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原指14到16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运动，滥觞于意大利，然后，遍及整个欧洲。
但“复兴”，得有前提，前提是什么？明乎此，才谈得上“复兴”二字。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前提是古希腊，运动方向，是向着古希腊回归，复兴古希腊文化。
然而，古希腊时间很长，范围很大，所以，要找到一个复兴的起点，把欧洲放到这个起点上去，让欧洲兴起。
那么，“起点”在哪里？有一种说法，叫“轴心期”，它就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到的概念。我们可以说，一切文化，在历史上，都有它的分期，古希腊文化，就分出神话时期、史诗时期、悲剧时期和哲人时期。
所谓“轴心期”，指的就是那个哲人时期，不是在古希腊哲学的源头那一刻，而是在它的高峰上的那时光。能被“轴心期”的历史光芒照耀是幸运的。
古希腊有哲人城邦，中国有先秦诸子，他们并世而立，立于公元前500年前后，还有哪个时期比此时更为壮丽？
人类精神，闪耀出理性光芒，穿透神话思维的屏障，东西方文明都从神话传说中走出来，开始讲人的故事。
中国的文艺复兴
有了欧洲文艺复兴这面镜子，我们才发现，不是所有文明，都有文艺复兴，只有经历过“轴心期”的文明才有，人类历史上，文艺复兴也并非只有一次，在一个连续性的文明里，文艺复兴会表现出阶段性，反复出现，多次出现，比如，中国文明。
中国，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文明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曾出现过多次文艺复兴，借用孟子的一句话，叫做“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只此一句，便道出了中国文艺复兴的周期性。
欧洲文艺复兴，是回归到轴心期的古希腊哲人，中国文明自汉至宋，历次文艺复兴，也都以先秦诸子为归依。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认为，雅斯贝斯关于“轴心期”的说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将孔子看作轴心期的中国代表，那么当孔子说“吾从周”时，就不能不把周公也放到轴心期里，如此看来，中国的“轴心期”大约始于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时代。
于周公时代，我们来看当时的世界，来看欧洲文化的老底子，即所谓“二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就发现，这一时期，除了中国有周公，希腊还有荷马，希伯来则有摩西，他们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不亚于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现的那一批巨人们。
因此，我们可以给雅斯贝斯的“轴心期”加了一个开头，因为，谈古希腊，怎么说也绕不开荷马，同样，谈希伯来，哪能不谈摩西？而谈中国，不谈周公行吗？他们是那些巨人的先知。
有了开头，还得有个结尾才行，理性的开头，要以政治文明的成果来结尾。于是，从古希腊，我们看到了政治文明从城邦向帝国、由帝国而希腊化世界的发展，代表人物就是希腊美少年亚历山大；在中国，则是一个从诸侯到帝王、由帝王而皇帝的中国式天下的走向，其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那位中国的秦始皇帝。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轴心期，止于公元前200年前后的秦国统一，而古希腊则终结于亚历山大帝国的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