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寻求稳定，他们选择离开互联网大厂，到国企工作。曾经在大厂，人人都有花名，或者英文名。可能跟一个同事共事了很久，都不太记得他的真名叫什么。但在国企，他们变成了X工、X经理。
另一种生活
在国企上班后，韦力发现自己的生活被分成界限分明的两半。
他从未设想过有一种程序员的工作会是这样的——每天只需要工作七个半小时，用一整年的时间慢慢推进一个项目。“早上八点半到公司开始上班，下午五点就下班了。”生活突然多出来一整个晚上，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韦力不太像我们印象中的那种“格子衫”程序员，他看起来头发浓密，身着宽松的白T恤和千鸟格纹阔腿裤，再配上一顶小毡帽，更像是一个展览馆里的艺术青年。来到现在这家国企单位以前，他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到了高级程序员的位置，然后突然决定停下来。他辞掉工作，开启了一小段不需要被代码捆绑的人生：自驾川藏线318公路，一路从成都开到拉萨，去稻城亚丁看牛奶海和五色海，还偷偷尝了一小口牛奶海的水。趁着有大块的空闲时间，他还做了“蓄谋已久”的近视恢复手术。然后，他才决定开始找新的工作。
还是面试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份工作似乎不太一样了。以前，韦力面试互联网大厂，面试官会问得很深、很细，考察你的技术程度如何、项目做的怎么样。现在，面试新单位时，除了技术以外，韦力更多被问到的是家庭、性格和综合能力等，像是那种：如果有五杯水却来了六个领导，你该怎么办？“以前的面试，面到技术总监就可以了，这边需要一直到公司的最高层管理，甚至到董事级别才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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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让韦力感到不同的时刻是，在大厂，人人都有花名，或者英文名。可能跟一个同事共事了很久，都不太记得他的真名叫什么。个体的身份好像在这里隐形了。你是谁并不重要，人们缩小成一个个看不见的原子，按照既定的SOP做事，共同维护这个庞大系统的运转。但在国企，同事们都叫他韦工、韦经理。
“说实话，国企的技术底子其实挺烂的，但你可以很好的去复用互联网的那套模式。”韦力把在互联网工作的技术和思维用到新的工作中，设计方案、搭建框架、研发架构。在大厂积累的经验让他如鱼得水，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颗只会敲代码的螺丝钉。这让他觉得自己被看见、被重视，有一种久违的“人情味”。
除了技术员的身份，韦力还要身兼项目经理、产品，甚至采购。虽然要操心的事情多了，但他感觉这是一件好事，自己的软实力提升了。“以前的程序员工作太单一了，年纪大了危机感就会很明显。”
他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自己组内的同事们，可能80%都是互联网来的，“还有一些是外企来的。”
韦力曾在三个排得上名次的一线互联网大厂工作过，薪水呈稳定上涨趋势。公司的名称响亮，办公大楼顶部的logo醒目，站在高处，甚至可以俯瞰整个城市。那是互联网的黄金年代。但是变化发生在最近几年。互联网行业开始逐渐收缩，很少再听说有哪些创业公司凭空出现，半路夭折的项目也数不胜数。那些站在头部的公司也不得不“降本提效”，这被写入HR们的OKR中。具体到每一个员工身上，感受更加明显。福利减少、内卷加重、裁员失业。每一项，对于打工人来说都是不稳定的因素。
对一个程序员来说，一种曾经可以借鉴的上升路径——在几家互联网大厂之间来回横跳，这样你的工资至少每次可以上涨百分之三十左右。如果你足够优秀，用不了几年就能年薪百万。但就在跳槽了两三次以后，韦力决定踩踩刹车，停下来。这一次，工资不再成为韦力选择岗位的第一要素，他放弃了一个年薪总包80万的offer，选择了薪资和之前差不多的国企。
这几年，韦力逐渐感受到互联网行业正变得不景气，不论是找工作还是投资，他更偏向于保守一些、风险更小的选择。“我既然做出了现在这个选择，就不去考虑涨薪和晋升之类的问题了。”稳妥，变成了第一参考要素。
他将这份工作形容为自己生活的“兜底”，毕竟比起从前在互联网，那种动不动就裁员的卷在风浪里的生活，现在简直要好太多了。“我的抗风险能力更高了。”他甚至有时间在某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希望能够给别人提供一些帮助和借鉴，同时给自己一些成就感。
卷在一个不确定的梦中
种种迹象表明，互联网大厂或许已经不再是年轻人找工作的第一顺位。国企正变得更有吸引力。
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拿到互联网大厂的offer，都是求职者们互相追逐的目标。高薪、创造力、改变世界，所有这些形容词，构成了几年前人们对互联网行业的想象图景。那时候，新的机会无孔不入，在中关村的咖啡厅里，随便就能看到神采奕奕的创业者，兴奋地讨论着一个新项目。事情的确如此发展，代码编织成一双大手，不断推着时代向前发展。我们的生活被重塑成新的模样，层出不穷的励志创业故事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
身处高速增长期的大厂打工人，曾经都感受过这样的照拂。充满科技感的办公环境，五花八门的福利，比商场还要丰盛的免费食堂，像大学社团一样丰富的活动，年轻和活力的气息充斥在身边。每半年一次的晋升窗口，超过20%的薪资涨幅，动辄数月的年终奖，还有那些靠股票和期权就实现了财富自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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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这些看起来似乎的确是比传闻中的国企“喝茶、看报、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有趣得多。但如今，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稳定代替了冒险，成为这两年年轻人们热衷讨论的词语。人们开始想要在生活中抓住一点确定性。
从大厂毕业，到国企工作的张梵，形容自己以前的工作，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内卷，而不是单纯的工作努力”。她在大厂的工作是数据分析。那段时间，因为业务线不断调整和优化，身边的同事们人心惶惶，争相做一些形式主义的工作，以此来表演一种努力。
换了新的部门领导之后，每次到了大事业部开会，要向上汇报的时候，她们整个部门就会被拉到一间会议室，从早上写到晚上十点，一起帮领导写一份汇报材料。“结果汇报那天，我们被人家有真正工作内容的部门直接碾压，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好笑。”
张梵说，新的领导很会PUA，她刚转到新的部门，还未来得及适应工作，于是向领导请教经验，但得到了这样的回复，“一般这个行业，大学学的是广告学、营销学，星座是火象星座的人才更容易成功，而你两者都不属于。”
她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想说，自己是典型的火象星座狮子座，张了张嘴还是咽下去了。张梵有点难过，自己在大厂工作几年，不敢说拔尖，但绩效考核还可以，调过职级、加过薪资，结果被一个认识不到一个月的人全部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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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张梵天天想喝酒。她并不是因为工作业绩压力大，而是要说服自己，去做无数没有意义的项目。再后来，公司业务线又面临调整，张梵只有调岗去外地，或是领赔偿金走人，她选择了后者。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后，张梵接下了一份新offer，转身进入一家国企。
对于韦力来说，那些“无意义的卷”也是无法忍受的。
韦力形容自己是一个“自驱力”很强的人，他在社交平台上的账户名称叫做“韦力无敌”。对他来说，除了薪资以外，工作带来的价值感是更重要的。在韦力以前工作的公司，产品线内部有一种“赛跑”机制。“一旦产品没有做出来，整个团队的成就感就减淡了。”
大厂里面的业务繁多，分工精细，每一个产品的每一个按钮可能都要由几个人共同负责，韦力觉得自己像是一艘巨船上齿轮组中的一环，用来保证巨船的正常航行，而这些齿轮可以随时被更换掉。
“因为时效性的关系，之前在大厂的一个项目或需求，一个月，最多两个月就要迭代上线，在池子里与其他产品竞争。”有的互联网公司研发一个新的产品功能或赶项目时，业务组会经历一场“封闭式开发”——把研发团队集中在一个物理空间内，会议室、酒店、度假屋等都可以成为工作场所，“就是把一群程序员关起来写代码。”夸张一点的，整个团队的吃饭、住宿和工作都在一起，避免把时间浪费在通勤、预定会议室等杂事上，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快的交付项目。
以前，节假日是韦力最忙的时候。往年的春节，他基本上要加班到凌晨一点才能下班，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春节是用户休息娱乐的时间，但我们不行，我们要时刻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转。”
当时的他义无反顾，“公司付给你工资了，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难道不为它一起做贡献吗？”
但韦力清晰地感觉到，在互联网行业，35岁危机就明晃晃地挂在眼前。“其实写代码这个东西壁垒并不是特别高，而且现在年轻人会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如果你到三十多岁还没有上升到领导层的话，很容易被比下去。”
在互联网大厂，裁员潮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整个业务组被“优化”，也是常有的事情。韦力能够理解这种现象，“公司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肯定会挑性价比更高的人来做事。”换句话来说，互联网的生命力，是需要不断更迭的新鲜的身体和头脑来维持的。
后来，他发现自己好像总是在不停地内耗，生活停滞不前，下班后只想躺在沙发上放空，像一条被风干的鱼。曾经，他也想要在互联网行业大干一场，赚更多的钱，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但这两年，他的想法改变了。加班、内耗、不确定性，让韦力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稳定的代价
不够灵活、岗位固定，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国企工作的劣势，在现在的就业环境中，统统转化为一个重要的优势——稳定，而这个因素，甚至大过了之前所说的一切。多份招聘网站发布的就业报告都显示，2022届毕业生最想去的公司排名最靠前的就是国企。国企背靠国家，这意味着抗风险能力更高，更适合成为一个稳固的避风港。于是，就像是一只寄居蟹，当原本的壳无法抵御随时可能降临的风暴时，一些大厂人开始出走，寻找新的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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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稳定也不是没有代价。让张梵最难以忍受的一点是，国企低薪带来的经济压力让她“消费降级非常厉害。”在此之前，她在互联网大厂工作，薪资是现在的两倍。张梵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接下新offer的前一天，我嚎啕大哭，从彩色的世界到了一个黑白的世界。”她害怕这一次选择失误。
还没有找到这份工作之前，张梵的购物车里加了好几件衣服，“我向衣服们承诺，一找到工作马上拿下她们，结果我负了她们。”
她喜欢玩游戏，在以前，买一个switch的卡带，自己随随便便就下手了。“完全OK，小钱而已。”但现在，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了。
张梵打算和男朋友一起在新买的房子里打造一间小小的电竞房。在设计师给的装修效果图纸上，房间壁纸是灰色，两台外星人电脑和电竞椅摆在正中间，右手边是两排带有格子的储物柜，蓝色的气氛灯围绕在桌子周围。
但事实是，配置好两台电脑后，电竞房所有的软装都停滞了，最需要的气氛奇光板也没能下手，看起来有些冷清。她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有人评论“看起来像个黑网吧。”
后来每次进房间，张梵都带着一点惋惜。她决定一点点填满这个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小空间：挂上一些有设计感的装饰画，挡住空调口，自制了一个用六神花露水做的香薰，“防蚊又好闻”，还放上了一个小推车充当移动桌子。对待薪资也是一样，她不再感到焦虑，虽然不能恢复到之前的薪资水平，但是至少“稳定”这一点好处是跑不掉了，她不会再有随时被“优化”的危险。
和张梵一样，新入职一家国企，魏琪琪到手的工资比之前少了近一半。但她已经觉得不错。她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一家互联网大厂的行政人员，岗位是外包，在她所生活的城市，算是中等收入水平。起初，拿到实习offer的时候，她感到不可思议，“感觉就像是一个馅饼砸到我头上了。”但最终还是离开了，她不喜欢那种竞争的氛围。领导脾气火爆，她无法忍受。
至于这份国企的新工作，公司早上八点钟上班，她7点45分到，是全办公室来的最早的。“同事们都是掐点才到，来的一个比一个晚。”即使如此，领导也不会说什么，因为“领导比我们来的都晚。”
魏琪琪说，这就是她曾经想象的国企生活，朝九晚五，喝茶、泡水、午休。不会有人催着她干活，手机不用24小时保持开机，随时待命，领导半夜也不会给她发微信。下班后同事们谁也不联系谁，更不会彼此打扰。更重要的是，新的领导会跟她说“谢谢，辛苦了”。即使是客套话，也是以前在大厂的领导从来没有跟她说过的。
端午节的时候，她收到了公司发的大豆油、鸡蛋，每个季节还有毛巾。工会经常举办一些小活动，比如前段时间的趣味运动会，奖品有早餐机、体温枪、运动手环等等实用性很强的东西。以前，她领工作和生活用品会限量，比如纸巾，每周领取一次，每次领取一包，瓶装水只能给外来人员准备，内部员工不可以喝。来到新公司后，她觉得以前的公司“太抠了”。魏琪琪来行政处领中性笔，“我说要两三支，人家直接给了我一盒。”
现在，她每天五点钟按时下班，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橘色的晚霞，然后选择和男朋友去吃一家烧烤店，或是和父母去楼下的市场买水果，要么回家拼一会儿乐高。日子从这些琐碎的瞬间溜走，魏琪琪感觉到幸福。
魏琪琪讲话的时候总是带笑，性格温温柔柔。后来的领导提到当时她面试成功，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的性格比较好。另外一点不同之处是，她身边的同事突然从同龄人变成了“xx姐”“xx哥”（偶尔她忍不住很想叫叔叔）
“兜底方案”
国企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项目没做好，团队也不会解散。韦力发现，自己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个项目，“你可以先慢慢立项，再慢慢开启动会，之后招外包进来帮你干活，你自己甚至都不用去写基础的代码。”他成为了“传说中的甲方”。“你只需要social一下，挑选供应商、维护系统、一起做开发管控一下质量就可以了。”
“在以前，公司更看重你当下能够带来什么价值和产出。”也许是担心太过安逸的环境不利于发展，韦力说，他所在的国企会主动组织培训，鼓励考证，让员工去学习和“进步”。韦力感到自己被当成一个“自己人”来对待。
不同于在互联网经常出现的薪资倒挂现象。在国企，员工的工龄和薪资成正比。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这里工作，要想达到曾经在互联网大厂那样的工资涨幅，几乎是一种天方夜谭了。
“国企的稳定性和平均主义，对于不是特别优秀的人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兜底作用；但是如果对于那些出类拔萃的优秀的人来说，又有一种很大的限制作用。”在新的公司里，很少会有绩效差一档，工资就差出十万八千里的现象发生。“其实你干得再好，一年算下来工资顶多比别人多百分之十。”
但在互联网，员工的工资奖金与绩效强绑定，“绩效差一个等级，年底可能就差出几个月的工资和奖金来了。”国企的工资等级除了与职位直接相关外，还关乎学历、证书、工龄等诸多因素。“大家的收入其实都差不多，你卷不卷对别人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大家就都不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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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没有烦恼。国企的技术底层逻辑不如以前在大厂时完善，老旧的系统和满是BUG的代码让他略有不习惯，频繁的会议和繁琐的流程不是什么新鲜事，与同事共事和沟通也一度成为了一个难题。
以前在大厂，遇到项目卡点难以推进的时候，他可以不断push对方，甚至向上反馈，“你直接去就事论事，把事情解决掉就可以了。”因为在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绩效驱动来完成的。
当绩效不再是第一影响要素，之前韦力适应的那套逻辑就随之失效了。
刚入职的时候，韦力发现很多同事已经五十多岁，马上就要退休了。韦力感到诧异，他们竟然还在一线基础岗位上工作。“除了写代码的工程师，那些给你入职办公卡的行政人员，或者是一个食堂的管理员，或者是一个运维人员，他们的年龄都可以很大，完全不受年纪的影响。”那种“职业危机感”消失了。要知道，在互联网大厂，门口的保安都会有年龄、身高和体格的要求。
韦力的工作遇到一些流程上的卡点，有的老员工比较固执和古板，审批很慢，他也只能等着。“我也找不到什么理由去催他，因为这明显就跟他的绩效没有关系。”韦力试着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想，也不会再苛责对方了。他同样选择等待，反正推不动，也不会有什么惩罚。
后来，韦力成长得更加“圆滑”一些了。在这里，处理好人际关系变得无比重要，“社恐”是不行的。“更考验的是你的人格魅力，逢年过节你要跟同事打招呼，请他们喝下午茶。能够把关系带熟了的话，平时做事情就会顺很多。”
韦力原本以为，来到国企，就像进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江湖。“我之前以为国企可能有很多明争暗斗的东西，但其实好像没有。”工作几年来，他早已习惯了身边的同事来来往往，每年的流动量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但来到这里，韦力发现，“可能一年人员流动的量级也不到百分之十。”在这里，同事之间大概率会一直工作到退休的年纪，大家都很熟络，“毕竟一辈子长期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也不会去得罪什么人。”
“但在互联网大厂就不会，你可能跟隔壁组的同事还没怎么打过招呼，一转眼他就不在了。”韦力反而觉得，在国企更有人情味，“私企比较简单，但是很功利。”他听领导说，“在我们这里，只有员工开除公司，没有公司开除员工的情况发生。”
韦力发现，现在单位的福利甚至比在大厂还要细致——公司有食堂，一日三餐不收费。购物卡、水果、奶茶卡、电影卡、高温补贴、理发费、书报费…… 他把这些交给了父母，“他们很开心，也感觉很有面子，虽然也不值几个钱。”
唯一让他觉得发愁的事情是，现在有了时间自由，却没了身体自由。他热爱旅游，因为疫情离开工作地比较麻烦，需要层层报备和审批，且“出现什么问题，后果自负”。
刚毕业的时候，进大厂、拿高薪，是韦力的目标，他期待自己能够快速提升自己的技术，汲取行业里的养分。到后来，他所在意的东西好像变了。路边的一丛小花，下班的一片夕阳，走很远的路去喝一杯咖啡，这些与“提升自己”无关的事，好像更值得让人珍惜。
这就是他想要的WLB（work- life balance）的人生，韦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