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初冬，今年极寒天气是否会到来暂未可知，但对于中国足球而言，“入冬”的节奏显然更快。近日，有报道表示，中国足协将在新赛季中超实行减薪方案，大概率的标准是：国内球员年薪限额税前500万人民币，外援年薪税前300万欧元。
随着资本泡沫破裂的加速，中国足协在调整球员薪资上动作频频。大幅缩减球员薪资是否能让职业联赛重回理性？对于高薪的遏制是否真能助推中国足球的发展？降薪频频又有哪些连锁反应？对此，新时报记者连线《体坛周报》副总编辑马德兴、中国男足前国脚曲波、《足球报》资深记者陈永，一起探讨薪资影响下的足坛变局。
加速降温，有利有弊
2019年底，中国足协在2020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政策说明会颁布降薪新政，国内球员年薪限额1000万人民币，入选国家队球员上浮20%。今年4月9日，足协又对受疫情影响的各级联赛发布暂时减薪倡议。根据此次曝出的最新方案，新赛季签约本土球员的年薪上限将调整为税前500万元。
连续薪资调控下，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我是赞成进一步降薪的。”马德兴说，“过去十年，中国足球随着资本的大量介入，存在着严重的泡沫现象，球员薪水与市场价值相背离。去泡沫化，控制经营成本是大家总结过去十年经验后得出的共识，对球员收入的控制便是关键内容。”
马德兴表示，由于职业生涯短暂，职业球员的薪水比普通职工多七到八倍，特别优秀的球员达到十倍左右是可以接受的，但目前中国球员的收入远远高于这一标准。降薪之后，球员们也可以再次审视自身与这个行业，重新唤起对于足球最原始的热爱。从长远看，有利于中国足球的发展。“但这也需要一个过程，可能会有两到三年的阵痛期。效果如何还要看球员、俱乐部等能否以行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
曲波则反对仓促的降薪举措。“球员是按能力取酬，能力强的球员就应该拿到应得的报酬，不能单纯为了降薪而降薪，为了保护市场而保护市场，否则球员的积极性靠什么维护？”
作为中国足球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追风少年”曲波见证了中国职业足球的时代巨变，身为参与者且接触过欧洲足球的他也对职业球员的薪资调整有着深刻的认识：“之前我在英超热刺试训时，球队会有技术总监根据每位球员的资料分析和上赛季对球队的贡献来制定薪资标准，以年薪为基础再根据贡献程度设立浮动奖金。一刀切的降薪方式不科学，对于球员也不公平。”
陈永对于这次大规模的降薪持谨慎态度，谈及此次降薪的原因，他透露，今年特殊的情况导致俱乐部经营困难是一方面，但持续两年的中国足坛退出潮是足协决定实施大规模降薪的直接原因。“以这个标准看，足协是想起到一步到位的目的，但本土球员500万人民币，外援300万欧元的标准还是有点低的，这不但会影响本土球员的从业热情，也会导致高水平外援的流失，从而引发联赛精彩程度下降。”
大幅度的降薪无疑会加速中国职业足球的冷静过程，但实施过程中仍有许多不确定的问题。如何舞好这把双刃剑，将考验着中国足球管理者的智慧。
变局之下，暗流涌动
如果此次降薪方案最终得以实施，那中国本土球员的薪资标准将回到甲A末段至中超元年时期，如此大变局之下涌动着滚滚暗流。
“降薪本质上还是一种财务指令，这和U23政策等不同，单靠足协一家单位是无法全面监督的。”陈永说。而且，新政只针对新签约球员，在完全落地之前，俱乐部可选择与薪酬较高的球员突击续约来摆脱政策束缚，“这将从侧面导致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
此外，足协作为主导方颁布新政是否合理也存有争议。
“降薪理论上应该由职业联盟讨论并作出决定，在职业联盟成立之前，中国足协的这一新政也需要在中超总经理联席会上获得通过，获得俱乐部的支持从而减轻负面影响。”陈永说。
“我认为，这个政策由足协制定是不太合理的，现在职业联赛已经市场化了，足协的任务是制定游戏规则，市场化运作交给专家来打理。”曲波说。除了站在风口浪尖之上的中国足协，球员与俱乐部之间也将有一番博弈。
在一次次的政令面前，球员无疑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过去十年内金元足球的盛行，让本土球员享受着高薪的待遇也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足协的降薪初衷是为了维护职业联赛的基石，引导投资人健康理性投资，但如果缺乏充分的沟通，没有完整的政策做支撑，球员们肯定会有反对意见。
陈永说：“现在俱乐部的态度有些微妙，中小俱乐部比较支持，但目标更为远大的俱乐部则有许多顾虑，如果执行同样的标准，球员热情下降，将会影响球队竞争力。”
曲波说：“职业球员大多从小就放弃了学业，全身心放在了足球上，退役后也不适合从事其他行业。在考虑降薪的同时，足协应该考虑拿出一部分经费给退役球员保障，加大力气给退役球员多学习的机会。”
更深影响，在于青训
中国足坛涌动的这场降薪风波不但关系到赛场上的球员，更影响着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过去的高薪造成青少年足球出现价值导向问题。孩子可能是出于对足球的热爱去踢球，但家长更多则出于金钱的考虑，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马德兴说。职业联赛降低薪水，可以让青少年球员与家长沉下心来，对未来的道路做出更理智的选择。
退役之后的曲波一直从事着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他则认为，在中国足球青训体制目前的处境下，保证职业球员收入也是保证足球运动从业者的职业热情。
“中国足球现在为什么不行，就是青训不行，其实青训很简单，就是找到专业过硬的教练对青少年进行培养。我退役后一直从事青训工作，全国各地几乎都跑了个遍，我们现在的青训教练确实水平有限，有的光拿一个B级证，上了7天课就开始带青训，这对孩子是不负责任的。孩子从7—12岁是打基础的阶段，足球的5大基础停、传、带、过、射这些直接关系到成材率，但谁来负责培训和选拔，都需要足协多去关注，下一些功夫。我带01年龄段国少国青的时候去过越南，现在他们搞得非常好。如果我们的职业球员踢球的时候赚够了养老费，或许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青训行业中。”
对于鲁能，长期利好
目前鲁能已经重新集结，备战月底进行的足协杯。这项政策对处于变革时期的鲁能来讲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对于鲁能这种性质的俱乐部而言，由于财务账目清晰，降薪令短期内肯定不是好消息，可能会导致当打之年的球员流失。但由于股权的变更，鲁能不降薪会有调整期、降薪也会有调整期，所以调整期怎样度过是相当关键的。目前来看，这个调整期短则一年、长则三年，三年之后如果政策稳定下来，这个政策对以依靠青训提供球员的鲁能来说是无疑是一大利好。”陈永说。
从1994年职业化开启到如今，26岁的中国职业足球正值大好年华，前路漫漫，或许只有这颗驿动的“薪”早早平息，未来才会更加真实而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