别人家好的田地。但你说好的地哪个村民愿意退啊？村上就说先和他家商量着。”村支部书记回忆。
但是随着国家政策调整，不久土地退补政策便取消了，经协商，土主庙村便用退耕还林补助和低保补助的方式，把付家的土地款补齐。因此，2009年到2017年，付某通过享受低保、退耕还林政策的方式，得到土地补偿款6万元，所得的金额已远超当地补偿标准。
精准扶贫到村入户后，根据政策法规，取消了付某的低保补助。付家对此大为光火，多次阻断村组交通，并要求乡政府给予10万元补偿。工作人员多次出面协商此事，因无法满足付某的要求，均协商无果。
在付某一伙被警方控制之后，为了收集犯罪证据，将“村霸”一家连根拔起，民警做了大量宣传动员工作。在多次确认付某团伙会受到法律严惩后，村民们开始抽丝剥茧、细数付某团伙的斑斑恶迹。
“我一家人原来住在河边，交通很不方便，居住环境又差。我们一直存钱想换个地方新建房子。后来买了公路边老粮站那块地，但土地买了5年了，现在新房子都没个影……”
阿礼（化名）也是土主庙村村民，因2003年全国农业税的取消，村里老粮站及其院坝也渐渐空置。2013年，听说老粮站及院坝在拍卖，为达成全家老小住新房的梦想，阿礼一咬牙拿出积蓄，买下了老粮站及其院坝，并取得了相关手续。
但由于粮站已闲置多年、无人管理，粮站和院坝早已被付某一家占为己用。得知阿礼买下了粮站，付某公然阻止阿礼入场建房，并扬言如果阿礼敢动老粮站一下，就把阿礼家地基都给扬了。就这样，直到2018年，阿礼家的新房依旧没有动工。
说到这儿，阿礼举起拳头晃了两下，无奈地说：“他就是拳头大，我惹不起他。”
对于为什么不维权举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以前也有干部到路上开大会讲扫恶除霸，希望我们举报村霸、河霸这些。当时例举了十种村霸类型，我看这个付某就占了八种。但上面的人来村里调查走访，问到我，我不敢说，他家人那么多、到处都是眼线，我要是说了，调查组的人前脚走了，后脚我就要被打。”
另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叹息道：“我们村生产队的堰塘被他牵了根管子来养鱼，结果他家就不准其他人打这个鱼塘的水了。我们村支书整理材料想去告他，还没搞出个名堂，村支书家儿子就被人突袭，菜刀劈在脸上啊！现在脸都破着相的……”
老者摇摇头，指了指自己右肩膀说：“付某还在（打算去告他的）何某柱肩膀上砍了一刀，留下一寸多长的口子。你说去报警嘛，最多把砍人那个抓了，付家盘根错节的一大伙人都还在村里，我们全家老小也还在村里，害怕被报复得更恐怖啊。你说上面来暗访调查嘛，村里好多付家的人或害怕付家的人，嘴巴多力量大，黑的给你说成白的。哪个又能揪出他？”
农村地区和行业领域，是黑恶势力滋生泛滥的重灾区。付某一类的“村霸”为何长期盘踞乡村而难以根除？
一方面，基层群众法律意识淡薄、未能及时保存证据，或物证技术不发达导致证据难以保存；且村霸家族大多势力庞大，受害者有所顾忌不愿或不敢指认。而在依法制裁村霸时，却往往需要大量的口供和证据。
另一方面，我国基层法治力量、尤其是警力布局严重不足，没有足够的力量长期嵌入农村。与国际平均数字万分之三十相比，我国人均警力配比相当低。
根据中国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提供的数据，中国警力配置比例为万分之十一，农村地区则更为稀缺。例如四川沐川县武胜派出所，2008年左右时，所长胡克勤下面只有一个兵，“我这个所长，要办案时还得到处‘借人’”，两位民警守着138平方公里的辖区，保护着12389人的平安，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有时候上门查案还得徒步十多公里，实在过于艰难。
而此次事件中的诺水河派出所，与两省三县接壤，辖区面积660.5平方公里，59个行政村，318个社，4个街道居委会，常住人口6万多人，派出所却只有7位警员。执法力量的严重不足、农村法律意识的淡薄，使得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
诺水河派出所民警协调村民矛盾 受访者供图
深挖“保护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付某一家是典型的地痞流氓型恶霸，虽可恶但铲除难度不大，黑恶势力打入或腐蚀基层党组织、建立保护伞的“权力欺压”则更为可怕。此次扫黑除恶，中央多次强调要深挖、清除黑恶势力“保护伞”。
以四川巴中为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仅巴中地区就抓捕了国家A级逃犯1名，破获刑事案件61起，移送起诉涉黑人员135人，打击恶势力犯罪集团22个、恶势力犯罪团伙30个，成绩斐然。诸如付某等“村霸”团伙，均被依法判决、服刑改造。
同时，在严打“保护伞”的过程中，巴中纪委监委机关调查审理“保护伞”84件（含县处级5件），查处问题75件，已处理99人。
尽管农村中没有“大老虎”，但诸如新晃操场埋尸案般的“苍蝇”群聚，也猖狂到扭曲司法正义、为祸一方。基层“保护伞”中，一些贪图利益的基层干部被“村霸”收买成为“保护伞”一角；一些“村霸”本身就是基层干部，是当地的村支书或者村主任。
而一些“村霸”则与基层干部产生“工作默契”，例如官员利用宗族势力维持基层“稳定”、或需要宗族势力“帮忙”啃下征地拆迁工作等硬骨头，久而久之，当权者与“村霸”之间形成某种“共谋关系”，当权者遂对“村霸”一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求不在任期内“暴雷”。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治本之策。肃清基层党组织中的不法分子，同时补充优秀成员，将扫黑除恶的“打”与构建新基层班子的“建”同步推进，保证党对基层的绝对领导，不给黑恶势力留下运作空间。
2018年，四川岳池顾县镇利用当地适宜种植中药材的优势，着手创建农业园区，同年恰逢中央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启，号令即出、洞若风发。
顾县镇抓住契机，对村两委干部开展“联审”，实施“双调”，在村级建制调整改革期间，大力发动群众，果断将21名私下有黄赌毒行为、群众基础差、工作能力弱的基层干部“扫地出门”；并将能力强、素质高、口碑好的29名优秀返乡村民、15名大学毕业生、13名退役军人调进村两委班子。
同时，岳池公安以“枫桥经验”为指引推动警务改革：例如，充实派出所办案力量，按照1：1的比例配齐派出所辅警；分批采购补足装备，各派出所电脑、执法记录仪、单警装备配备率达到100%，一线民警移动警务配备率达到85%，基本满足工作所需。
顾县镇中药材园区的产业工人劳作 受访者供图
扫黑除恶，号角长鸣
2021年3月29日，全国扫黑除恶总结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三年来，全国共依法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黑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数量超过前十年的总和。其中，打掉农村涉黑组织1289个，涉恶犯罪集团及团伙14027个，大力肃清基层之害。推进力度之大，触及链条之深，涉及范围之广，社会反响之好，前所未有。
为激发出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全国扫黑办开通12337智能化举报平台，群众可以使用电脑、手机在短短几分钟内一键提交线索情报，如线索属实并被采用，最高可获奖金50万（2018年10月绍兴公安悬赏数据）。
3年以来，举报平台共收到群众提供线索36万条，群众成为了遍布全国的、发现黑恶犯罪蛛丝马迹的“千里眼”。
疥癣之疾，易成膏肓之患，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已被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此次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行动结束后，中央每4年开展一次扫黑除恶督导督查，保留全国扫黑办特派督导专员队伍，机动开展特派督导，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将力图惩黑除恶的攻坚战变为长治久安的持久战。
扫黑除恶，是一场国家行动，更是一个民心工程，最终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激浊扬清、明镜高悬，是为公平正义、国泰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