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训诂之学，是以阐明字义为手段，以读懂古书为目的的学问。它从一开始就不关心，或者说不甚关心字词的发展历史和演变规律。或许在训诂之时，涉及了字词的历史演进，但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很多都由于没有历史的眼光，而往往以“今”律“古”，错误丛出。
陈寅恪先生曾在1936年读过沈兼士先生的《“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后复函，信中有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陈寅恪所谓之“文化史”，并非现在我们语义中的文化史，而是指一种“通史”，即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谓的“文化史”：“有关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专从文化史来讲，则其范围应仍比上述各方面为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由此，我们知道，陈寅恪此语在当时指向一种由文字而观察整个中国历史的研究取径。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陈寅恪提出的研究方法，其实是结合他自身的学术背景而提出的。陈寅恪游学欧洲十余年，深受当时西方学术，尤其是德国学术的影响，历史与语言，天然地成为陈寅恪关注的重点；加之，在与沈兼士通信的1936年，正处在他倾力于“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学术人生阶段，因此对语法、词汇等尤其敏感。不过陈寅恪还有更高的学术旨趣，就是利用国外的方法，重新发现本国历史的价值，并加以涵化，最终构建出中国本位的学术。当然这溢出了此处讨论的主题。但由陈寅恪的学术背景和治学旨趣，可以进一步看出，陈寅恪所谓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史记意义就是借助比较语言学等方法，超越中国旧学体系中的训诂学，而将文字研究引入史学的领域中去。
学术史意义上的古文字学
傅斯年在1936年写作的《性命古训辨证》，与陈寅恪在方法取径上有类似指出，此书将商周甲骨文、金文到先秦诸子典籍中的“性”“命”二字逐一统计并分析，以其来源与演变论述先秦诸子的思想，后推断宋明理学为先秦思想的承继与总结。方法上则是从训诂学、考据学、语言学方法入手，以微观字形、字义建构宏观思想史，鲜明地体现了傅氏“哲学乃语言学之副产品”的学术主张。1940年代，由诗人而成功转型为学者的闻一多在研究《诗经》《楚辞》时，广泛运用了民俗学、语言学、神话学的方法和材料，取得了巨大成就，而闻一多被认为属于“清华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之一，陈寅恪又曾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两者之间的联系或者并非巧合。
陈寅恪的学生杨联陞对乃师的这种研究方法颇为推崇，他在钱宾四学术讲座中专释“报”“保”“包”三字，后来这一讲座的内容汇集成一部书，即《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他在书的附录中提到：“一个字牵涉许多重要事物,则其研究皆可构成一部（不必是全部,亦不可能是全部）文化史。寅恪先生之说甚是。”大学期间曾旁听过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季羡林，在晚年写作《糖史》，从关键词的概念辨析开始，不能不认为是对乃师早年观点的贯彻。
《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作者: 刘翔，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再如移居加拿大的学者刘翔，曾作过一部《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书中选出二十余个关键文字，从“人与神”（原始宗教）、“人与人”（伦理道德）、“人与自然”（宇宙人生）三个角度，循造字本源及其语义演变之迹，系统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建构历程。可谓与陈寅恪先生的提倡暗合。
这些学者的学术倡议或学术实践，其目的是要超越自《说文》以来单纯的文字释义，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文字的演变，循其源流而下，发掘不同时空中，文字的不同使用者、使用对象面对具体的语境，由此不断产生的各种义项。不再孤立地看待文字，而是将人-物-事件-社会-时间作为整体加以研究。自然，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求学者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和能力，超越学科畛域，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文字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超出了传统训诂学的领域，而进入了基于文字和词汇演变的历史学的领域。
陈寅恪的对文字研究的提倡，虽有同辈、门人以及后学的实践，但由于学科分化而自设畛域的情况在后来的学术发展中越来越严重，学术专门化带来的是综合方法研究文字的沉寂，几十年来，除少数学者涉足其间之外，很难看到成系统的优秀著作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