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18时,中央气象台将持续多日发布的气象干旱橙色预警降为黄色。截至9月4日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气象干旱黄色预警。8月30日18时,中央气象台解除高温黄色预警,南方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基本结束。与此同时,“渴了”太久的长江流域终于迎来降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段时间,川渝等地要警惕因旱涝急转而产生的次生灾害风险,加强防范。
今年夏天,国内经历了极端高温天气和长江全流域大旱。未来,“北涝南旱”是否将成为国内的新常态?随着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今后对气象灾害的预报与预警是否更具挑战?围绕相关问题,近日,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室主任王国复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王国复。图/受访者提供
未来中国干旱事件频次、强度或增加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今年严重的长江全流域大旱,今年8月,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气象干旱预警,这也是自2013年后,中央气象台再次发布气象干旱预警。这次发布干旱预警的背景和主要决策考量是怎样的?在你看来,预警是否及时?
王国复:干旱是一个缓慢发展、逐渐演变的过程,必须具有持续性。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局部降水,但中央气象台要监测的是大范围干旱的整体演进形势,不仅和高温少雨有关,也和下垫面具体情况有关。因此和高温相比,干旱背后的影响因子更多,更复杂,发布干旱风险预警的难度也更大。2019年时,长江中下游干旱也很严重,但当时气象部门就没有发布全国性预警。对照干旱预警标准,今年入汛以来,我们一直在密切监测干旱的发展。坦率说,有近半个多月每天都在酝酿和权衡,是否要发预警、何时发。目前来看,这次干旱预警发布还是比较及时的。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大范围干旱形成背后,有气候变暖的全球大背景,而大气环流异常是造成长江中下游及川渝地区干旱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气象灾害表现出哪些特点?
王国复:全球气候变暖提高了极端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气象灾害呈现出长期性、突发性、巨灾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季风气候和大陆大洋的地理条件又决定了我国是气象灾害严重的国家。所有自然灾害中,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比70%以上。去年发生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更是让人们加深了这一印象,其直接经济损失1200.6亿元,受灾人口覆盖150个县(市、区),共有1478.6万人受灾;因灾死亡失踪达398人。
中国新闻周刊:研究表明,未来中国南方的极端干旱事件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加。极端气象灾害的频发,是否意味着我国对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预测和预警更加困难?
王国复:未来中国干旱事件的频次、强度和持续时间可能会增加,这是一个总趋势。但也存在区域差异,一些传统的干旱区,如西北地区逐渐暖湿化,而非传统的干旱区则开始变得更加干旱,这些都是新的区域气候变化特征,也是气象灾害风险分布特征。除干旱以外,还需要警惕其他极端气象灾害事件,比如高温和暴雨。以暴雨为例,近几年,像郑州“7·20”这类短期极端强降水越来越多。这类极端强降水一方面造成了重大灾害,另一方面由于时间太短、强度过大,也无法进入地下水循环,水资源利用效率低,因此水资源循环利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将受到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给气象灾害风险的监测、识别、预警和防御,主要带来两个挑战:一是气象灾害事件的发生具有更大不确定性,这需要我们在不同尺度、不同精度上加强灾害风险的监测识别和影响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及时、准确的预警;二是增加了防灾减灾的难度。因此,现在需要建立新的模式、使用新的方法,来面对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带来的新的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挑战。
8月25日,重庆嘉陵江露出干涸的河床。图/人民视觉
灾害风险管理要统筹专业判断,
以待决策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有什么样的新模式和新方法来应对未来的气象灾害?
王国复:像今年的高温,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评估显示,从6月13日开始的区域性高温事件,其综合强度已达到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强。这里的“综合强度”是一个很新的提法,以前没有这种表述,这意味着综合考虑事件的影响范围、持续时间和平均强度,是一个多维度概念。这其实暗含了气象灾害风险管理的内涵。
所谓新模式,其内核就在于“三个转变”。2016年12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意见》,提到要努力实现从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的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对气象部门而言,“三个转变”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从单纯的气象要素预报、预警,向灾害风险管理转变。
“风险”主要强调的是灾害损失及其不确定性。传统上,我们的工作就是评估气温、降水等不同的气象要素变化并研判未来趋势。但现在,灾害风险面向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承灾体,即遭受灾害影响的主体,主要指人类自身或其生存的环境和拥有的资源。
灾害风险的科学内涵是自然灾害事件对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自然因素,另一个是它影响的对象。雨落下来,不能构成气象灾害风险,更关键的是看雨落在谁头上?同样是暴雨,落在沙漠和海上,和在超大城市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截然不同。
现在,中央气象台更关注的是“基于影响的预报”,在关注对象上发生了重大转变。新的方法聚焦于“灾害天气产生了什么影响”?即承灾体和灾害事件、灾害过程,其中灾害事件包括事件强度、持续时间和影响面积,这些都是动态变化的,要结合不同的承灾体信息具体分析。
从2020年起,在国务院普查办的统一领导下,中国气象局在国家-省-市-县四个层级分别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在普查工作基础上,国家气候中心建立了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细化的综合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模型,模型建立的关键在于不同致灾因子权重的选择。一种灾害可能有上百种致灾因子,且不同地区减灾救灾需求不同,有些地方可能更关心大风,有些地方对温度格外敏感。致灾因子权重选择必须具体到县域一级,这就是为何风险普查也必须落实到县域尺度。
中国新闻周刊:综合气象灾害风险普查以及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什么?
王国复:这里的“综合”,强调的是管理、理念和技术上的“综合”。在管理层面,开展风险普查时,不能仅靠气象部门,还需要协调多部门共享数据。当下在数据精度、多源数据的共享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不过,这是一项长期的、开放性的工作,后期在业务实践中也会对实时数据进行搜集入库,待若干年后再利用丰富的样本来进行统计分析。
灾害风险管理是一个交叉学科,不仅涉及大气科学,需要了解灾害的形成机理、分布、演变规律和未来的趋势,还涉及灾害带来的影响、损失,及灾害的放大效应,国家各级的治理方案等,要有灾害链的概念。对于一个灾害事件,链条上不同力量要进行综合研判,才能为国家决策提供更加可靠的服务。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来讲,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如何与后续的应急响应更好结合起来?
王国复:灾害风险预警更强调影响。基于承灾体信息的不断完善,后续可能会发布针对具体承灾体的预警。比如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风险,会提示出未来一段时间风险高的地区,这些地区身体承受能力较弱的老人或病人需要注意做好防暑以及应急就医准备;干旱对农作物的影响,预判出对作物生长有显著影响的地区,该地区根据预警提前做好相应的抗旱物资准备等。
这个过程中的主要挑战在于预判的准确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气象预报预测结果,这取决于当前天气和气候模式的预报能力。
另一方面是风险评估模型本身,在模型指标方面还存在一些技术难题,有时在进行风险识别、预估时,会出现“空报”、评估出来的高风险区域过小、低风险区域过大等情况。此外,风险预估精度也不够。2022年6月30日在广东登陆的“暹芭”台风,我们利用模型成功地进行了灾害风险评估,但事后验证发现,由于模型精度不够,一些有受灾损失的区域没有识别出来。下一步,会继续提高模型的识别率和准确性。
更关键的是做好中长期的风险评估,这不仅仅是画一张风险等级图,还要对风险进行“解释”,比如对影响面积、覆盖人口、经济损失等估算,这样就可以提前进行更精准补偿机制的设计。举个例子,贵州湄潭县绘制出了春茶低温危险性分布图,分为四个风险等级,不同风险区对应着不同气温指标。针对不同气温指标提前设定了不同保险赔偿金额,科学厘定政策保险费率。同样地,其他地区可以针对不同农作物开展风险评估,为参与政策保险的相关政府部门、保险公司、农户等提供支持。这才是把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真正用起来”。
对旱涝急转要“打好提前量”
中国新闻周刊:近期,国家气候中心是否对长江中下游和川渝干旱未来30天的风险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是什么?
王国复:对干旱风险的评估结果显示:未来30天,受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川渝地区干旱将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由于降水不均匀,许多地方将发生夏秋连旱。需进一步密切关注夏秋连旱对人们生活、工农业生产、森林火险、水资源及电力保供等方面的影响,尤其要加强水资源的调配和利用,做好抗旱应对措施。同时,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类型多,灾害种类多,不少地区往往会出现“旱涝并重”的特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华西秋雨强度可能较常年同期偏强,需关注暴雨灾害风险对国内华西中北部地区的不利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近期,很多专家认为今年出现了“南旱北涝”现象,未来,这是否会成为国内的新常态?我们应如何应对?
王国复:所谓“南旱北涝”,其实指的是一种非传统的气象特征,但具体到不同年份、季节和区域上,它又是不太准确的。例如,今年以来我国存在南北两条雨带,中部的江淮流域、河南、河北南部等地则高温干旱严重。而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19场区域性暴雨,其中18场在南方。我们在谈论极端灾害趋强趋重,频次高的同时,更要关注区域差异性。另外,今年高温也出现了与往年不同的特征,不仅整体上强度很强、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而且多地夜晚温度也达到33℃及以上,这是相对少见的。
因此,针对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新的非传统气象特征和不断加剧的灾害风险,各地有关部门要切实建立新的防灾减灾思维,真正具备气象灾害风险的识别意识,不断更新、发展风险评估模型,去适应新变化。比如旱涝急转风险识别就有一定难度,因为发展太快。这种形势下,各地政府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做好预案并及时动态调整,快速应急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