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馆从兴建至今，已有60个年头，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杨力舟说。
杨力舟回忆，1958年，党中央在北京要兴建“十大建筑”，其中就包括中国美术馆。“十大建筑”其中的9项，按计划于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完成，但美术馆没能赶上，党中央决定缩小规模，只建主体大楼，缓建藏品画库和陈列厅、研讨厅。直至1963年5月23日，由建筑师戴念慈设计的中国美术馆向社会正式开放。
唐山大地震时，中国美术馆主楼受损严重，对大楼抗震加固迫在眉睫。杨力舟担负起主持维修的重任。杨力舟特地邀请上级部门相关负责同志来美术馆考察，只见主楼横梁断裂、地基下陷、整体向东倾斜，当即决定闭馆维修。耗时一年，最终消除了主体大楼的安全隐患。“要让新中国的文化设施长久保存，始终屹立。”杨力舟说。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美术馆的艺术品征集与收购速度也在加快。藏品数量的不断增长，就需要更为现代化的保管与维护方式。美术馆主楼加固后，数万件藏品的保护管理，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美术馆首任馆长刘开渠在病危之际仍不忘叮嘱杨力舟赶快建设画库。杨力舟给上级部门写信，陈述新建防潮、防盗、防爆的现代化画库的必要性；邀请吴冠中、常沙娜等艺术家，来到地下藏品库参观指导……1997年，4200平方米、具有国际先进储藏能力的现代化藏画库投入使用。7万余件藏品（包括民间艺术）得到妥善保管。
2002年12月底，中国美术馆主楼扩建升级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画展”“卢浮宫农村写实油画展”等重磅展览陆续亮相；德国大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向中国美术馆捐赠其收藏品；“中国百年水彩画展”“徐悲鸿诞辰百年纪念展”“潘天寿大师绘画展”等各门类美术展览轮番登场……
杨力舟时常会想起刘开渠的话——“我们要把美术馆建成中国的卢浮宫。”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杨力舟在工作中全身心付出。
中国美术馆原研究部主任董玉龙——
“艺术家们的人品、画品和艺品，令人敬佩”
在调任中国美术馆前，董玉龙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了20多年的美术教育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董玉龙便开始参与油画作品收藏、筹办美术展览等工作。多年后回想起来，董玉龙说：“我和美术馆早已结缘。”
有人说，美术院校是有围墙的学校，美术馆是没有围墙、对社会进行审美教育的大学校，董玉龙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来馆工作后，董玉龙发现美术馆工作与学校大有不同。在首任馆长刘开渠、副馆长张谔以及同事的帮助下，董玉龙很快适应了。
董玉龙还记得当年刘开渠和张谔来上班时，经常到三楼董玉龙和同事的办公室里来，跟他们尽情畅谈与艺术相关的各种话题。从美术史聊到当前的艺术发展，大家乐此不疲，十分尽兴。
收藏保管藏品，是董玉龙的一个工作重点。中国美术馆对入藏作品及付费有严格的标准。董玉龙回忆，当时许多作者都不计较稿酬，慷慨地将作品交给美术馆收藏。这让董玉龙很感动，也让他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如今，董玉龙已退休33年，一些往事却时时涌上心头。中国美术馆曾获捐画家潘天寿的名作——《记写雁荡山花》。潘天寿曾一再叮嘱夫人何愔，将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获捐后，董玉龙带上稿酬前往杭州探望潘天寿，却发现潘天寿学生作品的稿酬，都远高出当时美术馆给《记写雁荡山花》定下的稿酬标准。
